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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时代的性质往往决定了偶像的性质。建国后的30年,从战斗英雄、生产标兵到雷锋,公众偶像的选择一直为意识形态所凌驾,偶像的塑造代表了有关部门的意志力。

  但随着改革开放和多元化价值理念的深入,特别是现代传播工具的发展,偶像逐渐从高坐云端般的不可亲近变成了面目清晰、有血有肉的正常人。

  这30年,从最初受到狂热追捧的港台明星,到后来发轫于中国民间各行各业的偶像,中国人经历了从被动接受,到自身创造的过程,偶像变成了一个个体的事情,他无关政治,无关官方,只关系自己。

建国伊始:战斗英雄、革命烈士

毛泽东曾说过“枪杆子里出政权”,出了政权还需要巩固,当然还得靠枪杆子。内战的硝烟还未散尽,镇反运动正开展得如火如茶;东北亚狼烟四起,朝鲜战争的爆发,把几乎所有大国都卷了进去。这个时期,枪杆子决定生存与发展,枪杆子就是话语权,被树立起的大众偶像,毫无疑问只能是战斗英雄与革命烈士。
  董存瑞应运而生,这位来自河北怀来县的年轻人,在内战中因“舍身炸碉堡”被媒体广为报道,他的事迹1955年被导演郭维拍成电影,更把这位小伙子的知名度推向全国。与董存瑞相对应的,是另外一位同样在内战中牺牲的女烈士——刘胡兰。董存瑞纪念碑和刘胡兰纪念馆五十年代中期先后落成,毛泽东为刘胡兰题词:“生得伟大,死得光荣”,朱德则为董存瑞题词:“舍身为国,永垂不朽”。
  随着朝鲜战争的爆发,黄继光、邱少云、罗盛教等“最可爱的人”相继加入偶像行列。这当中最著名的就数被授予“特级英雄”称号的黄继光。1952年1月21日,《人民日报》刊登新华社一则来朝鲜前线的报道,讲述志愿军某部通讯兵黄继光用身体堵枪眼的故事。文尾写道:“战斗结束以后,战友们在黄继光的身上找到九个机枪子弹射透的洞口。一个指挥员带着深厚的感情连声地说道:“马特洛索夫,中国的马特洛索夫!”于是首个最正牌的中国“马特洛索夫”正式诞生”。


英雄一旦“特级”了,他所在的那个时代也无疑就是个“特殊”年代。图为邓小平为黄继光纪念馆的题字。
 

毛泽东当年亲笔为她题词:“生的伟大,死的光荣”,树立了其一代革命偶像的历史地位。
   在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人相继题词批示后,董存瑞炸碉堡的事迹迅速传遍大江南北,成为新中国偶像运动中的第一代杰出典范。
大跃进:生产标兵、劳动能手

战争硝烟逐渐散去,经济和社会秩序恢复正常,生产劳动成为新的时代主题。1958年,中共八大二次会议,拟定“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建设社会主义”的总路线,一场战天斗地,轰轰烈烈的大生产运动拉开序幕。
  “战斗英雄”服从时代的需要,把媒体版面让给各种劳动能手、生产模范。“铁人王进喜”,“掏粪工时传祥”,“好书记焦裕禄”,“铁姑娘队队长郭凤莲”,为最有代表性的全国知名偶像。“石油工人一声吼,地球也要抖三抖;石油工人干劲大,天大困难也不怕”,“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宁肯少活20年,拼命也要拿下大油田”,铁人的名言响彻中国大地。
  文革临近,光是生产能手已不顶事儿,这叫只专不红。被认定为用“毛泽东思想指导出来”的劳动模范还能继续扮演偶像角色,一些当年红火过的劳动偶像,因为有支持黑路线的嫌疑被打入冷宫。时传祥遭到批斗,王进喜在周恩来保护下幸免于难。
  以阶级斗争为纲的文革,劳动偶像不再似以前那么吃香,逐渐被“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革命战士们所替代。


