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金（1904.11.25—），原名李尧棠，字芾甘。1927年至1928年在法国留学，开始文学创作，1929年《灭亡》发表并引起轰动，使他正式走上文学创作道路。1949年以后，历任中国文联常务委员、副主席，中国作协副主席，上海市文联和作协上海分会主席。现任中国作协主席、全国政协副主席。

　　他的作品经历了几个变化，上世纪30年代发表的长篇小说“爱情三部曲”《雾》、《雨》、《电》，“激流三部曲”《家》、《春》、《秋》，以激烈的情感喷发来倾吐对不合理社会的痛恨和对理想社会的执着追求。而后对现实有了更深层的认识，开始关注小人物的生存悲剧，发表了《慈园》、《寒夜》等感情更蕴藉、思想更深刻的作品，为后来的研究界更为推崇。

　　“文革”后，拷问自我和现代中国知识分子灵魂的《随想录》1989年获全国优秀散文（集）、杂文（集）荣誉奖。1982年获意大利“但丁国际奖”。1983年获法国“荣誉军团勋章”。1990年获苏联“人民友谊勋章”，日本“福冈亚洲文化奖特别奖”。

　
该画名为《梦想成真》，是作家兼翻译家高莽画的老年巴金。在画中，巴金慈祥地端坐着，背景是在他的提议下修建而成的中国现代文学馆。　　

　　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小说里的人物一起哭笑

　　巴金已经垂垂老矣，病卧在床，对于今天的世事已经不再能够思考和观察。世界的沧桑巨变已经无法进入老人的视野。

　　他是那个时代仅存的大师，他的存在仍然让我们有机会缅怀那个早已成为历史的时代，让我们思考中国现代文学的价值。

　　李健吾曾经指出：“巴金先生是幸福的，因为他的人物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而他的读者也属于一群真实的青年。他的心燃起他们的心。他的感受正是他们悒郁不宣的感受。他们都才从旧家庭的囚笼中冲出，来到心向往之的都市；他们有憧憬的心，沸腾的血，过剩的力：他们需要工作，不是为了工作，不是为了自己（实际是为了自己），是为一个更高尚的理想，一桩不可企及的事业；而酷虐的社会——一个时时刻刻请求苟安的传统势力——不容他们有所作为，而社会本身便是重重的罪恶。这些走投无路，彷徨歧途，春情初动的纯洁青年，比老年人更加需要同情，鼓励，安慰……他们急于看见自己——哪怕是自己的影子——战斗，同时最大的安慰，正是看见自己挣扎，感到初入世被牺牲的英勇。于是，巴金先生来了，巴金先生和他热情的作品来了。你可以想象那样一群青年男女，怎样抱住他的小说，例如《雨》，和《雨》里的人物一起哭笑。”

　　巴金的作品如此鲜明地表达了“五四”一代人的全部热情，也体现了他们的局限和矛盾。

　
巴金与妻子萧珊　　

　　他是“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

　　巴金在二十世纪中国历史的两个阶段对于中国社会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一个阶段是从他开始创作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前，这一阶段巴金作为一个小说家不断以他的杰作影响着他的读者。这个阶段是他的创作最为活跃，对于中国社会不断构成冲击的时期，也是创造力强大的时期。他在创作了大量的小说和散文随笔的同时，还编辑刊物主办出版社，对于当时的文学界有巨大的影响。

　　当时巴金声望的来源主要是他的《激流三部曲》，其中以《家》为人们熟悉，被视为中国现代文学的经典作品。由于其中对于传统大家庭的复杂和压抑的深入表现，变成了许多电影和电视剧的源头。但其实巴金的许多作品都有自己的不可替代的意义，他的《灭亡》、《爱情三部曲》和《寒夜》都是感动中国的作品。

　　他可能没有鲁迅的忧愤深广，也没有茅盾的鞭辟入里，但他的强烈激情，强烈的对于青春冲力的渴望却让他成为“五四”青春精神的最好象征。而他对于“人”的持续探索也使得当时的青年为之震撼。

