古代中国是家国同构的农业社会，这种状态在1949年之前并无多大改观，家族、宗法制度在很大程度上维系了熟人社会。这一切在1949年之后发生了巨大变化，原有的阶层结构被彻底颠覆。这一重塑大约进行了七年时间。期间通过三反、五反、工商业改造、国营化等运动，使得传统中国社会被改造成面目一新的新社会。
　　在新社会中，每个人都被登记造册，只有遵从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那些人，才是国家主人。这些人有一个共同的名字：人民。凡是与“人民”定义不符的人，必将成为被改造的对象。过去的社会上层大都被打倒在地，只有少量民族资本家和知识分子幸免，但他们的社会地位也明显下降。
　　原有的社会底层，虽然在政治身份上“翻身做主人”，但社会地位并无实质变化。向上流动，仍是他们的艰巨任务。农民想变为工人和干部，工人想变为干部，其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制度性樊篱。从军是一条重要渠道，但更多的社会流动是通过另一条通道：政治录用。要实现向上流动，要看三个条件：家庭出身、本人政治表现、上级领导赏识程度。

这八年当中，中国人只有两个身份：市民或者农民。《户口条例》将中国人分为城市户口与农村户口。这种二元划分，在城市与农村之间建立了一个高不可攀的壁垒，农民被牢牢固定在乡土社会，只有极少数农民的后代，可以通过升学或从军，变为城里人。它带来的负面影响至今仍未消除。市民享有医疗、福利、教育等多项福利，农民却没有任何保障，九成农民在养活一成市民。
　　古代中国有四种士农工商主要职业。1949年之后，社会职业主要为工农兵学商。看似沿袭了古代的划分，但其内涵与外延却不同。“士”被摒弃，新的排序，并没有把当时形成的干部阶层容纳进去。每个人都被赋予一个身份，这种身份是政治身份，也是经济和社会身份。不同的身份的人，获取的利益、福利、社会地位不同。
　　当时社会身份大致是这么划分的：“以阶级斗争为纲”造就的各种政治身份、城乡分割造就的户籍身份、僵化的人事制度造就的干群身份和单位身份、“一大二公”造就的所有制身份。社会阶层流动机制是与“所有制结构”、“单位制”、“行政制”等一系列制度相联系而构建起来，社会成员之间的流动几乎是不可能的，国家不会容许一个人游离于管理与控制之外。

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原有的社会阶层被打乱。“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口号被提出，基因成为决定人们身份的唯一因素。当时有所谓的黑五类即地主、富农、反革命分子、坏分子、右派分子的子女，后来又加上资本家和黑帮的子女，扩展为黑七类。
　　黑七类没有上升渠道，他们一生下来就是人民的敌人，在升学考试、入团入党、毕业分配、招工参军等方面受到严重歧视。
　　与黑五类相对的是红五类即革命军人、革命干部、工人、贫农、下中农，后来也泛称他们的子女。这些人有先天的政治正确性，也称“自来红”。红五类在利益分配（升学、招工、晋级调资、分房、医疗等社会流动的机遇和福利）上，享有优先权；在政治参与（参军、提干、参选人民代表、从政为官）、接班人的培养（入队、入团、入党、选拔各种积极分子和入选干部后备队名单）上，享有优先权；在运动对象的选择上，享有豁免权。红五类在社会生活中处于核心位置，甚至拥有对黑五类的合法伤害权。他们是游戏的参与者，也是裁判者。

改革开放开始，社会利益日趋多元化，理论上可以促成了阶层的分化与流动。但是学者的分析显示，从1980年以来，在处于较为优势地位的国家与社会管理者、经理人员、专业技术人员阶层中，代际继承性明显增加，较低阶层子女要进入较高阶层的门槛反而增高了。数据显示，1992年以后，干部子女成为干部的机会，是非干部子女的1.5倍。农家子弟只有考上大学或者招工，才能成为城里人。那个时候考大学和招工都要注明自己的出身，还要求历史清白，这使得很多优秀的人才只能长期呆在农村。
　　改革开放之后，许多早年下海的人成为私营企业主或者民营企业主，在正统的阶层建构中，这是一个新的阶层。在不断修正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理论之后，他们的地位在1992年被正式承认。
　　总体来说，1978年后，社会阶层流动逐步由“封闭”向相对“开放”转变。首先，社会阶层的流动率和“群际交往”正逐步扩大。其次，后致性因素逐渐取代了先赋性因素，从而逐步形成一种现代社会流动机制。

著名作家杨继绳在《中国当代各阶层分析》一书中，介绍了农民、工人、流动民工、私有企业主、知识分子、官员、新买办、社会有害阶层等八个不同的社会群体，并且综合成一个社会阶层整体结构模型。这种划分主要基于职业而非政治标准或者所有制。这些阶层之间也有流动，但从较低阶层流向较高阶层非常困难。
　　与前几十年相比，工人阶级已不再被人羡慕。许多国有企业被改制为私有企业，工人下岗不断，收入减少，政治地位下降。为此，国家启动“下岗再就业”工程，试图让工人阶级至少在经济地位上能得到些许恢复。
　　城市化与工业化的推进造就了一个新的阶层：农民工。他们农忙时务农，农闲时进城务工。年轻一代选择制造工厂或餐饮服务业，中年人则只能选择建筑工地，或者做小摊贩等小本经营。在种种制度的约束下，他们很少能成为城市的真正一员，他们是城市与乡村间的“候鸟群”。城市里鳞次栉比的高楼大厦在他们的手下成型，但他们却从来不可能再走进这样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