和毛主席握手的瞬间奠定了王进喜偶像的时代特征,但他在文革中照样被迫害也是不争的事实。
 

兰考县委书记焦裕禄。
  掏粪工时传祥在成为劳动能手,晋身一代偶像后。也因为与刘少奇的密切交流,在文革中惨遭江青迫害。
文革:“俺们这旮都是活雷锋”

一位湖南籍战士,从东北走向全国,几乎成为贯穿整个六七十年代的标志性偶像。雷锋的战友,沈阳军区工程兵宣传处干事张峻,是把雷锋从一普通战士推向全国楷模的功臣。他在连队采写的一篇题为《节约标兵雷锋》的报道,引起了沈阳军区的重视,在上级“改写成忆苦思甜典型”的要求下,张峻与新华社驻沈阳记者组成写作小组,经过一改再改,被意识形态外壳层层包裹的雷锋诞生了。
  雷锋生前所在的班被国防部以他的名字命名,国家领导人先后为之题词:“学习雷锋做毛主席的好战士”(朱德)、“向雷锋同志学习”(毛泽东)、“学习雷锋同志平凡而伟大的共产主义精神”、“向雷锋同志学习:憎爱分明的阶级立场,言行一致的革命精神,公而忘私的共产主义风格,奋不顾身的无产阶级斗志”(周恩来)。
  随后,全国开展了声势浩大的学雷锋活动,3月5日被定为学雷锋日,这位湖南年轻人变成家喻户晓的人物。即使到今天,“俺们这旮都是活雷锋”仍然传唱大江南北。事隔多年,面对诸多质疑,张峻又成为还原真实雷锋的功臣,剥除一层层假大空的政治外壳,向世人展现一个有血有肉的普通战士。用今天的观点来看,一个有缺点有爱美之心的人性化雷锋,显然更加可爱。


作为最高领袖着力塑造的时代偶像,熟读领袖著作也是必选动作之一。
 

雷锋随着时间的推移变成了一种精神传承了下来,即便是今时今日,他的印记还是一样鲜明。
雷锋是红色年代从凡人到神人包装得最成功的政治偶像。
改革开放:“靡靡之音”启蒙大众文化

邓小平启动改革开放,丰富人们物质生活的同时也丰富了精神生活。关于偶像最重要的特征就是逐渐摆脱政治色彩,尽管政治型偶像并未完全退出精神领域,真正的大众偶像却随着人性复归,大众文化兴盛,一个个冉冉升起,在两者的角逐中,前者可以说毫无还手之力的败下阵来。
  文革结束,极左狂潮渐退,科学知识推动生产力的观点再次被确立,勤奋学习,建设四化的偶像走进人们的视野。《中国青年报》应景地推出了一位新星张海迪,她的故事感动了无数国人,这个高位截瘫,刻苦自学文化的女子被定为全国宣传的偶象,并获得“八十年代新雷锋”和“当代保尔”的极高赞誉。1989年,四川石棉县中学生赖宁,因救山火牺牲,被团中央和国家教委授予“英雄少年”称号,在全国青少年中掀起学习大潮。
  他们是国家在八十年代推出的偶像,较之以前,他们不再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更具励志意味,但却遭逢大变革时期,却遇到众多强大对手。
  听,港台美日文化大潮已惊涛拍岸,将卷起千堆雪,江山如画,一时多少豪杰。七十年代末,陈景润成为公众偶像之时,邓丽君的“靡靡之音”已穿透战云密布的海峡,突破层层围追堵截,在年轻人中私下疯狂传播。她那甜美柔情的歌声,预示着一个真正大众偶像时代即将来临。
  八十年代是港台偶像“执政”,日本美国偶像辅佐,那时能够与他们略微抗衡的大陆偶像,影视方面有个刘晓庆,流行音乐方面有个崔健。奏响才刚序曲,一个全盛的十年亦迫不及待地向人们走来。


1983年3月1日,《中国青年报》头版头条报导了张海迪的事迹,在全国掀起巨大反响。
 
  中国摇滚乐的领军人物崔健。
  从某种意义上说,邓丽君是内地原创流行音乐的启蒙者。这是人们在《红色娘子军》之外,听到的一种天籁之音。
鼎盛年代:天王当道,诸侯割据

