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纲：中国改革基金会国民经济研究所所长国欧城市竞争力研究院院长

　　刘杉：中华工商时报副总编辑

　　刘杉：欢迎樊纲教授到中华工商时报的城市论坛作客，与我们一起探讨有关中国城市提升竞争力的话题。我们知道，国内的竞争力研究是在世界经济论坛和瑞士洛桑国际管理发展学院每年一度的国际竞争力报告的推动下发展起来的。而国内学术界对竞争力的了解除了上述两个机构，更为熟悉的是哈佛大学波特教授的竞争力理论。您作为一直参加世界经济论坛年会的惟一的中国经济学家，对国际学术界有关竞争力的研究应该更为熟悉。

　　樊纲：竞争力研究目前在理论和应用上都有了较大的发展。波特教授的竞争力理论是在其企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波特教授作为哈佛产业组织经济学的权威，曾经写了两本著名的企业竞争的著作，一本是《竞争优势》，一本是《竞争战略》。这两本书写的都是企业在产业发展中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战略以提升企业的市场竞争力。波特有关企业竞争力的学术观点，已成为工商管理学院的经典理论。此后，波特在企业竞争力的基础上，又提出了国家竞争力理论。而瑞士的两个机构则一直以每年发布一个国际竞争力报告来对各国的国家经济实力和竞争能力进行对比研究。而有关城市竞争力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实际是在国际学术界对企业和国家竞争力理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刘杉：中国理论界对城市竞争力的研究更为关注，而世界银行也在不久前对中国的23个城市进行了竞争力排名，其报告的题目是《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中国23个城市投资环境排名》。由此可以看到，世界银行对提升城市竞争力的视点放在了改善投资环境方面，而考察投资环境的指标体系、基础设施并不是主要内容，其侧重于政府的制度建设和法治环境方面。

　　樊纲：我同意世界银行的观点。实际上，中国20年的经济高速发展，对于很多城市，特别是沿海城市来说，基础设施建设已经相当完备，而城市竞争力的差距实际在政府的工作效率和公共服务的提供方面。也就是说，制度创新的差距是城市投资环境差距的主要问题所在。我认为，现代政府应该集中精力抓好制度建设，能够为这个城市的企业和市民提供良好的公共产品。

　　刘杉：我记得您在很多次的论坛演讲上强调政府该做什么，不该做什么。一个城市的政府应该是一个有限政府，它的边界应该是提供公共服务方面。我想在此进一步听听您的观点。

　　樊纲：政府官员确实都在集中精力搞经济，对于我们来讲是非常振奋的事情。他们都很懂经济，也都很懂市场。但是往往一谈到发展战略问题，发展机遇问题、政府谈的都是什么呢？多数是在谈我们这里经济结构要如何调整，要采取什么产业发展战略，我们今后要发展这个产业、要发展那个产业，我们要搞这个名牌要搞那个名牌、我们要搞这个技术、要搞那个技术。在我看来，到了今天，特别在东南沿海地区，经过20多年的改革开放，经过20多年的企业的发展，现在企业家自己，特别是民营企业家自己，更懂得自己如何发展，更懂得产业的结构，更懂得它应该朝哪个方向发展。哪个企业的产品能不能成为名牌，由企业在市场的运作来决定。现在我觉得到了政府反思自己“能做什么”，然后以此为出发点来考虑“该做什么”的时候了。

　　那么政府要做什么呢？其实不是搞什么产业政策，搞什么名牌战略，搞什么优化结构，你的任务就是创造一个好的投资环境和生产企业发展的环境，提供低价、优质的公共品，让企业在此基础上来决定它怎么发展、发展什么，搞这个产业还是搞那个产业。

