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与时俱进”的官员海外培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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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最近有媒体报道，从1992年开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设了面向中国官员的课程，至今受训的已有8000多人，级别最高的有市委书记。实际上，中国官员海外培训经历过三个阶段：从建国初期的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再到改革开放后的留美热潮，最后到学习“新加坡模式”，中国官员与时俱进的海外培训折射出中国社会面临的问题，也反映了中国政府在执政思路上的变迁。(详细）

第一次官员留学热：向“苏联老大哥”学习如何搞建设

哈尔科夫工学院全体中国毕业生与校、系领导合影

苏联医学科学院季莫菲也夫斯基教授指导中国研究生进行科学研究。

时代背景：新中国成立伊始，急缺建设经验

新中国成立后，中国共产党发现以前的干部教育经验只适用于搞革命，对于如何搞建设却是毫无头绪。最好的捷径当然是向“苏联老大哥”取经。

时间：1950年~1965年 代表人物：邹家华、钱其琛等人 主要课程：科技工业知识

作为援助计划，苏共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

1951年7月，375名优秀青年云集北京，准备去苏联留学，这其中有红军将领、技术人才，也有青年干部。到达苏联后，他们分别被安置进入莫斯科第一医师进修学院、莫斯科机床工具学院、莫斯科铁路运输工程学院等高等院校学习。在建国初期，去苏联的留学生主要学习的是科技知识。这也是苏共对新中国援助的一部分。在1956年，苏共中央曾经作出一个为中国培养科技干部的决定，允许苏联科学院每年接收118名中国专家进入研究生班学习，接收20名中国科学院科研人员以提高他们的专业技能。

1950至1963年共派赴苏东留学生近万人

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1965年后基本停止向苏联派遣。据教育部统计，1950至1963年间，总共派出留学生9594人，其中，苏联8357人，东欧各国925人(东德、捷克、波兰3国共占近7成 )，西欧和亚洲各国只有17人。而在当时，能够去苏联留学是莫大的荣耀。留苏人员中包括江泽民、李鹏、邹家华、钱其琛等以后对中国社会产生深远影响的人物。其中江泽民是在莫斯科斯大林汽车厂实习，李鹏则是苏联莫斯科动力学院水力发电系的毕业生。

学成结果：推进新中国工业、科技发展

其实当时，中国学习苏联的政治模式，主要是通过引进苏联的相关干部教育书籍等。而去苏联学习的干部主要还是学习科技工业知识，比如江泽民回国后就担任了长春第一汽车制造厂动力处副处长、副总动力师、动力分厂厂长等职务。但是不可否认的是这些官员在苏联的经历对其政治仕途、思想有着深远影响。

第二次官员留学热：去美国和“西方世界”接轨

中国官员赴美留学中，最有名的要数“哈佛计划”。但是很少人知道，“哈佛计划”的出资方是美国安利公司。很多国际大公司都有这样的“政府公关”。

中国官员在美学习的主要课程是公共管理。

很多从美国学成归来的官员都会表示很有收获，但是由于价值观、制度的差异，很难在中国施展所学。毕竟西方的体制和中国完全不是一回事，生拉硬拽很困难。

时代背景：中美建交，美国代表着“国际主流”

1978年，中国政府赶在中美建交前派出了首批赴美的50名留学生。而到了今时今日，大约有一半的中国官员都会在美国接受培训。选择美国，是因为美国是世界上最发达的国家，也拥有先进的政治制度。不仅制定和掌握着诸多领域的规则，而且其中一个行业的发展，往往代表着国际潮流。所以想要和“国际主流”接轨，当然就要去美国学习。据统计，在中国最高级别的66名海归领导人中，有29人在美国获得学位。

时间：1978年至今

代表人物：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成思危（曾经在1981到1984年间，以访问学者的身份到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学校，并且获得工商管理学位，这也是中国最早的MBA留学生；中国人民银行行长周小川（曾在美国修学）；

主要课程：公共管理为主，同时包罗社会、文化、经济等方向的诸多课程

从高官到基层，赴美留学队伍庞大

中国官员赴美留学中，最有名的要数“哈佛计划”。2002年1月，由中国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哈佛大学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以及清华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共同组建了“公共管理高级培训班”，计划在5年内，接受大约300名来自中央部委以及地方政府的高级官员，进行为期3个月的培训。“哈佛计划”受训官员门槛很高：应当具备副厅以上的级别，在本岗位有至少两年的工作经验；45岁以下（副部级可适当放宽）；大学本科以上学历，具有相当于大学英语四级的水平等。

