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劲光，湖南省长沙人。一九二○年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一九二一年赴苏联学习。一九二二年由团转入中国共产党。一九二四年回国后，任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六师党代表。参加了北伐战争。一九二七年赴苏联入列宁格勒军政学院学习。一九三○年回国。

　　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闽粤赣军区参谋长兼政治部主任，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五军团政治委员，建黎泰警备区司令员兼红十一军政治委员，闽赣军区司令员兼红七军团政治委员，红三军团参谋长，中共陕甘宁省委军事部部长兼红二十九军军长，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留守处主任，陕甘宁留守兵团司令员，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司令员。

　　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总司令兼参谋长、南满军区司令员，东北野战军第一兵团司令员，第四野战军副司令员兼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湖南军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司令员，国防部副部长。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四届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一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被中央委员，第八、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在中国共产党中央顾问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上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

　　

　　新中国成立初始，当时的国民党海军司令桂永清扬言：“共产党想建设海军，无异是痴人说梦！”

　　这当然是国民党军方过低估计人民力量的狂妄之词，但也道出了新中国组建人民海军所可能遇到的困难程度。

　　困难首先来自我们缺乏海军知识。我人民解放军官兵在几十年的南征北战中，都是依靠陆军作战，大都未接触过海军。其次，困难来自于我海军的薄弱基础。我军只有华东军区海军、中南军区海军和青岛地区的海军。另外困难还来自当时所处的环境和面临的斗争形势。撤退到台湾的国民党残余势力，利用海空优势，对我实行严密的海上封锁和狂轰滥炸。到朝鲜战争爆发时，蒋介石竟允许美第七舰队登上我国领土台湾，致使我国沿海斗争形势更趋紧张。

　　但，困难再大，也阻止不了新中国领导人要组建新型人民海军的决心。

　　1949年10月中旬，衡宝战役的炮声刚刚停息，我在长沙，此时我是第四野战军第十二兵团司令员兼政委。一天，译电参谋突然送来一份军委的电报，文中说毛泽东要见我，有要事面商。我赶紧处理一下手头事，交待了要急办的几个问题，就带着一个秘书，匆忙启程。

　　赶到北京，已是晚饭时分，我们就近住在前门外西河沿的“解放饭店”。随后，顾不上吃晚饭，便去中南海。

　　毛泽东主席非常高兴，紧紧握住我的手，面带笑容地说：“还是那么雷厉风行，我喜欢。我估计着你今晚能到。”

　　主席顿了顿，眼睛盯住我的脸，转话道：“看你疲惫的样子，一准还没吃晚饭。”随即，不待我说话，一招手对在为我沏茶的秘书田家英说：“家英，让厨房给加几个菜，我得请请我们的功臣。”　

　　饭桌上，主席边给我夹菜，边抓紧时间对我说：“目前，解放全国的作战任务虽然还相当繁重，但是，组建一支空军和一支海军的任务，已经提上了议事日程。空军的筹建工作已经差不多了，中央决定让刘亚楼同志去当司令员。现在要着手筹建海军，我们想让你来当司令员。今天先给你打个招呼，并听听你的意见。”

　　听主席这么一说，我愣了一下，手头夹的菜也掉了下来。我思想上毫无准备，便坦率地说：“主席，我是个‘旱鸭子’，又不懂海军，哪能当海军司令员？！何况，我晕船晕得挺厉害，长大到现在总共坐过五六次大渔船，每次都晕得不行。”　

　　毛主席笑了笑，也停下筷子，提高了声音说：“我就是看上了你这个‘旱鸭子’，是让你去组织指挥，又不是让你成天出海！”

 

　　“20多年来，我们和日本鬼子打仗，和国民党反动派打仗，都是钻山沟，钻青纱帐，主要在陆地上，现在要建设海军、建设空军了，派谁去当司令员呢？”停了一会儿，主席又意味深长地继续说道：“你俩懂得我军的传统，又在苏联学习过，我们建设海军、空军，要向苏联学习，要依靠苏联援助。你们会俄语，又比较了解苏联军队，我看，选定你们来当司令，还是合适的。”

　　主席停下话，自己先吃了一口，又指着我说“吃、吃”，等饭下肚后，又语重心长地说：“有海就要有海军，过去我国有海无防、受人欺负，我们把海军搞起来，就不怕帝国主义欺负了。再说，我们要解放台湾，也要有海军。海军一定要搞，没有海军不行。要搞海军，就总得有个人去领头。”

　　听了主席这么一番话，我知道自己不便再说什么了，就一边吃饭一边点头：“我听主席的。”

　　“好，好，你回去可以先思考一下建设海军的初步意见，到时我再听听你的想法。”主席非常开心地说，并扭头对田家英说：“怎么样，这顿饭我请得值，一顿饭换来个海军司令。”

　　当年12月中旬，毛主席在赴苏联访问的前夕，又一次召见了我。主席详细征求了我对解决海军装备的意见，并询问了我所知道的苏联的一些情况。最后，主席语气沉缓地对我说：“眼下，世界上愿意真诚援助我们的大国只有苏联，所以要积极争取苏联的援助，你们在海军建设过程中，要很好地向苏联海军学习。”