港台文化产业经过七八十年代黄金期的磨砺,以成熟身姿进入日益开放的大陆市场,一路势如破竹,所向无敌。九十年代初,原有的偶像继续开疆拓土,巩固阵地;老到的港台造星工厂令人目不暇给,隔三岔五便会蹦出一个巨星,所到之处,警车开道,两旁有男女粉丝热泪盈眶地大呼小叫,那种壮观场面,今天难得一见。
  小虎队热潮方兴未艾,香港四大天王(刘德华、张学友、黎明、郭富城)已率领千军万马滚滚杀来,经过一番激烈争夺,最终与台湾的四小天王(林志颖、金城武、苏有朋、吴奇隆)罢战讲和,大家“联合执政”吧。四大天王与四小天王称霸归称霸,但江山绝非大一统,诸侯割据的局面总也解决不了,有力的挑战者一个接一个出现,王菲、孟庭苇等巾帼偶像统治着另一个“国度”。
  与之前对政治型偶像的态度大不相同,粉丝们对大众偶像是一种发自内心的“爱”,爱他的忧点,爱他的缺点,爱他的人,爱他的狗。随着录像带、LD、VCD、DVD的交替兴起,盗版碟的泛滥,欧美影视歌偶像,不管是过气的,还是当红的,一口气来个诺曼底大登陆,各自打出一片天。


  刘德华、张学友、郭富城、黎明昔日的合照。
 
  孟庭苇曾在90年代媲美任何一位天后。
  小虎队的三只帅气的小虎曾以摧枯拉朽之势把校园中其它歌声扫荡一清。
二十一世纪:我的偶像,我做主

韩流是新千年的新景象,这个词,据说最早由某京城记者在20世纪最后一年所创,那年人们开始感到“寒(韩)意”。五六年内,李贞贤、Rain、张东健、张瑞希、裴勇俊、李英爱、权相宇、全智贤、东方神起等韩国偶像如潮水般涌来,一浪比一浪澎湃。
  本土最值得一说的当然是刀郞和超女的崛起。在此以前,人们从未感受到本土偶像能红到如此发紫的地步。有人开玩笑说,每个公共厕所、每辆出租车、每个发廊都能听到那高亢沙哑的歌声。超女引发的狂潮更加“骇人听闻”,甚至惊动了西方媒体。以前的偶像出现在人们眼前时已金光灿烂,这一次,平民大众共同参与和目睹山鸡变凤凰的全过程。李宇春2005年10月登上美国《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堪称中国偶像史上划时代的事件。超女们狠狠遏制了一下韩流的汹涌势头。
  进入本世纪头十年末期,生活多元化,品味个性化必然导致偶像阶层大力分化。易中天,于丹作为学术超男超女红遍大江南北,又是一道奇特的风景线。韩寒、郭敬明等文坛超男的影响力,亦不亚于某个影视明星。如今年轻人奉行的王道只有一条:我的偶像,我做主。


  自央视《百家讲坛》一炮而红后,易中天被冠以了“学术超男”的别称,坊间各种搞笑版也不一而足。
 
  80后作家韩寒,以出位的个性与犀利的文字游走于文学与赛车之间。
  李宇春的外表、风格和成名方式都是颠覆传统的,因而具有极大的争议性。
 

 
  从1990年代开始,由官方推动的造神运动逐渐减少,也很少有成功的案例,最多只是在党员层面进行宣传和学习。有关部门显然也意识到:强加的说教并不能收获尊重和教育意义。
  这60年,偶像史经历了两个重要转变:一是从政治型偶像到大众化偶像的过渡,这是中国人心智的第一次解放,宣告了政治不能再完全统治人的内心;二是偶像的分散,现在已经很少有人能成为全民偶像,人们的兴趣点越来越分散,对一个偶像的看法也可能越来越不同,这是第二次解放,也是中国社会多元化的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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