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林语堂的批评实在冤枉了中国人，要论医学的荒谬和古怪，几大文明古国都不相上下。在古埃及的几种古写本纸草纸医书中，埃伯斯（Ebers）发现的公元前1550年的古医书记载着大约700种药物和800种药方，其中包括各种动物血液以及粪尿、乳汁和胆汁皆为药材。动物和人的粪便、脑浆常涂抹在体表用以驱魔，蜥蜴、鳄、鹈鹕和婴儿的粪便治疗眼疾，鸟粪和蝇屎也作口服。各种动物的血液都用于医疗，如在拔除倒睫后涂上动物血，以图预防再长。还有用油炸老鼠搽头，防止头发变白；老鼠烧烤成灰和以乳汁治疗儿童咳嗽。

比《本草纲目》稍晚的《1618年伦敦药典》，也收罗了大量偏方，其中动物药有胆汁、血、爪子、鸡冠、羽毛、毛皮、毛发、汗液、唾液、蝎子、蛇皮、蛛网和地鳖等等。三四百年前，加拿大的欧洲医生应用黄蜂窝和苍蝇煎汤治疗妇女不孕，理由是这些昆虫能大量繁殖。西伯利亚的伊捷尔缅人和雅库特人吞食蜘蛛和白虫来治疗不育，这些做法与我国民间的活吞蝌蚪似是异曲同工。中医的兽血治病 ，欧洲也曾有过，19世纪末，巴黎的女士们如果身体不适，可能会去屠宰场喝一杯鲜血，以恢复体力。当时西亚有“印度医学”，欧洲国家则大体上是顺势医疗的天下，日本、韩国等中国周边国家都传入中医，逐渐形成了汉方医。

不过随着现代医学的产生和发展，这些地方性的传统医学逐渐了退出历史舞台。西方传统的顺势医学、放血疗法等等，在现代医学的进逼下风雨飘摇，地位已经相当于中医和巫术医疗；日本在明治维新中大量引进欧洲的医学，对医疗系统进行彻底改革，也已经摈弃了传统医药；目前在亚洲，只有中国和韩国传统医学仍能占据相对主流的地位。

人们并非一味排斥偏方，现代医学从传统医学中吸取营养的例子不胜枚举。使用植物、动物和矿物等天然物质作为药物，不仅仅是传统医学的专利，现代医学也一样继承和采用。西方疟疾肆虐的时代，人们发现金鸡纳树皮可以治疗疟疾，后来才从金鸡纳树皮中提取出了奎宁。动物的甲状腺肝脏和消化酶类等曾被用作药品，但甲状腺素和维生素早已由工业方法生产，制剂精纯，安全方便，已无需再用动物制品。

尤其是20世纪三十年代以后，随着医学和化学的跨越式发展，化学药物的大量问世，天然药物逐步退出了临床应用。而今天仍然作为“偏方”的药物，大多是经不起现代医学的检验而被排斥在外的，例如治疗癌症的“偏方”很多，但如果真的有效，各大国际医疗集团早就可以停止每年数亿美元的科研投入，买下它的专利就可以了。

科学哲学大师波普尔曾言，可以证伪的才叫科学，而伪科学则不具有可证伪性。伪医学的一大特点，就是无论结果怎样变化，都不影响药方“有疗效”的结论。例如有人拿人参举例，服用以后无论产不产生效应，服用者都觉得“很补”，打鸡血也是一个例子，打了以后没事就觉得是鸡血效果好，防病；打了以后得病的，觉得多亏提前打了鸡血，不然早就病死了。药死近百人的“神医”胡万林，主要药方就是用大锅熬芒硝水，不管什么绝症，病人喝下去都说有效。

其实，如果去一些一级医院，二级医院的划账缴费窗口看一看，就能明白“偏方”大行其道的真正原因，中国已经步入老龄化社会，慢性病老龄病也进入高发期，而动辄几百上千元的药费，显然让人们对医院之外的治疗方式心存幻想。

治病不如防病，鼓吹“偏方”更要如此。从《求医不如求己》的“中里巴人”到宣布《病是自家生》的“太医传人”刘弘章，各种偏方引领着保健养生类图书的大方向，秘诀仍然是迎合中国人生不起病，也怕生病的心理：在“太医传人”刘弘章的《刘太医谈养生》里面，治阑尾炎，喝点泻药就好了，胆道蛔虫，喝一瓶醋就好了。这位“刘太医”宣传“三分治七分养”，很多一进医院动辄花费几百元的常见病，在他理论中宣布根本不需要治疗。而在刘弘章因制造和销售假药被捕，并对自己诈骗和制假的事实供认不讳之后，他的病人们仍为其奔走呼吁，等待他出来济世救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