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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7月11日,任继愈、季羡林两位著名学者驾鹤西去。两位老人的同时离去,无疑是学术界的重大损失,但诸多媒体都用“国学大师”之类的字眼作了大篇幅报道,似乎不加诸这样的字眼,就不能突出这两位老人的重要性。
  近年来,无论学界与民间都存在对“国学”与“大师”的过度热衷,实则一般人对国学知之甚少,“大师”一词更是被随意搬用。季羡林所研究的领域本不属于国学,媒体却再次感叹“最后一个国学大师走了”,说明国人对“国学”与“大师”的误解仍在继续。详细
 “国学不是学”
由国学网、人民大学国学院等联合举办的“我心目中的十位国学大师”网民投票评选结果是:王国维、钱锺书、胡适、鲁迅、梁启超、蔡元培、章太炎、陈寅恪、郭沫若、冯友兰。

国学的概念太模糊
国学的概念源自日本。清末的中国正处于西学东渐、文化转型之际,在“国无学则不立”观点的影响下,“国学”被中国士人借来指与西方学术相对的、中国本国的学术,即所谓“国学者何?一国所有之学也”。然而这个概念天生就存在着某些缺陷,从学科分类上看过于泛泛,不够严谨,以傅斯年为代表的学人从学理上对国学提出了根本性质疑,因此有“国学不是学”之说。
直到今天,国学也没有一个足够明确、权威的定义。一般认为,它包括中国传统的哲学、史学、宗教学、文学、礼俗学、考据学、伦理学、版本学等;以儒家思想为主流,并包诸子,因此医学、戏剧、书画、星相、数术等也可算入国学范畴。但这样一个概念并不符合西方严谨的学科分类方法,也时常遭到质疑。

国学从未成为主流
民国时,国学在革命、启蒙、救亡等相继而来的社会思潮下多少显得保守,因此,在一次次的论争中难以成为文化与学术的主流方向。建国以后,留在大陆的国学学者由于受主流思想的影响,自觉或不自觉在一次次运动中接受了马列主义思想改造,改变了原有的学术思想与研究方法,如冯友兰、任继愈等以唯物主义研究中国哲学,范文澜、翦伯赞等则以唯物史观治史学。从学术独立的角度来说,此时的主流国学学者所采用的研究方法已非传统那一套,而主流以外的国学则因其保守性,在破旧运动中遭遇的几乎是灭顶之灾。
1980年代,政治高压的乌云逐渐散去,学术开始焕发新生。此时学界乃至整个社会都倾向于追求西方文化、追求现代性,国学在早前经历的打击尚未恢复,又不得不面对被西学边缘化的窘境。

 “国学热”其实是虚热
  到了1990年代,一度被冷落的国学忽然之间重新回到公众视野。接踵而至的国学院、国学讲座、先贤祭奠、汉服流行、全民历史热……这给了中国人一种错觉:传统文化正在复兴。同时,对于与国学有关的、知名度大的文化人,媒体动辄冠以“大师”之名,也将公众对国学的认知带入了愈行愈远的误区中。

国学再度成为“宠儿”,虚热表征值得观察。
于丹:“现在我到各处被人说成是讲国学的,这让我啼笑皆非,我带的硕士和博士生专业都是广播电视学,其实我的本行是教影视传媒学的。”

“国学热”是为了消除西方影响
事实上,1990年代开始的这股所谓国学热,其兴起的原因十分复杂。一方面需要为传统文化正名,以此在思想文化领域内消解曾在中国盛行一时的西方思潮的影响。另一方面,需要在中国寻求崛起的过程中,在全球中找到身份认同。在此背景下,媒体和学界也联手助推,“传统”、“民族”等概念的价值被拔高,如当时季羡林就有过“三十年河西,三十年河东”的预测,认为西方文化将让位于东方文化。普通公众的民族热情因此被唤醒,人们开始相信,中国文化将成为21世纪的主流文化。
然而这样的“国学热”是一种虚热。真正的国学成了几乎无人继承的绝学,早已并仍然躺在高阁里的故纸堆,乏人关注。公众视野中甚嚣尘上的国学,其实只是表面的繁荣。1990年代以来,人们津津乐道的国学大师,更有不少是名不副实的。

