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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龙新闻网于1月31日晚在首页挂出了一个有关春节联欢晚会满意度的网民调查表。经过八天时间的投票,截至昨日中午11:00,共有10548人次投票。由这次调查可以看出,59.59%的网民对2003年春节联欢晚会表示不满意。也就是说,认为晚会不及格人数达到了及格线。这是多么的讽刺啊。
网络上有许多对今年春节联欢晚会的评论,褒贬不一:
褒——不是春节晚会差了是大家的要求多了:我觉得,总的来看2003年央视春节晚会应当说很成功。我和我身边的亲友大多数对这台晚会持肯定态度。你可以说这节目哪哪不满意,你可以说谁谁有所不足,其实在我看来不过是像这几年餐桌丰盛了,你吃什么都觉得没那么香了。你觉得什么样的大厨都做不出当年的口感了。不是厨师的手艺退步,是你的味觉在退步。
金越没有让我们再度失望:金越没有让我们再度失望,2003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比近几年的在内容上要好得多。特别是家的温情在晚会上发挥得淋漓尽致,还有汇集土的仪式,让华夏儿女心中热血沸腾。舞台设计还可以,歌曲也做得不错,我希望再多一些歌曲,三十晚上出来,大年初一人们就会唱的那种——特棒!如果还有机会,我们希望金越能再烹一道年夜饭,比今年的品位更高!
网友送一首小诗给《化蝶》:网友豌豆aa555认为《化蝶》最好,《激情》最妙,舞蹈一般记不住,歌多平淡没印象。送一首小诗给央视春节晚会节目《化蝶》:常记那赏花时节看蝶飞,花中五彩绚丽。归来想起梁祝泪,好不凄美。俊山伯美英台生前,相依依难抵风雨力,心心连化蝶舞晴宇。似花瓣翻飞如彩虹美丽,天地做证绝好情侣。今日有幸观赏演绎:蝴蝶翩翩。蝶衣萧瑟迷,满眼虹裳丽,山伯负青坷,英台泪滴陲。一曲梁祝飘到天际。这舞和曲激荡人心底,思蝴蝶思名曲,寝食难安四处寻觅:花中那对情侣。
贬——春节晚会该去除浮躁返朴归真:对于今年的春节联欢晚会,我用两个字来形容我此时的心情:恶心!我对中央台的所谓贵族气很是反感,为什么不改改呢,从主持人的开场白我就知道这台晚会没治了,但是我是在全家老小围坐在一起过年的这个特定氛围下,耐着性子看完的。
病入膏肓的春节联欢晚会:春节联欢晚会只剩一个时段优势。但如果利用好这个优势,其两个效益也是可想而知的——毕竟,一个同时拥有近十亿观众的节目,其商业价值和冲击力是可以想象的。但遗憾的是,诸多事实表明,每一年消耗无限的精力和财力搞出来的“春节联欢晚会”,却越来越不招人待见;除了央视索福瑞公司自已玩的调查之外,说好的观众却是越来越少。虽然有千般的借口和万般的‘亿口难调’之类托辞,但都不能掩饰的一个事实便是:春节联欢晚会确实病了,从一只凤凰蜕毛拔皮抽搐成了一只鸡肋。
今年的春节晚会大大的失败:今年的春节晚会大大的失败。简直是味同嚼蜡。节目安排零乱,表演粗制滥造。就连炒得沸沸扬扬的国外魔术师的表演也不象宣传得那么神奇,不过几个早已看厌的魔术节目而已。在整个平淡节目的包围下,就是大笑星赵本山的节目也黯然失色了。哎,又浪费了一个难得的除夕之夜,不如找几个朋友打打牌到更有趣一些。
1983年的除夕之夜,当中国人团聚在一起欢度中国最重要的传统节日时,发现中央电视台给电视观众准备了一个丰富多彩的新年联欢晚会,陪伴着人们度过了一个难忘的春节。第二年的同一时间,央视又准备了一台春节晚会,这次的节目更丰富更吸引人,小品《吃面条》、单口相声《宇宙牌香烟》都成了经典之作。就这样,春节联欢晚会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成了全体中国人除夕之夜必不可少的一部分。
《三联生活周刊》刊文指出,20多年,春节晚会像一个不停滚动的雪球,越滚越大。它从一个茶座式的晚会变成央视下半年最重要的任务;从一个简单的娱乐活动演变成一个复杂的社会关系网;它的游戏规则随着春节晚会被越来越重视和中国经济的发展在悄悄地改变;它的欢乐、祥和、团圆的背后承载起越来越多团聚人气、狂欢上进的使命;它当初自然、简朴但却真正能给人带来欢笑的节目被今天豪华、盛大的场面营造下的欢乐气氛所取代。20多年的春节晚会应该说跟随着我国20多年的改革开放一起,在越来越走向商业化。一台晚会在市场经济的时代,承载了太多来自各个方面的压力……
有媒体报道,导演金越要求剧组工作人员对外界,尤其是对媒体记者一律封嘴,违规者开除。同时,演员们谈起春节晚会都讳莫如深,这是否和赵安出事、陈佩斯炮轰春节晚会事件有关?
