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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ic   8月17日,省市区生态文明水平排名已经出炉,在这一排行榜中,名列前茅的分别是北京,上海,广东,浙江,福建,江苏等经济发达省市。排名一出,舆论大哗,最常见的质疑是,一个本来很生态很文明的系数,为何背后有GDP的“魅影”,或者成为GDP的“陪房”,仿佛沾上了GDP,一个体现民生的数字就不再人性和亲切。详细
  GDP这一衡量经济发展水平的国际通用指标,为何在中国背负如此恶名,各种原因值得思量。
 GDP: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2007世界人均GDP分布。深蓝色:30,000(美元)以上;浅蓝色:6,000-12,000(美元);中国所在的黄色区域:2,000-3,500(美元)

上世纪30年代美国大萧条时期,为更好地了解美国经济状况,美国国会议员们要求纽约的经济学家西蒙•库兹涅兹编制出一套能反映经济全景的指标。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第一套完整反映一国内部经济活动的指标才得以编制出来,这就是延用至今的国内生产总值(GDP)。
GDP是指一定时期内(一个季度或一年),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中所生产出的全部最终产品和劳务的价值。一般而言,GDP由消费、投资、政府支出和净出口额(出口额减去进口额)四个部分组成。多年来GDP被公认为衡量国家经济状况的最佳指标,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萨谬尔森将GDP誉为“20世纪最伟大的发明之一”。

 在中国,GDP怎样“误入歧途”
官员考核不再以GDP论英雄,3月18日深圳的官员上交了2008年环保答卷,成绩将有可能影响他们的政绩与仕途。
GDP在政府考核政绩时所处的地位过于重要,直接导致了一些地方政府虚报数据。

作为宣传工具的GDP
人们对GDP的恶感,显然来自GDP高速增长,个人生活水平无甚变化的现实。在我们的各种宣传机器上,GDP成了随意摆布的道具。在谈论经济发展成就的时候,就讲GDP总量已经如何之高,增长速度如何之快。而面对老百姓要教育、医疗、住房等民生保障的时候,转头就大谈人均GDP如何之低的“基本国情”,作为民生领域发展滞后的借口。要使人们相信GDP是有用的,就必须要使社会保障、收入水平和GDP同步增长,让民众切实感受到GDP增长的好处。

作为官员考核标准的GDP
人们发现GDP被当成了“官出数字,数字出官”模式的主要构成部分。部分官员不考虑环保、能源、资源和市场需求,而盲目片面大上低水平重复建设项目、大上形象工程,追求本地区GDP增加,这种数字上的增长并不给生活带来积极影响。所谓“破窗理论”就是这种GDP增长的例子:一个人的窗户被打破了,他会购买玻璃,请工匠修补窗户,这些都带来GDP增长——但如果破窗理论真的正确,人们为什么不雇佣一些人专门来砸窗户制造经济增长呢?
破窗理论的错误在于,用于修补窗户所花费的精力和金钱本来可以用于改善生活水平,“破窗”实际上带来的是损失而不是经济的增长。然而政府的形象工程常常就是这个破窗理论的具体实践,政府在这里成了砸窗户制造“增长”的那个人,把本来可以增进福利的公共财政,花费在形象工程和重复建设之类的“窗户”上了。

片面追求GDP,是因为其他考核手段没有跟上
官员热衷于GDP ,是因为其与自己的仕途密切相关。其实,在考核GDP的同时,如果也考核单位GDP增长带来的就业率增长、工资增长、低收入者保障等民生指标,那么GDP考核才会不被诟病。其实,社会文明程度、公共服务质量、公民权利的保障状况其重要性一点也不比GDP增长小,只有把它们都作为考核指标,对GDP增长的片面追求才可能停止。

 无论如何批评,GDP仍然是最重要的指标
在不丹,人均GDP仅为700多美元,但号称人民的“幸福指数”全球最高。

GDP具有不可替代性
在中国和原苏东阵营国家先后从国民生产总值(GNP),改采GDP为国家经济主要核心指标后,GDP指标体系已经一统全球。GDP具有如此权威性,理由主要有三:一是内涵的广泛性,理论上,GDP可以且应该把一个经济实体内所有会产生有社会交换意义的经济价值的商品生产和服务全部包括在内,GDP是一个完整的经济数据;二是数据的客观性相对最强,GDP的可靠性、客观性,比依赖于少数人的主观判断,或仅主要侧重于人类发展的某个方面的其它经济社会发展指标要强,它是一个客观的经济数据;三是可比性强,GDP不仅能很方便直观衡量各经济体自身发展的进退快慢,而且国与国之间,地区与地区之间都可以方便的利用GDP为标杆,衡量各自的差距。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一方面大家痛批GDP崇拜,另一方面又对各种GDP排名耿耿于怀。