这些人,其实不是“国学大师”
鲁迅 2007年,国学网联合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百度国学评选出“我心目中的十大国学大师”,鲁迅之名赫然在列。鲁迅确实在整理国故方面做了一些工作,但他的主要贡献并不在国学方面,并且提倡少读甚至不读古书。
  季羡林 季羡林一生主要的学术成就在于对吐火罗语以及印度文化的研究,称其为印度学家或“学术大师”并不为过,但冠以“国学”之名,于理不合。季羡林本人也强调,自己绝不是国学大师,连“国学小师”都不够。
  文怀沙 因为年寿颇高和特立独行,媒体往往将“国学大师”、“大师风骨”之类的词不加分辨地安在文怀沙身上。其实他“没有什么学术论文,所以在研究领域可以说没什么地位”(郭建勋语),“国学界或学术界从来没有将文氏当成什么‘大师’”(葛剑雄语)。
  余秋雨 余秋雨是散文家、戏剧学者,但在国学领域并无论著,跟“国学大师”的称号风马牛不相及。
  于丹 于丹的演说为“国学热”再添一把薪火,但她对先秦典籍的普及更多的是加自己的阐释,曲解了原典的精神,也误导了受众对国学的理解。

 “国学大师”有三个标准
  钱钟书、启功、季羡林……当他们离世的时候,总有媒体哀叹“最后一个国学大师走了”或是“从此再无大师”,而不顾饶宗颐等学者依然健在。更大的问题在于,媒体这样的称法有何根据?“国学大师”的标准究竟是什么?

文津阁四库全书
钱穆治学上受“六经皆史”的思想影响较深,对中国历史尤其是对中国历代思想家及其思想源流的研究和考辨,均自成一家之言。

“大师”只能以学术水准来评判
说到国学大师,人们经常浮现出皓首长衫、仙风道骨的形象。这是在媒体长期误导之下形成的成见。真正的大师,应该以学术成果及水平而论,而年龄、师承、国籍等等,都不应成为评判一个人是否国学大师的标准。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周桂钿指出,国学即中国学,主要研究对象经史子集,如《四库全书》。 “国学大师”第一个基本条件就是有比较系统的国学知识。《四库全书》卷秩浩瀚,看完不是必要条件,但知道得多一些是需要的。第二个条件是对这些典籍中的某些内容有较深的研究,有创新的见解,即对国学研究有所贡献。第三个条件,对国学有深刻的领会,有的推崇,有的批评,都对国学的发展起过推动作用。孤陋寡闻者难称大师;知识面虽广,却不雅不精,也难称大师;道德情操有大亏损者,不足为大师。详细

他们是曾经的大师
章太炎 在经学、史学等学术领域都极有造诣,但由于鲁迅对其的评价强调其革命精神和思想深度,相对忽略其学术业绩,奠定了相当长时间内大陆评价与研究章太炎的主调。
王国维 学贯中西,确立了较系统的近代学术标准和方法。在文学、美学、史学、哲学、古文字、考古学等领域成就卓著。
钱穆 其《先秦诸子系年》考证数十本秦汉古籍,排出先秦时各事件的先后顺序。通史性论著《国史大纲》贯彻了钱穆的思想观点:强调传统的价值,反对近代中国学术界盲目否定传统的态度。
陈寅恪 开创了以诗证史、以史解诗的学术方法。主要研究中古史,1949年以后留在大陆,在困境中倾尽心力撰《柳如是别传》。提倡为人治学当有“自由之思想,独立之精神”,并且一生践行。

海外有当代“国学大师”
饶宗颐 1917年出生于广东潮州,1949年移居香港,在考古、甲骨文、金石简帛、敦煌学、诗词书画等领域均有卓越建树,被视为一位百科全书式的学者。学术界称他为“国际瞩目的汉学泰斗”、“整个亚洲文化的骄傲”。
余英时 现任普林斯顿大学讲座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院士。对中国古代历史、思想、学术及与现代性的关系著述颇多。2006年获得美国国会图书馆颁发有“人文学诺贝尔奖”之称的克鲁格奖,被誉为“胡适之后最杰出的中国学者”。

 
  长期以来,中国人似乎患上了大师饥渴症,对被媒体冠以大师之名的人趋之若鹜。受误导的人们既缺乏对国学的基本认知,又缺乏对所谓大师标准的冷静分析。
  “国学热”是虚热,“大师热”是狂热。在一个学术精神严重缺失的年代,我们首先要去除对大师的饥渴。媒体理应负责,不应抛出“国学大师”这样的帽子,随意为人加冕;公众也应有独立、冷静的判断力,不应盲目崇信“国学”与“大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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