随着陈佩斯的一声开炮,各路明星纷纷与春节晚会“划清界限”——毛阿敏、那英、腾格尔说,春节晚会上不能唱自己的歌,已无须靠它提升名气了;阎维文、孙楠和敏感人物郁钧剑以没有时间为由和春节晚会说拜拜;于文华表示,宁愿“献出自己的歌曲让别人唱”。导演甲丁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认为这是酸葡萄心理,我所了解的情况,有些演员来不来无所谓,人家没找他,他就会这样说。”其实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因为赵安有了问题,这些演员才敢对媒体表明立场。赵安有种霸气,他在的时候,这帮演员不敢说这种话,心里就是这么想也不敢说。你可以不借助春节晚会这个平台,但还有其他平台,赵安在,文艺部还有一盘棋的构架,只要演员想通过中央台这个媒体,就得面对赵安。赵安不在,这盘棋就有点散,造成了没有一个绝对的权威的现象,所以个别演员显得“有恃无恐”。
有一个央视一直不肯正视的问题——春节晚会的影响力确实在逐年下降。曾经在去年春节晚会担任音乐总监的苏越说:“这不是非上春节晚会不可的年代了。”谈到春节晚会的失落,苏越认为:“演员的熟面孔时间太长了,新人上不来,勉强挤进来几个,又不能重磅打造。当年王虹唱《血染的风采》,就是给了她一个极为特殊的环境,但是现在歌手很少有这种机会。”甲丁的看法是:“春节晚会一开始的定位是让大家在欣赏一台节目的同时,得到一种娱乐。而现在是在娱乐当中去欣赏节目,定位完全颠倒。”
其实,从最近这些年看,电视观众在分流,娱乐方式越来越多,已不是当年除了春节晚会别无选择的年代了。但春节晚会的收视率统计却还在奇特地上升。近几年中央电视台都会公布由央视索福瑞公司发布的收视率调查,以某年为例,当晚中央台公布的收视率最高达97%,而同时上海广电信息咨询公司得出的数字是36%,差距如此之大的原因是央视把每个看过晚会的人,哪怕他只看了一分钟,也算做完全收看。而上海的统计是按收视时间计算的,如果看了其中一小时,就只能算看了25%。邓在军导演就承认她不是每年都看春节晚会,阎肃更是认为央视的收视调查并不准确。甲丁也认为,收视率的调查结果让搞电视的人很困惑,现在电视节目拼命往时尚化靠,可真正喜欢看电视的人平均年龄在40岁以上。有另一项数字表明,1989~1999年春节晚会的收视率一直在50%上下浮动,近几年呈下降趋势。
有人从广告收益的角度,称春节晚会像一个暴发户,它当初的形象就像当年马季卖宇宙牌香烟时的打扮一样。作为中国最有影响力的媒体,作为一年中最重要的一个时段播出的节目,有刻薄的批评家称,春节晚会最终打造成了一个富贵、豪华、镶金镀银的暴发户。
邓在军没有透露80年代春节晚会的投入与产出,但从一些公开报道中可以以小见大。2003年的春节晚会委托南京市用全手工、有1500年历史、正在申报人类文化遗产的云锦为主持人和部分演员制作了50套服装。这些服装每个工人每天只能完成五厘米进度,因此它是无价的,只人工成本费就高达500万元,这500万在晚会过后不知下落如何,是留给中央台?还是由演员们带回家收藏?可以肯定的是,下次晚会就用不上了。赵安曾就某一年的晚会公布了一组数字:那一届晚会用了演员700多人,其中表演团体12个,从吉林到广东,都是从外地赶来。现场观众1800多人(演员的投入是有来有往的,观众大多是带来效益的)。晚会上演员的服装50%是新做的,30%是租赁的,20%是库存的。对2000个家庭进行了电话访问(这可以由电信部门赞助),动用了400多位工作人员,从12月份到春节前每天工作到凌晨两点左右。早期的演员如朱明瑛等人是骑自行车参加春节晚会,现在的演员报酬在1000元~6000元之间,并住在星级酒店。