如果说“哈佛计划”是高层赴美留学的代表，“江阴项目”则是中国基层官员赴美留学的写照。因为立志要做“中国的硅谷”，江阴专门组织党政官员到美国斯坦福大学学习。2010年开始的第二期研习的领域主要是公共管理和区域创新两大课题，期间江阴官员们需要完成创新经济、公共管理、城市规划、金融投资、可持续发展、动漫产业、文化产业等36门课程的学习。广东、河南等地都曾经派出这样的基层赴美培训团。

高昂学费的两种支付渠道：自付、国际大公司买单

“哈佛计划”曾经因为每个官员要花20万人民币的学费而受到诟病。虽然最后证实，在清华的学习费是由中国发展研究基金会支付，共计150万元人民币，在哈佛的学习费100万美元由美国安利公司支付。其实，很多中国官员出国培训项目都是一些国际大公司进行政府公关的好机会。例如北京大学与其他三个国外高校联合举办的“公共政策高级培训项目”也得到了来自德勤、必和必拓等国际企业几百万元的援助，而中方所要做的就是为这些官员提供住宿费。据2000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99年的国家财政支出中，仅官员公费出国一项消耗的财政费用就达3000亿元，这其中自然包含不菲的官员出国留学费用，这一数据也曾引起广泛争议。

学成结果：价值观、制度不同，美国模式无法照搬

从美国学成的官员，都会表示学有所获，从文化、价值观念、不同的法律体系等方面全面地了解国际规则。但是他们也面临着不同的困境，比如一位在美国学习司法归来的广东官员，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示，我国的司法信息化建设远远落后于美国，只能写论文建议。官员只能将自己所学用在比如规划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的绿地、公共停车场这样的具体事例上。更多的想法还是会遭遇“水土不服”，毕竟西方国家和中国的体制完全不是一回事，要生拉硬拽还是很困难的。比如前教育部长周济，曾经于上个世纪80年代在美国留学。美国高校有一套完整的教育评估体系，保障教学质量，可是被搬到中国来之后，形式主义严重的本科教育评估让许多高校和学生怨声载道，强烈呼吁废止。

第三次官员留学热：向新加坡讨教“新加坡”模式

从1992年开始，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就开始为中国政府培训官员，这个班级被称之为“市长班”。

图为辽宁省的考察团向新加坡警察机构取经。

时代背景：中国政府高层发现新加坡更符合中国国情

官员去美国留学虽然不错，但是中国自身的情况毕竟和美国非常不同，这时候中国政府高层将目光瞄向了新加坡。因为新加坡实现了在人民行动党领导下的经济高速发展、吏治清廉以及社会稳定，这是西方经验无法替代的，也对中国非常有吸引力。

时间：1992年至今代表人物：暂无

主要课程：经济管理、企业管理（主要是国企管理）和公共管理等。

覆盖面广，课程具有中国特色

1992年，邓小平在南巡中，亲自提出要向新加坡学习。是年，由新加坡外交部出资，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开始为中国政府培训官员，最开始这个班被称之为“市长班”，但是现在参加这个项目的官员大都是正厅级干部。这个项目的主要课程是对中国官员提供经济管理、企业管理和公共管理等方面的培训。十多年来，几乎全国所有的省和直辖市都派人到这个项目学习过。在中国官员的培训项目中，南洋理工大学每年都会聘请退休官员为中国学员授课，这些课程大多会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而设置，比如最近的主题就是产业升级和转型。

学成结果：新加坡与中国“形似神不似”，无法照搬模式，但影响不可低估

中国官员来到新加坡当然是学习所谓“新加坡模式”，简单来说，就是在新加坡执政党的领导下，虽然实行市场经济，但国有企业仍然在国民经济中占主导地位，同时辅之以强力的法律体系。尽管先后已经有8000多人参加过南洋理工大学的“市长班”，但是该项目现在的负责人何启良博士称，“至今还没有一个官员受培训回国后，成功地在中国实行一个新加坡式管理体系。所谓‘新加坡模式’对中国官员来说，恐怕只能起到个参考作用。”而很多中国官员在考察新加坡中央公共基金、住房发展局、贪污调查局等机构之后，都感慨道，新加坡能实行的政策，因为历史、权力和既得利益等原因，所以许多政策在中国的城镇里是不可能实施的。不过从中国主权基金的创立来看，新加坡模式对于中国社会还是有着很大的影响，而这些官员在潜移默化中，受到的新加坡模式的影响不可低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