经济统计方式再变化,GDP也难以被排除在外
GDP是一个“非道德”的数据,也是一个不考虑“可持续发展”的数据,在“可持续发展”观念盛行的今天,这迫使人们寻求对它作出改变。
08年,应法国总统萨科齐的倡议,由诺贝尔奖获得者约瑟夫•施蒂格利茨和阿马蒂亚•森领导的24位顶级经济学家组成的委员会,开始重新定义GDP指标。这位阿玛蒂亚森,被称为“经济学的良心”,也是“唯GDP主义”的著名抨击者。不过他表示,委员会可能不会发明单一指标取代GDP,很可能建议设立一个“汽车仪表盘”,显示多种经济指标。这个“仪表盘”将显示诸如环境和生活质量等综合指数,使经济发展成果更加全面、易懂,但在这个仪表盘上,GDP仍将是关键性指标。
中国也早已启动了进行绿色GDP核算,绿色GDP就是从现行统计的GDP中,扣除由于环境污染、自然资源退化、教育低下、人口数量失控、管理不善等因素引起的经济损失成本,从而得出真实的国民财富总量,其中GDP仍然是作为基数存在。

幸福指数比GDP更不靠谱
全盘抛弃GDP的统计方式也有,比如近年流行的幸福感调查。各种经济组织、研究机构还发明了诸如购买力平价指数、社会人文发展指数、环境可持续发展指数、人民幸福感指数等等许多对各国各地区发展水平的评价、排序方法,但至今为止,其中没有任何一个指标数据,能有与GDP接近的权威性可言,更不用说取GDP而代之了。(参见后评论专题《中国人不相信“幸福指数”》

 效率与公平,本可以相辅相成
“现在时时刻刻在报道GDP又增长几个百分点我就纳闷了:那么多的钱都去哪了?为什么还有那么多孩子失学?”——博主“老小改”

(社会)公平和(经济)效率,是衡量一个社会发展水平的主要因素。如果我们把国家的发展状况分为四类,第一类国家既有公平又有效率,这当然是最好的;其次,有公平效率较差似乎也可以忍受;再次是有效率公平较差;最差的第四类则是既缺效率,又欠公平。改革开放以前的中国和今天的朝鲜大致属于第四类,而从经济增长率和民间的不满情绪综合来看,我们今天又似乎处在第三类。不过第三类只要追求公平,也具备成为最优的第一类的契机。
显而易见的是,牺牲效率并不必然换来公平。这一点,已经被改革开放前三十年的历史所证明。在对乌托邦式公平的癫狂追求中,国家只能陷入让人绝望的贫穷和低效率中。现在有不少人怀念过去所谓的“公平”,并以公平缺失为由反对“片面”效率。殊不知,在公平举步维艰的时候,追求效率实在是我们“最不坏”的选择。
还是前面提到的那个阿玛蒂亚森,他写了一本经济学名著叫《以自由看待发展》。在书中,森创造性的提出“实质自由”是发展的目的,“工具自由”是发展的手段——简单的说,有自由才有更好的发展,效率与公平,从来不是一对矛盾体,而是相辅相成。以中国实际状况来看,北京,上海,广东,浙江,江苏等“效率”最高的省份,也是公认生活质量最高的省份。这些中国GDP增长最快的地区,其法治程度和文化水平并不比GDP增长最慢的地区差,相反,它们也是社会整体文明程度相对较高的地区。

 
  近年对“唯GDP论”的批判,甚至发展为GDP无用论,一个人均GDP排名世界一百名开外的国家,却在为GDP的负增长叫好,实在也算是东方一绝。看一看某些文章还在使用“资本来到世间,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和肮脏的东西”句式,你就该知道,GDP再靠不住,也比热血道德家的嘴靠得住。经济的增长当然不能解决所有问题,但不要增长只会带来更多的问题。“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简单的硬道理,或许值得一讲再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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