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政（1907—1988），原名谭世铭。湖南省湘乡县人。一九二七年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特务营任文书、书记。参加了湘赣边界秋收起义。一九二七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三十一团秘书，红四军军委秘书长、军政治部训练部部长，红十二军政治部主任，红一军团第一师政治部主任、师政治委员，红一军团政治部组织部部长。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后方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副主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东北民主联军政治部主任，第四野战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南军区第三政治委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主任，国防部副部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顾问。一九五五年被授予大将军衔。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第五届全国人大法制委员会副主任，中国共产党第七届候补中央委员，第八届中央委员、中央书记处书记。

 

　　1927年2月，谭政在妻兄陈赓的影响下，投笔从戎，到汉口参加了北伐军。“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后，谭政随陈赓逃离汉口，参加了毛泽东发动和领导的秋收起义。三湾改编时，谭政第一次见到毛泽东，随后跟毛泽东上了井冈山。同年10月，谭政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一名共产主义战士。

　　1928年1月，谭政奉命到前敌委员会当秘书，从此与毛泽东共事15年有余。在与毛泽东朝夕相处的日子里，谭政除了协助毛泽东起草整理文稿外，还特别注意学习毛泽东处理日常事务和复杂矛盾的丰富经验，以及驾驭时局的高超能力，从而使自己增加了革命理论素养，积累了实战经验和政治工作能力。

　　1929年11月，谭政受毛泽东之托，到部队做调查。他召集各种类型的座谈会了解情况，然后把干部战士反映、揭露出的问题逐条归纳整理，并加上自己的意见，以书面的形式，如实向毛泽东作了详细汇报。谭政这种勤于动脑，善于动手的求真务实作风，显露出他的政治工作才能，因而受到了毛泽东同志的赞赏。更重要的是：前委秘书的这次调查研究，为毛泽东起草红四军第九大决议草案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材料”和文字准备。

　　古田会议以后，谭政为落实大会精神，改进红军的组织建设、思想建设和纪律建设，倾注了满腔心血。在当时物质生活极端困苦，战斗极为频繁的情况下，谭政不仅出色完成了自己的秘书工作，还结合部队实际，坚持每月写一篇政治工作报告。他所写的《月终政治工作报告》、《新田夜间政治工作报告》、《高兴圩以北战斗政治工作》等情况报告，详细论述了毛泽东的建军思想、建军原则和政治工作方针，为红军早期政治工作的创立和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1928年初，井冈山的红军为了巩固和扩大根据地，打破敌人的军事封锁，决定拔掉敌军宁冈新城据点。当时，新城仅驻有江西军阀朱培德1个营的兵力。红军以4个营对付敌军1个营是占绝对优势的。但是，新城城墙坚固，工事完备，强攻不是上策，必须以计胜之。根据这里东南北三面环山，四面平坦低洼的地形特点，红军决心采取“围三阙一”战术，以少数兵力，在东、南、北山岗布设疑阵。山上插满红旗，满山树立穿军装的稻草人，人声喧哗，战马嘶鸣，造成重点围城态势。在西面，红军主力埋伏在大路两旁的密林之中，静待敌人上钩。

　　战斗从早晨开始，指挥员一声令下，山上杀声震天，枪“炮”（洋铁桶里放爆竹）齐鸣，大有大军压城城欲摧之势。城里的敌人见状，慌忙开枪放炮，发疯般地朝他们发现的目标射击。战斗中，谭政带领宣传队的队员们，从这个山头转移到另一个山头。一边呐喊助威，鼓动战士们勇敢作战，一边摇晃着红旗，使敌人产生错觉，乱放空炮。

　　战至中午时分，敌人的子弹炮弹消耗得差不多了，士气逐渐沮丧、疲惫，枪炮声也慢慢稀拉了。这时，谭政瞅准时机，带着几句宣传队员，在红军战士的掩护，选好有利地形，开始向敌军喊道：

　　“弟兄们，快投降吧！你们被红军包围得牢牢的，你们逃不了啦！”

　　头几次喊话，敌军没有什么反应，大概是被这突如其来的攻心奇招搞懵了。

　　谭政不达目的决不罢休！他转换了一个位置，又高声喊道：“……红军就要攻城了，快反正投诚吧！投诚过来才是活路！红军优待俘虏！”

　　下午，谭政的攻心战斗终于见效了，敌军士兵一个、两个，弯着腰从阵地上跑过来了。谭政亲自接见投诚者，态度温和，平等相待，使投诚的敌军士兵出乎意料。平时他们所听到的反动宣传是“共匪见人就杀”，因此许多敌军士兵想投降，却因害怕被杀而不敢越雷池一步。现在，谭政的言语举动，红军的俘虏政策，使敌军的欺骗宣传不攻自破。为了进一步揭穿敌人的谎言，争取更多的敌军士兵站到人民的阵营，谭政说服投诚的士兵在“眼见为实”之后，又跑回去做守城的其他敌军士兵的工作。这么一来，像滚雪球似地敌军士兵跑过来的越来越多，最后竟然成班成排地往红军阵地这边跑。