　　随后，军委下达了任命我为海军司令员的正式命令。

　　1950年1月下旬，我正式移交了十二兵团和湖南军区的工作，离开长沙，在武汉逗留了10余天，于2月中旬抵达北京，开始了在海军任职30年的工作历程。(陈列兢/整理)

 

 

　　1952年，元旦刚过春节将临，深夜11点，洋溢着节日气氛的首都北京，从喧嚣中沉寂下来。突然，肖劲光卧室的电话急剧响起来。刚刚就寝的肖劲光翻身抓起电话。他清楚，这时间来电话，大都是急事、大事。

　　“肖劲光吗？还没有休息吧！”

　　“是我，主席，有什么指示？”肖劲光听出毛泽东的声音。

　　“打扰你休息了。有一个任务要交给你。”接着，毛泽东交待，要肖劲光搞清，美国从本土运输一个兵团、一个军的兵力，到日本的横滨、南朝鲜、越南、香港，各需要多少舰船？多少时间？需要多少舰船为这些部队运送补给物资？并明确提出，要在两天内报告给他。

　　放下电话，肖劲光立即与苏联派来的首席顾问涅斯切罗夫联系。涅斯切罗夫回答，这些情况很难一下子说清，需要查资料、研究、计算。肖劲光考虑了一下，决定把这一任务交给“第二顾问团”完成。

　　所谓“第二顾问团”，即是海军机关中由原国民党海军中部分中高级军官组成的“海军研究委员会”。华东海军成立以后，为了解决海军专业技术人才缺乏的问题，司令员张爱萍一面亲自走出去“访贤纳士”，一面以华东海军司令部、政治部的名义在香港《大公报》上刊登了《关于招收原海军人员参加人民海军的通知》，并在青岛、福州、广州等地设立了“登记国民党海军人员办事处”。用这两种办法，先后招收了一大批原国民党海军的官兵。

　　中央军委海军成立以后，1950年11月底，中央军委又专门电令各中央局、各大军区，责成各地党政民学机关以及战略区，设法将流散各地的原海军人员，清理登记遴选，从而又集聚了一批海军建设人才。后来，肖劲光就从这两部分人中选出二十多位，请到北京，成立了“海军研究委员会”，为海军党委、海军首长研究问题提供咨询、参与决策。

　　肖劲光把任务交给海军研究委员会后，由曾经在美国参谋大学学习过多年的研究业务组长刘隽主持了这一课题的研究。在刘隽的组织下，几个人分头查阅资料、推导数据、反复计算，把问题逐项搞清楚，按时向毛泽东呈送了所需资料的报告。

　　2月14日下午，毛泽东到海军机关视察时，又对肖劲光提到了上次要材料的事：“我上次要的材料，是哪些秀才搞的呀？”肖劲光说：“那份材料是我们海军研究委员会几个同志搞出来的。”接着，他介绍了海军研究委员会的人员组成、职责，随后说：“研究委员会作用很大，大家都称他们是‘海军首长的第二顾问团’。”

　　毛泽东微笑地点着头说：“好，第二顾问团，这个办法好。搞海军，他们有知识、有经验，是老师，一定要好好团结他们，充分发挥他们的作用。”

　　此后，肖劲光更加注意发挥海军研究委员会的作用。这部分人，不仅及时为海军首长重大决策提供咨询，而且先后翻译、整理、出版了《美国海军学校海军战术教程》、《第二次世界大战太平洋战争诸战役》、《外国海军资料》等学术专著，在海军建设初期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照洲港”，原名“赵洲港”。1970年，在海军司令员任上的肖劲光回到故里，发现门牌上写着“红旗港”，便对陪同的乡亲说：“我们这里原来叫‘赵洲港’，远近都知道。要改可否将‘赵’改为‘照’，叫‘照洲港’。毛主席的光辉照九洲嘛！”大家齐声叫好，说这样既保留了原名，又有新意。

　　此后，“照洲港”的门牌就钉在了乡亲们的门楣上。

　　肖劲光有一个俄文名字：查戈洛斯基。1921年至1924年、1927年至1930年，他曾两次赴苏学习。查戈洛斯基的名字，就是第一次在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简称东方大学)学习期间起的。

　　晚年，肖劲光曾与人戏言：当了一辈子兵，提了两级军衔：从中将到大将。

　　肖劲光第一次入伍当兵是1925年秋天。经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周恩来介绍，他担任了李富春任党代表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军中的第六师的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授中将军衔。肖劲光时年22岁。

　　此后，又过了30年，新中国成立后的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初次实行军衔制，肖劲光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肖劲光与一位燕京大学毕业的青年共产党员刘隽，奉党的指示一起撤离国民革命军，从宜昌去汉口。在同行的江轮上，刘隽对肖劲光讲，打算回湖南老家搞农民运动。肖劲光劝阻说：“在革命的紧要关头，一个党员更要听从党的指挥。一个人本事再大，离开党也将一事无成。”