最大的一块收入当然是广告,以近两年为例,马年的晚会开始前的75秒钟,平均每秒开价20万元,晚会前后约有12分钟的广告时间,总价值一亿多元。广告商得到“买一送三”的套装,即广告同时在央视歌舞、戏曲、国际频道晚会中同时播出。到了2003年,独家承办春节晚会的一家广告公司透露,总广告时间增加了40秒(这40秒价值1200万元),每秒涨到了30万元,涨幅达50%。黄金时段零点10秒报时和除夕20点整的10秒报时是仅有底价的竞拍,零点报时的底价是588万元,最后被某企业以688万元竞得;20点报时卖了468万元。这12分钟的收入将达2.3亿多元。
春节晚会的商业利益远不止这些。每年的热线电话,春节晚会都会与中国电信合作,其中一年春节晚会接到的168声讯电话是308万个,即使以最低价每分钟1元,每个观众只打一分钟计算,这一项收入也有300多万元,当然绝不仅仅止于此。
春节晚会的念电报早让观众厌烦,每年都会强烈抗议,但却总是年年晚会年年念。阎肃解释说,有些是海外的、远航的,就盼着这一天。有一次一个大使馆的贺年卡说好了会念,后来却忘了,大使馆的全体人都愣在那儿了。他笑笑说,还有一些,是人家掏了钱赞助春节晚会,就想上个名字,你能不让人家上吗?周涛、朱军的“金嘴”念一个企业的名字不知会为央视带来多少利润。可知的是,2002年的晚会上,上一年广告投放额超过150万元的企业,可以得到一张入场券。而在2003年,这个价格涨到了200万元,春节晚会的椅子大约可以进入吉尼斯纪录了。
春节晚会的确是一个可以让人一夜成名的好地方。费翔,一个当时在美国百老汇不入流的演员,因为在春节晚会上点了《冬天里的一把火》,让他一直火到现在。其实当时费翔所唱的歌一首是台湾歌手高凌风的,一首是文章的。但就是当时唱别人口水歌的他,因为春节晚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创造了中国歌坛的纪录:专辑《跨越四海的歌声》销售了2000万盒,在内地开了63场个人演唱会。现在的歌手的专辑卖到10万已经是巨大成功,这个纪录至今无人能破。香港歌手张明敏,一首《我的中国心》红遍大江南北,随后他的专辑也卖出近千万盒,而后来人们才发现,他在香港不过是一个名气并不响亮的歌手,只不过是当时有人去南方出差,在一辆汽车上听司机放他的歌才知道他的。现在人们比较熟悉的歌手朴树,虽然他只在春节晚会占据了仅仅一分多钟时间,没有完完全全把朴树的性格和他的音乐非常好地展示出来,但晚会后朴树的唱片订单一下多了很多,穴单也多了不少,这比他跑遍全国拿几十个奖还管用。春节晚会对个人和公司来说的确很重要,这就是春节晚会的宣传效应。
正因为春节晚会有如此巨大的轰动效应,才使很多演员越来越重视这个平台。
春节晚会出现的演员很多,但是获利最明显的主要集中在歌手上。进入上世纪80年代中后期,文艺团体的改革让很多歌手不再依赖单位的铁饭碗吃饭,他们必须靠走穴来为自己赚取更多收入。而进入90年代,随着唱片业的兴起,歌手进入商业运作成了大势所趋,这时市场推广、提升人气就显得格外重要。而与此同时,春节晚会的盘子也越来越大,歌手与春节晚会同时进入商业化时代,二者同步前进。所以,从中国进入市场经济时代,歌手便把春节晚会当成扬名立万的最佳场所。