　　刘杉：有时政府实际上阻碍了经济发展过程。当政府无效配置它所直接控制的资源，或者干预市场使市场不能有效配置资源时，它就起到这种作用。不过随着学术界对外部经济、市场垄断等问题有了更深入的认识，大家也普遍认识到市场并不是万能的，某种条件下，也需要政府对市场进行干预。我也认为，在经济发展初期，政府在经济政策制定，甚至产业政策的制定方面都是有意义的，东亚经济发展就证明了这一点。

　　樊纲：政府在发展的问题上起不起作用？在理论争论方面，我属于还是比较鼓吹政府在发展初期可以发挥积极作用这派的。在什么意义上呢？在后发优势的意义上。落后国家的政府在一定意义上，是一个公共知识的平台。由于政府掌握着信息的优势和知识的优势、人才的优势，因此政府可以更多地吸取发达国家发展的经验教训，然后利用政府的一些资源优势，通过一些政策的指导，包括一些政府的产业政策，来加速经济的发展，走捷径，避免发达国家走过的一些弯路。应该说亚洲模式基本都符合这一点，政府还是起作用的。但是即使是这样，到了一定阶段，政府也要逐步从企业经营和产业结构调整发展的过程当中退出来，因为当企业和市场发展起来了以后，你就不再有信息的优势、知识的优势、人材的优势，你的“指导”就不再有合理性。有的地方政府不知道适时“隐退”，结果就成了阻碍经济发展的力量，引发了一系列的问题。这也是经验教训。到了一定阶段，政府要退出这些领域，更多地让企业和市场起作用。

　　刘杉：在一个比较发达的市场经济中，政府应该提供制度环境，应该提供公共物品。事实上，在中国经济中，不仅是地方政府，即使是中央政府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对经济的干预，尤其在经济周期的高峰和波谷阶段更加突出。而中国一个更加突出的政府干预经济的特点就是经济计划，虽然这与计划经济不同，但计划和市场还是有差别的。

　　樊纲：政府对经济周期的干预比较普遍，这是由于市场经济本身会产生波动，需要有政府进行反周期的调控，这种宏观调控本身也属于政府应该提供的一种公共服务。不过，我在此想系统地讲讲政府一般情况下应该做什么。

　　一、提供硬件，也就是基础设施，让企业能有一个硬件的环境。

　　二、提供“软件”，也就是提供公共服务，包括制度建设、法制结构，包括政府的服务，包括政府间协调的服务。比如位于不同地区的企业，要相互合作，有些政府部门障碍。那么我们政府通过政府间的关系，来给它排除这些障碍，一个民营企业要兼并一个国有企业，国有企业那边有政府部门，当地的政府可以帮助民营企业，到对方的政府部门去进行一些政府间的协调工作，这些都是政府应该做的事情。但是企业要兼并哪个企业，这是企业自己的事情。

　　三、政府要提供信息服务，这点很重要。日本的“企划厅”，我们过去以为是做计划，由政府领导经济。但上世纪80年代末期，我曾经访问过，当时企划厅的厅长跟我们讲，你们这些年老是说我们企划厅好像在做计划，但是我们的计划跟你们的计划是不一样的，我们是进行研究，研究世界经济产业发展格局的变化，研究新的市场机遇，包括技术的机遇。然后我们每年把这些信息传递给大的公司企业，我们找他们一起来进行讨论，跟他们进行交流，然后由他们自己做决策。政府最多做的是提供一点贴息贷款这样的优惠政策。企业的决定由企业自己来做，但是信息服务，政府通过自己的政府部门搜集信息，免费提供给所在地区的所有企业，可以降低每个企业搜集信息的成本，这是政府应该提供的公共服务。

　　刘杉：我们再回到城市竞争力问题。现在的学术研究已经发展到数量经济学的方法。一般的指标体系都包括方方面面的统计和比较。科学技术、基础设施、金融体系、企业运营能力、人力资本、制度建设等。但是，提升城市竞争力的主要内容在于改善政府职能，进行制度创新。那么城市竞争力的真正核心是什么。

