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本质上看，教育投资就是一种提高人力资本质的投资。通过接受教育和培训，使劳动者或潜在劳动者的综合素质、技艺水平得到提高。人力资本积累对社会的回报远大于物质资本积累。美国发展经济学家舒尔茨曾测定：美国战后农业生产的增长，其中只有20%是物质资本积累所引起的，其余的80%主要是由教育以及与教育密切相关的科学技术所引起的。美国现在的国民生产总值的平均增长额，大约有一半是由于改善劳动者的素质所致。
而亚洲金融危机也使我们看到当人均GDP增长到一定程度时，这些国家廉价的劳动力优势开始丧失，而经济进一步增长要求的产业结构升级却又往往由于它的人力资本准备不足而难以达到，使这些国家不得不承受人力资本匮乏带来的负效应。
由此可以看出教育投资对于提高人力资本的质，提高国民整体素质，增加国民生产总值，促进经济的迅速发展，具有极其重要的作用，具体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来分析：
第一，教育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是发展中国家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缩短与发达国家差别的主要动力和源泉。
不重视教育投资，这就是一些发展中国家曾非常强调提高储蓄水平和投资水平，强调对物质资本的投资，经济却不能迅速起飞的主要原因。
由教育投资形成的人力资本积累同时也正是形成当前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的差距的主要原因。
教育投资是一种生产性投资，通过开发人力资源，来增加产品的科技含量、文化含量乃至艺术含量，增加物质资本的边际生产率，直接引起国民生产总值的增长。可见持续的教育投资，使教育越发达，经济的增产也越能持续。
第二，多渠道的教育投资可以形成一个新的经济增长点，促进消费，增加就业机会。
教育投资的回报率很高，据西方经济学家估算，90年代发达国家居民高等教育的投资收益率是12.3%；中等收入国家包括发展中国家这一指标更是高达20%。同时教育可以为全社会提供占从业人员总量约40%的就业机会。如美国的教育产值处于美国经济所有产业的第三位，仅教育服务一项每年创造的收入就达2000亿美元，提供200万个劳动就业机会。据统计，目前，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留美学生每年在美开销达70亿美元，教育已成为美国的“第五大出口商品”。
眼下国内“市场无热点”，“消费无热点”，唯独教育是例外，诸多家庭把子女接受教育放在首位，教育支出是当前人们储蓄的主要目的。据有关统计显示，在1998年，我国城镇人均教育支出递增达30%，发达地区达到45%。上海市民1998年的教育支出仅次于基本生活支出，占全年总支出的25%。这种个人教育支出递增的趋势已由国内的大中城市向小城镇扩展，由东部地区向西部地区扩展，教育投资已成为我国城镇家庭的主要支出之一。
全社会教育投资意识的增强，一方面可以改变我国目前高等教育严重供不应求的局面，促进职业教育的大力发展；另一方面通过个人教育投资和消费的增加，带动经济的增长。
第三，教育投资可以最大限度地开发投资主体的人力资源，增加企业本身的竞争力。
现在企业产品的生命周期越来越短，哪个企业先开发新技术新产品，就最先获得高额利润，能迅速跟上的企业也会获得一定的发展机遇。那些产品开发慢，掌握技术又迟的企业即使进入了新的行业，过度竞争会引起不断的减价促销，淘汰异常激烈。这样一来必然会促进职工的技能培训，使人力资源不断得到开发提高。
由于我国目前对教育的认识没有到位，长期以来教育投资被单纯地视为一种政府支出和消费的行为，因此在投资总量和投资结构上都存在不尽合理之处。
首先，教育投资尤其是政府教育投资增长缓慢，总体水平偏低。
按照世界有关标准，当一个国家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300、500、600美元时，他们的平均教育预算应分别占到国内生产总值的3.2%、3.5%、4%。但据联合国开发计划署提供的数字，1994年在100多个国家和地区公共教育占国民生产总值的百分比中，中国仅为2.2%；世界平均水平为5.2%；就连一般发展中国家和最不发达国家也分别为3.9%和3.0%。这种投资比例距中国在1993年教育行动纲要公布的2000年教育预算开支占国内生产总值4%的目标相当遥远。
据权威部门统计，从1994年到1996年，我国义务教育经费中财政预算内拨款的比重从59.85%下降到54.37%，其中农村学校下降到52.63%。义务教育经费支出中财政预算内教育拨款，小学从59.85%下降到51.92%；初中从56.44%下降到49.44%；义务教育中政府拨款的比重比非义务教育的还要低，是政府拨款比重低的一个层次。
我国的基础教育原则上由地方负责，分级管理，义务教育在财政支付方面实际上由县、乡政府负担。但国家并没有实际的财税政策支持，以增加县、乡政府相应的财政支付能力。如1996年在全国义务教育财政预算中，中央财政支出的比重仅为0.04%，非常之低，主要原因是中央财政收支失衡。如国家行政机关人员庞大，人头费开支就占近20%的国民生产总值。在财政收入方面，近几年国有资产流失，国税流失仍很严重，再加之全国粮食系统巨额亏空，使政府财政更加疲软。
那些已拨出的教育经费，在实际使用中还到处被挪用挤占，所以真正投入到教育尤其是义务教育中的费用少之又少。
第二，我国教育投资结构不尽合理。
教育经费投入的合理与否，在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教育的发展。
从经济学的角度看，一个国家或地区在经济教育发展水平不甚高的情况下，投资基础教育能争取以最小的投入获得最大的产出。
而我国自70年代以来，高等教育急剧扩大，初等教育相对萎缩。在国家教育事业经费中，初、中、高三级教育投入的比例，90年代初为35.22∶36.22∶21.47。高等教育在有限的财政教育拨款中超过20%，不仅高于发展中国家的平均水平，而且高于发达国家的水平。但从使用效率看，高等教育规模有限，毛入学率仅为5%，远远低于国际水平，而培养一个大学生的投资相当于培养60个小学生和25个中学生，高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水平。因此这样的国家教育投资在结构上显然是不合理的。
那么如何增加教育投入，改善教育投入不合理的结构呢？通过分析可以看出，在采取多项措施稳固并确保中央财政持续增长的前提下，可以运用强制性的政策甚至是立法的形式来保证国家教育经费的专款专用。同时非义务教育，如中等、高等教育的办学投资应由国家、社会、个人三方分担，逐步加大社会、个人分担的比重，形成一套按经济规律运作的投入产出机制和教育效益的经济观念。把教育视为一种有较高回报的先导性的服务产业，就可以不再依照现有条件来决定高等教育、中等教育的发展规模，转变为主要依照社会的需求来决定发展，使教育投资更趋合理，使教育产业获得空前发展。
相关文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