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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牛党”也就是“票贩子”,有人这样描述这个群体,“恃气力或势力,采购物资及票务凭证后高价出售以图利”。“黄牛”深谙物以稀为贵的道理,以黑市的方式,实现某些稀缺商品的市场化流通。事实上,“黄牛”打破了垄断和特权造成的分配不合理,这或许正是我们喜欢“黄牛党”的原因。
我们为什么喜欢“黄牛”
一名旅行在人群中举牌求购火车票。
北京奥运会期间,一名老外胸前挂着牌子求购奥运门票。
在医院大厅过夜等待排号的“黄牛”。
警方公开处理倒火车票的“黄牛党”。

调配余缺,让稀缺商品流通
有人将春运车票紧张、看病专家号难求、热门球票难买归咎于“黄牛党”。实际上,分配过程的不透明,造成了这些票源、号源大量被直接权力部门所掌控,而“黄牛党”要获取这些资源只能是走隐秘途径或排队购买。如果没有“黄牛党”出现,紧缺问题同样存在。

而“黄牛党”的出现,客观上让不可能变成可能。例如,某场热门演唱会的贵宾票一票难求。这些票往往被赠送给了赞助商、主管单位、媒体记者等。对公众售票之时,这些票就早已被瓜分。如果没有“黄牛党”收购,这些赠票因为持票人和潜在买家缺乏交易平台,而并不能有效流转起来,往往被白白浪费。而“黄牛党”的出现,大大降低了这些票重新返回市场的交易成本。

此时的“黄牛党”相当于市场的润滑剂,一方面将仅存的票兜售出去,一方面又以加价的方法将能承担更高价格的潜在客户甄别出来、让资源得到最优的配置,不仅自己获利,同时买家也满足了自己的需求。

“黄牛”业务范围广,满足多方位需求
有人曾列举了一份在大城市生活更美好需要认识的人名单,这些人包括,儿科医生、妇产科医生、省重点中小学校长、房产中介、车管所交警等,这些人几乎全是垄断性行业人员或特权人物。而如果你不认识这些人,或许认识一个靠谱的“黄牛”也是一种不错的办法。
“黄牛党”的业务范围广泛,涉及火车票、医院专家号、球票、演出票、经适房房号、验车、换外汇等。此外,如找工作、落户口等高端业务,一些“黄牛党”也能搞定,只不过价格可能也更高而已。这些业务,满足了用户多方位的需求,而认识一个靠谱的“黄牛”所付出的成本,或许要比认识那份名单中的人小得多。“黄牛党”,正是架设在你与这些人之间的桥梁。
“黄牛票”票价由市场决定
“黄牛票”有市场,与其价格定位合理有关,如果价格高的离谱,自然失去市场。
囤积在“黄牛党”手中的票有时效限制,如果不能在截止时间前出手,这些票将成为废纸。这决定了如果“黄牛票”价格超出买主的承受水平,将有价无市。所以,黄牛票的定价也是一门学问,既要尽量提高价格差,使获利最大化,又要保证能将票售出,防止血本无归。这种市场化的议价机制,也决定了其价格必然在合理范围内。一般说来,一张火车票,其价格不可能高过同程飞机票的价格。
根据铁路部门的规定,火车票退票要扣票价20%的退票费,并且发车前两小时内不允许退票,所以越临近发车时间,“黄牛”承担的风险越大,乘客的议价空间也就越大。可见,“黄牛票”不可能漫天要价。
购买“黄牛票”能节约成本
从经济学角度分析,购买比原价高一些的“黄牛票”有时更划算。虽然火车票售票窗口销售的是原价票,但如果算上排队购票付出的时间成本、人力成本、购票付出的交通成本和买不到票的风险成本,并不见得比购买“黄牛票”划算。有的“黄牛”正是看中了这一点,他们提供优质的服务,例如送票上门,多购打折等。综合权衡成本之后,很多人宁愿加价买黄牛票,也不愿去售票点排队购买并不一定能买得到的原价票。
可见,“黄牛党”使资源配置更加灵活,不仅“黄牛”自己获利,顾客实际上也是受益者。
“黄牛党”有时炒低票价
“黄牛票”票价也不总是高于票面原价。除了因为时效原因,黄牛赔钱甩票,有时“黄牛党”因为低价票源丰富,也故意炒低价格。这种炒低票价情况多为比赛票、演出票。主办方因票价定价过高等原因造成正常渠道的门票销售惨淡。为保证上座率,主办方大量赠票,这些赠票流入“黄牛党”手中后,一路将票价向下炒,消费者可以以很低的价格买到票。
例如,2009年9月,上海国际田径黄金大奖赛上,“飞人”刘翔复出。赛前,主办方为让8万人体育场坐满人,赠出大量比赛票。临近比3小时,原价980元的高价票已经被“黄牛党”炒低至50元。原价200元的低价票,10元就能买到。“黄牛党”的炒作让票价跳水近20倍。
对于消费者来说,买低价的“黄牛票”显然要比去售票窗口买原价票划算。而在上述流通环节上,所有的参与方均为受益者。