　　巴金产生巨大影响的第二个阶段是1978年之后，在这个时代，他主要的代表作是他的五卷《随想录》，这些短章是巴金对于“新时期”文化的重要贡献。他在这一阶段的作品表现了一个老人强烈的人道精神和对于社会开放和自由的渴望。第一个阶段，他的作品期望让“人”从传统社会的束缚和压抑中解放，从不公正和不合理的秩序中解放。而第二个阶段，他的作品则对于“文革”和历次政治运动造成的伤害做了深入的反思，重新提出了人的解放的观念。这种解放的要求，这种不间断地探索和表现“人”对于美好世界的追求，正是巴金的写作最让人感动的一面，也正是“现代性”文化的启蒙精神的最好表征。

　　《家》《春》《秋》有某种张恨水式的调子，让他成为流行作家

　　巴金自开始写作以来，就以率真的、自白式的强烈风格感动了他的同代人。他的作品中充满了对于传统秩序的愤懑和仇恨，也充满了知识分子的浪漫情怀和对于新的生活的渴望。他的成名作《灭亡》现在并不广为人知，主人公杜大心的悲愤和痛苦都显示了巴金对于人性探究的深度。杜大心式的绝望是强烈热情和幻象的一种特殊的表现。从《灭亡》开始，巴金就接触了“革命”和年轻而敏感的知识分子的关系。这里的知识分子渴望和底层的人民建立联系，却仍然极度孤独和极度敏感。

　　真正使巴金进入大众流行文化的无疑是《家》《春》《秋》。

　　这些作品至今仍有强烈的热情，却又有曲折的情节，有类似“情节剧”的催人泪下的力量。通过这些作品，巴金真正变成了一个当时高度流行的作家。中国内地城市的压抑，传统大家族的勾心斗角，感伤的情绪和复杂的纠葛，都让当时时代青年之外的主要阅读群体——市民阶层也迷恋这些作品。我们今天熟悉的觉新的软弱和他与梅的情感、瑞珏的难产等情节都是我们在“鸳鸯蝴蝶派”小说中熟悉的，是容易得到当时的市民品味认可的一种“现代性”。

　　“讲真话”的追求一直是巴金执着的信念

　　经过了解放后的许多波折和历练，新时期之后的巴金通过《随想录》留下了一个老人对于生命的关切。他的“五四”情怀仍然是文章的主调，人道主义的同情，对于自由精神的追求仍然时刻体现出来。《随想录》的第一篇是《谈〈望乡〉》，其中通过为当时上映引起争议的日本电影《望乡》辩护，对于人道主义的情怀进行了再度的重申。《随想录》无论是怀念逝去老友亲人，还是分析上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的世象人心，或是忏悔自己的人生失误，都贯穿着这种人道主义和自由精神。“讲真话”的追求一直是巴金执着的信念，这种信念在他的晚年也表现得格外清晰。他的坦诚无伪的表达再度显示了作家的精神世界的力量，这使他穿越了历史，在“新时期”文学中起到了一个“五四长者”的作用。

　　巴金曾经在二十世纪历史的关键时期感动过中国，这种感动已经铭记在历史之中。可能他的作品的高度的价值已经回归历史，也不断有对于他的作品的表现方式和思考方式的质疑，但他无疑是二十世纪中国的青春精神和现代性的象征。

　　巴金当时追求的可能就是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

　　我想，他的自由精神对于今天的全球化时代的市场社会来说具有两个方面的意义。一方面，他的追求和探索为社会生活的多元化和价值选择的多元化提供了前提和条件。无论是《家》、《寒夜》，还是晚年的《随想录》，巴金都有强烈的“世俗关怀”，都期望人们的世俗生活更为丰富多彩。而这种丰富多彩似乎在消费文化中得到了相当的满足。在这一方面，其实巴金的思考和今天的消费时代的价值有相当的相关性。我不认为，巴金和今天的消费文化就完全格格不入或对立。相反，巴金的追求，在很大程度上开启了人们多元选择的可能。巴金当时追求的可能在一定程度上就是今天人们的日常生活，巴金的努力可能正是今天我们拥有的多元性的开端。

　　另一方面，巴金的理想精神当然也是对消费文化的平面化和简单化的参照和反思。他可以让我们认识到我们精神生活的某些片面的因素，他对于“庸俗”的批判，追求一种不断提升自己的价值的努力仍然是我们所需要的。他能够让我们反观消费文化的弱点和问题。消费文化具有的仅仅追求市场成功和物质满足的方面当然是巴金所反感的。《随想录》其实也涉及了这方面的问题。在这一点上巴金也给了今天的人们很大的启迪。

　　巴金虽然老了，但他的青春的精神却因对真理的坚持而永远常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