　　樊纲：显然，改善一个城市的制度环境，减少企业的营运成本，是改善投资环境、提升城市竞争力的根本所在。但对于一个城市的竞争力来说，和国家竞争力一样，其最终体现在企业竞争力和人力竞争力上。一个城市能不能为企业创造好的投资环境，能不能为人才发展提供好的人文环境，是政府服务的核心，是基础工作。而这个城市能否在市场竞争中发展经济，提高居民的生活水平则取决于这个城市的企业和人的竞争能力。所以我认为，城市竞争力的基础是制度环境，而城市竞争的核心是企业和人的竞争。

　　刘杉：很多城市为了改善投资环境，提高竞争力，都在搞开发区。中央从去年开始对于乱占耕地搞开发区的现象进行了整顿。不过，我认为治理开发区也不能搞一刀切。实际上中国20年工业化的路径走的是农村工业化的道路。其弊病是工业布局分散，污染严重，产业集聚效应差，城市化水平低。而开发区则可以将工业生产集中布局，这是一个进步。

　　樊纲：城市化是中国发展的必然趋势。目前我国城市化率为35％，工业化率为55％，城市化进程远远低于工业化进程，这是我国不同于发达国家城市化进程中所独有的现象。

　　城市化的本质是农民进城。农民是低收入群体，城市化问题是为穷人建城市的问题。我们应更多考虑这一部分群体吃得起饭，住得起房。开发区应该建成城市新区。因为如果要把开发区建设成产业区，得考虑开发区的人口在哪里生活。一般开发区距离老城市区较远，在老城区居住，在开发区上班是有现实困难的，职工的交通等生活成本要大大增加，按照经济学的一般理论，这是不经济的。

　　刘杉：现在各地都在谈论城市竞争力的问题，但大家谈论的问题都不太一样，对竞争力的理解也不同，经常把竞争力的形成过程和竞争的结果混为一谈。对城市竞争力问题还需要清晰的学术界定。

　　樊纲：现在许多地方、许多学者和政府机构，一谈城市竞争力，往往谈的就是这个城市有多少产值、多少企业、多少投资、多少名牌、多少人材、多少院校等等。这些东西是不是衡量一个城市竞争力的指标呢？不能说不是。但它们都是“结果”性的表征，是城市竞争力所产生的结果的表现，而不是竞争力本身。产值、投资、名牌是由企业创造的，院校培养出了人材可能会跑到别的地方去就业，搞出来的科技成果可能到别的城市去实现其价值，而不一定就属于你这个城市。城市真正的竞争力是什么呢？城市真正的竞争力是一个城市本身的“硬件”和“软件”的质量与成本，是那个通常所说的“投资环境”和“人材发展环境”、就业生活成本、商务成本一类的东西，是这些东西决定了一个地方有竞争力还是没有竞争力，对资本和人材有没有“吸引力”，有了这个吸引力，各种好的生产要素就会到你这里来，企业会到你这个城市的“地盘”里面来运作，创造产值、创造品牌，人材和劳动力就会到你这里来工作，于是你的那些“结果性的指标”就会比别的地方高。

　　刘杉：这样一种城市竞争力的概念，也是一个有“可操作性”的概念。我们经常见到一些城市的政府由于知道资本越多越好，人材越多越好，于是就一个劲儿的号召大家吸引资本、吸引人材，但是在另一方面，自己却不知道要做真正提高竞争力的事情，提供的各种公共品，要么质次，要么价高。城市的商务成本和生活成本太高，城市竞争力就总也提不高。

　　樊纲：我们这样的城市竞争力概念，就是要抓住事情的本质。什么是本质呢，那就是要想提高城市竞争力，关键是要这个城市的政府要转变职能、改善服务，不是号召别人做这做那，而是你自己把你应该做的事情做好。也就是说，城市竞争力的概念，本质上一个政府的概念，一个制度环境的概念，一个政府公共服务的概念，而不是一个企业、产业、市场或者什么城市规划的概念。

　　来源：《中华工商时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