　　此后，刘隽脱党。抗日战争期间，他在国民党军队中供职，解放战争后期，在长沙率部起义。1985年，刘以80岁高龄重新入党。面对鲜艳的党旗，他回顾一生，说了这样一段话：“我的一生可以用肖劲光50多年前说过的一句话作结论：离开了党一事无成。我走南闯北，奔波了一生一事无成，就是因为离开了党。这就是我为什么80岁了，还要重新入党的原因。”

 

　　1937年秋，国共两党达成“停止内战、团结抗日”的协议后，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党中央驻扎于陕甘宁边区的延安城。

　　延安地区地贫民穷，土匪蜂起，国民党顽固派为非作歹，社会环境十分复杂。在部队主力开走后，首次举行的留守部队军政干部会上，毛泽东拍着留守兵团司令员肖劲光的肩膀对大家说：“同志们，我在延安就靠这位老兄吃饭，靠你们留守兵团吃饭啊！”

　　毛泽东意味深长的玩笑话，使肖劲光受到很大震动。当晚，他回到宿舍思考再三，亲手书写了“任务重于生命”6个大字，第二天挂在了留守部队全体官兵动员大会会场上。此后，肖劲光率部留守延安8年。他一直以“任务重于生命”6个字，作为留守部队的训则，警示自己，教育官兵。

　　肖劲光任留守兵团司令员期间，中央西北局的书记是高岗。在工作接触中，肖劲光对高岗印象不好。他觉得高岗政治水平不高，计较个人得失，思想意识也不好。这些想法反映在工作上，影响了留守兵团与西北局的关系。1942年前后，双方关系已明显不够协调。毛泽东当面批评了肖劲光。毛泽东说：部队驻在哪里，就要尊重哪里的地方政府。现在我们中央机关驻在这里，连中央决定的事情也要通过一下西北局，你留守兵团决定的事怎么能不通过西北局呢？军队和地方关系出了问题，军队首先要作检讨；军队和地方闹矛盾，军队要多作自我批评。这是一条原则，什么时候都必须坚持的原则。

　　毛泽东的话，使肖劲光受到很大震动。他认真向毛泽东作了检讨，又主动向高岗作了自我批评。为了密切军政军民关系，加强军内外团结，留守兵团把1943　年2月定为“拥政爱民月”。在这期间，肖劲光组织部队大张旗鼓地开展了拥政爱民活动。地方政府积极响应，把这年2月定为“拥军运动月”，也轰轰烈烈地开展了拥军活动。军地双方“拥政”“拥军”活动的开展，密切了军民关系，增进了军政军民团结，受到了毛泽东主席的热情赞扬，他说，这种活动以后应年年搞。

　　此后“双拥”成为我党我军的优良传统，一直延续到今天。

　　1948年，肖劲光的长子肖永定去苏联学习前，肖劲光给他写了长长的赠言：

　　

　　一切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一定要有事业心、进取心，时刻要具有群众观点，掌握群众路线。凡事都有困难，事业是不断地克服困难完成的，遇到困难就要勇敢地去克服它；碰了钉子，就要向钉子学习，并研究如何拔除它，千万不要急躁，急躁没有用处，不能出办法，只能使你垂头丧气；为人要正派，要有原则性，对党要忠诚老实，对同志要诚恳热情，要讲团结友爱。对敌人要狠；诚恳热情、团结友爱是从高度的原则性产生，没有原则性的阿谀奉承、迎合取巧是最不忠诚老实，最可耻。凡是事实、凡是真理，就应当承认，坚定不移，哪怕用千钧力量来摧毁你，你也应当矗立不动，表现你的崇高气节；如果事实证明你错了，就应当首先自我批评，立即纠正错误，这也是一种高尚品质，是最聪明、最进步的表现。1961年，次子肖策能去哈军工上学时，肖劲光又将此赠言抄给他一份，要求他牢记，向哥哥学习。

　　1949年9月，长沙解放后，肖劲光回到久别的故乡“赵洲港”。刚到村头，他就提前下了车，与迎上来的乡亲一边走一边聊。猛抬头，发现街旁大树下土地庙的大门上还保留着一副对联：“土生万物，地降千祥”，肖劲光沉吟了一下，风趣地说：“这副老对联，小时候我们都看不懂，现在重读时才理解了，土地菩萨只说出半句话。现在人民得到了解放，过好日子要靠共产党，靠自己劳动。这副对联应该改为：土生万物靠劳动，地降千祥在人为。”大家听了都笑着点头，一致称赞改得好！

　　1950年3月，新上任的海军司令员肖劲光风尘仆仆到了山东威海。为了过海到刘公岛进行设防考察，随行人员向当地渔民租了一条小船。航渡中，渔民得知站在自己船上的是新中国的海军司令员，以不可思议的口气说：“你是海军司令还要租我的渔船？”

　　晚年回忆起这件往事，肖劲光感触很深：“这话对我刺激很大。可当时有什么办法呢？我这个海军司令当时就是两手空空啊！”

　　肖劲光是人民海军首任司令员，但海军司令员不是他在海军的第一任职。肖劲光在海军的第一任职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任命时间是1949年11月22日，比海军司令员的任命尚早54天。这很符合肖劲光的想法：治军必先治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