该治理的不是“黄牛党”,而是垄断和特权
“黄牛党”被执法人员集中到一起。
  “黄牛党”被缴获的大量火车票是从哪里来的?
  火车票何时才能不再一票难求?

票源紧张的责任不在“黄牛党”

以春运为例,造成春运火车票紧张的责任不在“黄牛党”。“黄牛党”倒票,实质上是一种中介行为,其本身并不是火车票的实际控制者。火车票如何分配,分给谁,这些权力掌控在铁路部门手中。“黄牛”不可能绕过铁路部门,直接将票打印出来。
“黄牛党”要获得火车票,或者从权力部门手中买,或者去售票窗口排队搞人海战术。如果采取第一种途径,权力部门实际上才是真正的“黄牛党”,而买票的“黄牛党”则相当于我们购票人。如果没有“黄牛党”,因为票源分配的不透明,同样无法保证这些票进入售票窗口销售,而很可能以“关系票”的形式被倒卖。所以,造成票源紧张的责任在权力部门人员的监守自盗,和垄断造成的票源分配不透明。
“黄牛党”是垄断者的工具
市场交易由买方和卖方构成。如果形成卖方市场,即商品少而需求多,按市场经济规律,价格应该上涨。但是,在火车票的销售上,因为实行价格管制,票价不可能随着需求多而涨价。此时,掌握火车票分配权的铁路部门及工作人员手中的权力就有了转化为利益的条件。但这种转换显然不能公然进行,而“黄牛党”的出现,正好适应了他们的需求,将票卖给“黄牛党”,由“黄牛党”承担风险并获取一定利益。
因为这种垄断的机制没有破除,所以火车票实名制自然也就无法起到让售票公平的作用。近日,有媒体报道称,一些“神通广大”的“黄牛”,只要报给他身份证号,就能搞到实名制火车票。而要让身份证信息出现在火车票上,显然不是靠“黄牛”排队能买到,只有通过铁路系统内部负责出票的人员才能做到。所以,与其说是“黄牛党”能耐大,倒不如说是垄断利益的获得者客观上需要“黄牛党”冲到前台当炮灰。
只有打破垄断和特权才能实现公平
要实现社会资源分配的公平,必须打破垄断和特权。消除了不合理的制度,各个领域的“黄牛党”自然也就会消退。炒外汇是“黄牛党”的业务范围之一,事实证明,每当国家对外汇兑换的管制政策放松,人们可以直接从银行兑换较多外汇时,炒汇的“黄牛党”就生意惨淡。去年,北京的一些医院实行收费电话预约挂号制度后,医院炒号的“黄牛党”也明显减少。可见,打破单一的垄断模式、让市场价格机制调配社会资源,“黄牛党”也就无用武之地。
要解决备受关注的春运问题,打击“黄牛党”同样治标不治本。今年,铁道路还推出一系列打击铁路系统内部人员倒票行为的措施,例如规定出票人员不许带钱包上岗等,但这些规定仍是自己人监督自己人,效果也自然无从保证。让火车票分配真正公开、透明,让铁路部门的权力受到外部监督、让价格市场化才是春运的解决之道。

 
   “黄牛党”实际上是特权垄断下,分配机制不透明的产物。“黄牛党”适应了市场需求,客观上是在用市场的方式,纠正垄断造成的社会资源分配不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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