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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顾名思义,公共空间就是属于所有公众的场所,无论男或女,老或少,穷或富。中国人熟悉的公共空间有广场、礼堂、街道、公园,等等。但公共空间不仅仅只是个地理的概念,更重要的是进入空间的人们,以及展现在空间之上的活动。这些活动大致包括公众自发的日常文化休闲活动,和自上而下的宏大政治集会。
  1978年以前,在中国人的公共空间里,主导的人物是领袖、干部和群众,压倒一切的活动内容是宣誓、口号和报告。那时候的公共空间,其实只是“公家空间”。改革开放以后,在公园、街道等“公用空间”里,群众的自发性活动开始回归,而且花样繁多。进入新世纪,中国各个城市中规模宏大的广场遍地开花,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国人缺乏公共空间的缺憾,但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却从虚拟网络中抽出最稚嫩的枝芽。
公家空间:政治集会的场所

1949年以前,宏大的公共空间十分罕见,纵有一些公共表达的活动,大街是更加常见的场所,如1919年的五四学生运动、1947年的反饥饿、反内战游行。这一切在1949年得到彻底改变。建国前后,随着中南海被确定为中央政府的落脚点,天安门城楼和天安门广场的修缮、扩建就破土动工了。浩大的工程之后,在原来的帝王宫殿之前,赫然出现了一座举世无双的巨大广场。
  在首都的规划问题上,苏联专家最终战胜了梁思成等本土学者。天安门广场附近拆旧建新的规模越来越大,更多宏大建筑矗立起来,如人民大会堂、英雄纪念碑、毛主席纪念堂、国家博物馆等等。连同修饰一新的天安门城楼,这里成了整个国家的“公共空间”,见证了60年以来每一次的重大政治活动,例如开国大典、五次国庆阅兵、文革时期的大接见等。这里是中国人“公共空间”的典型,所有的活动都是有组织、目标明确的。公共表达也是整齐划一的。
  在远离首都政治心脏的地方,宏伟的广场暂时还难以复制。革命政治功能的载体,于是被各式各样的“礼堂”所取代。甚至在偏远落后的乡村,顶上一颗硕大红五星的礼堂也并不少见。工人、农民、学生在劳作之余,“集中”成了他们日常生活的一项重要仪式,聆听最高指示、传达中央精神、谴责帝国主义,等等。


50年代大规模建设后的天安门广场。
 

广州的小洲人民礼堂。
  1966年毛泽东在天安门广场接见红卫兵。
公用空间:公园里的百姓生活

1978年之后,自上而下的政治集会越来越少,广场和礼堂里的政治仪式也慢慢从普通老百姓的生活中褪去。群众空间逐渐拥有一定的自主性,成为“公用空间”,比如城市里的公园开始重新活跃起来。很多在史无前例期间遭到破坏乃至关闭的公园,再次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之中,例如北京市的北海公园、景山公园于1971年2月关闭,1978年3月重新开放。对于大部分老百姓来说,他们成群聚集在公园里,不再是为了某种事先规划的政治活动,而纯粹是个人化的散步聊天、唱歌跳舞、交友恋爱。
  更难能可贵的是,真正意义上的“公共活动”已经开始出现了。在当代中国艺术史上具有标志性意义的星星画展,就是在北京的北海公园举办。北岛领衔的《今天》群体,在玉渊潭公园连续举办了两次诗歌朗诵会,一次虽然天气不好,依然有四五百名观众,另一次则有近千名。作为民刊的《今天》,还曾在紫竹院公园举办过一次作者与读者的见面会。这种具有公共空间属性的活动不仅空前,而且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也有绝后之势。
  即便是主题和过去并无二致的政治集会,公共表达也开始出现个性化的内容。1984年国庆三十五周年,在政府组织的天安门游行活动中,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据称这完全是学生的自发行动。标语的内容虽然还是和领袖有关,但已经变成了对话式的问候,而不是膜拜式的万岁。在这张著名的照片上,大学生们潇洒的步伐、自由奔放的笑容给人留下深刻的印象,是我们对那个开放年代的重要记忆之一。


星星画展1979年开展,被称为中国现代艺术的起点。
 
1984年国庆,北京大学学生打出"小平您好"的横幅。
  1978年之后,城市里的公园给人们提供了谈情说爱的空间
公共空间:期待从网络走进现实

礼堂的消失
  从1990年代开始,“商业”成为中国社会的主流大潮,所有的东西都要为之让步,包括曾经最为神圣的广场和礼堂。不消说,各式各样的礼堂早已褪去了政治的功用,尚有利用价值的,变成了歌舞厅、录像厅、展览馆,而小城镇的礼堂大多在岁月的风雨中日渐衰败,终至坍塌。就连今天的天安门广场,商业的身影也随处可见。
  国家引导并培育了人们对商业的热爱,人们的公共意识也在同步消退。在改革开放之初,非常多普普通通的中国人都在思考“中国向何处去”这样严肃的问题,而到了今天,人们都退回了自己的领地,这样的问题甚至连知识分子也很少有人真正关心了。

“新广场”遍地开花
  受惠于经济的腾飞,大到人口上千万的大都市,小到几千人的村镇,形形色色的“新广场”在中国大地遍地开花。它们的名字叫“人民广场”、“市民中心”、“城市广场”,不一而足。好像一场新时期的跃进比赛,它们的规模一个比一个巨大。
  然而,这些地理名词上的“公共空间”,与公众活动大多数处于割裂状态。一方面,其政治功能弱化,不再像过去那样频繁承担浩大政治活动。另一方面,公众自发的文化、休闲活动也很少在这些空间上演,更别说公共表达了。无可否认的是,这些广场弥补了中国城市缺少公共空间的遗憾,却大多流于政绩工程、形象工程,与民众的生活无关。

公共空间的雏形在虚拟空间出现
  在现实的空间成为公家空间、公用空间、唯独没有成为公共空间的时候,从论坛到博客再到邮件组,直至今天的豆瓣、饭否和Twitter,虚拟的公共空间开始出现。网络上的互动极其活跃,而且还推动了现实中公共空间的成长。各种网友聚会打破了年龄、职业和地域的界限,更多的是精神认同,而非外在的身份认同。
  近年来公民社会的成长,得益于网络的十年培育。从最初触目惊心的话语暴力到“打酱油”、“躲猫猫”,说明公共空间的话语规则逐渐形成。从虚拟的公共空间,到现实中的公共空间,可能只有一步之遥,也有可能是一道天堑。即使是天堑,迅速成长的公民们也终将跨越。

 
  中国人的公众场所60年来历经流变,,从“公家空间”,到“公用空间”,再到今天“公共空间”的初步萌芽。我们开始明白,真正意义上的公共空间,不在于其规模之大小,而在于其是否以人为本,服务于公众生活,不只是政治表达的工具。
  而按照哈贝马斯的说法,公共空间的涵义更加广泛,它是指“政治权力之外,作为民主政治基本条件的公民自由讨论公共事务、参与政治的活动空间”。他强调,在公共空间内,公民间的交往是以阅读为中介、以交流为中心、以公共事务为话题的“公共交往”。显然,我们距离哈贝马斯的“公共空间”还遥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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