　　城内敌军的心理防线终于崩溃了，敌军官一看势头不好，就三十六计走为上，匆匆组织突围。谁知又钻进了红军早就设下的伏击圈，全部被红军包了饺子。

　　

　　红军时期，曾同谭政并肩工作担任红一师师长的李聚奎回忆说：在井冈山革命斗争最艰苦的时期，红军没有经费，大家饿着肚子行军打仗，实在受不了，就跑到老百姓地里挖蕃薯吃，还有用了群众食物或者损坏了东西也没钱赔偿的违反群众纪律的现象时有发生。

　　这类事，我们都推给谭政政委去处理。有个别领导人给部队交待任务时说：“看你们这些书呆子，什么纪律不纪律，部队吃饱肚子要紧！”对这些话，谭政则认为：部队的确很苦，谁个不是肚里咕噜噜叫着要东西吃？但是，纪律是军队的生命，不讲纪律，得不到群众的支持，军队就难以生存。所以，他坚持原则，动员大家：“……用了群众东西，包括吃了群众的粮，一定要给钱，损坏东西要赔，这是红军铁的纪律、政治生命线，这个制度不能变。如果有的连队没现款，一定要给群众‘打收条’，等以后革命胜利成功了再来偿还！”

　　从此以后，“打收条”的制度就在红军中兴起来了。

　　

　　1933年12月，国民党军队集中50余万的优势兵力，向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五次“围剿”。由于王明路线的错误领导。中央红军虽经拼死抵抗，但伤亡惨重，收效不大，致使敌军气焰嚣张，步步逼近。就在这恶劣的形势下，谭政担任政委的红一师与敌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在五都地区相遇了，一场恶战迫在眉睫。对于吴奇伟，谭政是非常了解的，此人是镇压广州起义的刽子手，许多革命志士都惨死在他的反动屠刀下，至今已经整整六年了。对此，谭政铭心刻骨，记忆犹新。今天真是冤家路窄。

　　决战前夕，谭政头脑异常冷静。他在想，吴部敌军气焰嚣张，装备精良，训练有素，实力很强；红一师虽然从来没有惧怕过什么敌人，但在这种不利的形势下，对敌人不可低估。现在最需要的是勇气和士气。那么，如何一扫部队情绪低落之晦气，痛打吴奇伟，以报广暴动的一箭之仇？三思而后，他决心借广州暴动六周年的纪念活动，进行战斗动员，增强部队对吴奇伟的仇恨，激发红军战士的战斗情绪，挫败吴奇伟部的进攻。

　　红一师纪念广州暴动六周年大会开始了，谭政登上主席台，发表了鼓动性极强的即席讲演。

　　“……大家不知道我们红一师当面之敌军头目吴奇伟的本来面目吧？六年前的今天，中国共产党举行广州武装暴动的时候，他手持反革命屠刀，杀了无数的革命群众。如今，他又带着反动武装进攻红色革命地域，‘围剿’起红军来了！”

　　“但是”，谭政几乎是以愤怒的激情喊出来，“吴奇伟他瞎了眼，今天的红军不再是广州暴动时候的红军了。从1927年起，南昌暴动，秋收暴动和广州暴动，中国共产党有了自己的武装力量，而且，这支武装力量，是在斗争中发展壮大起来的。敌人虽已集中大于红军数倍的兵力多次‘围剿’，不仅未能‘围剿’吃掉这支部队，反而越‘剿’越大了起来！你们说，怪不怪？”

　　“同志们！”谭政发出战斗号令：“我们的红色战士们！举起刀枪，勇敢战斗，以战斗胜利的实际行动，来纪念广州武装暴动六周年，为广州暴动牺牲的革命烈士报仇！为保卫苏维埃政权流最后一滴血！”谭政的话刚落，会场上，群情激昂，掌声雷动，震撼了五都的山冈和村庄。

　　谭政的讲演犹如一把火炬，点燃了红军将士胸中阶级仇恨的烈焰。

　　红一师与吴奇伟部敌军的战斗打响了。红军指战员一个个像下山的猛虎，咆哮着冲向敌阵，把敌军杀得抱头鼠窜，丢盔卸甲，阵脚大乱。战后，师长李聚奎、政委谭政在战斗报告上写道：“这次战斗所歼灭之敌军，是号称铁军的吴奇伟部，红军挫败之敌军伤亡数百，敌军恐慌万状，军心愈加动摇。”这其中自然包含着谭政政治动员激发士气的一份功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