其实第一个意识到春节晚会名利效应的是一个来自东北的女歌手,当时,她默默无闻,所以无论如何她也不可能有机会走上春节晚会舞台。但是她通过一个极特殊方式把一张条子递给了当年的晚会导演,因此她不仅顺利参加了春节晚会,而且还独唱了一首歌。这件事发生在1988年。如今,这位歌手的名字早已被人淡忘,但她这种方式却被后来人发扬光大,因春节晚会而衍生出一个新名词:“条子演员”。
“条子演员”的出现与壮大的背后有错综复杂的关系。春节晚会不仅是央视在除夕夜献给观众的一道电视大餐,同时也是央视大的攻关项目,是央视的一个经济增长点。以前人们总以为春节晚会是不干不行,是老百姓的一个需求,实际上它是两个需求,一方面是老百姓的需求,另一方面是央视自己的需求。
春节晚会前的若干次排练,每次都要招待很多人,包括与央视有关的职能部门,供电、供水、规划、交管……另外,它还要组织各种演出队,做热场演出,特别是语言类节目,要轧场子,试它的包袱,所以到各个部委去慰问演出,一方面是为了检验作品收看的反响,另外就是公关。很多演员摸清了这个规律,所以借助春节晚会答谢职能部门这一层关系来把条子递过去,每年条子来自于各方面,有些就是跟央视工作、运作过程中相关的政府职能部门领导递的条子。
就中国目前歌坛(包括各种风格)每年创作的歌曲,一年下来加一起也没有一次提供给春节晚会的多。照理说应该能出来几首好歌,但实际上几乎没有一首能让人记得住的歌曲,这一方面是作品本身的质量不高,另外还有一个原因是层层把关往往带来层层修改,有些作品往往翻来覆去的修改30多遍,包括相声和小品,改来改去,原来的味道没有了。
相声是人们喜爱的艺术形式,以前,春节晚会上还能推出像《虎口余生》、《宇宙牌香烟》这样脍炙人口的段子,但近年来基本上推不出相声了,主要原因就是相声的社会负面影响问题无法解决。还有观众的包容度很差,听到不顺耳的话,便忍不住用各种方式向上面反映,造成春节晚会主创班子都不愿意惹麻烦,从而回避一些容易引起争议的作品。比如去年姜昆准备表演一个讽刺两面派的段子,讲的是一个村长面对央视爱心奉献团和焦点访谈采访组时的不同嘴脸,这是近年来难得的相声佳作,最终还是没能修改成功。连村长都不能讽刺了,相声还能讽刺什么呢?
春节晚会因其承担的社会责任而提出“三个安全”:政治安全、播出安全和人员安全。由此对春节晚会把关,导演以上说话算数的有17个人,而这17个人每次都要说话。对待一部文艺作品的感受,17个人有17种感受。以前春节晚会算不上大事,没那么多人插手。现在晚会的重要性越来越提高,除这17个人,还涉及到方方面面的影响,比如赵本山表演《卖拐》,结果残疾人协会提出了意见。去年《卖车》,说今年要《卖担架》,打死他也不敢了。春节晚会,横竖都要应付,一个晚会,要想大家都满意,结果往往大家不满意。
正因为春节晚会推出一首好作品很难,所以一旦有好作品出现,就显得尤为珍贵,谁都想借助这个作品一炮而红。于是,一些因作品引发的争执便接二连三地发生。上春节晚会要舍得投资早已不是什么秘密,有钱未必就能如愿也是正常的。在年末的一则关于于文华经纪人讲述的陈年往事揭开了幕布一角。据报道称:于文华自己花了几万元准备的歌曲被硬性安排给郁钧剑合唱,而当时于文华敢怒而不敢言。随着赵安的离去,这件事被重新晾在阳光下。于文华的经纪人李年说:“这不是针对中央电视台或者是春节联欢晚会,而是有记者找到他,说到这件事了,才提起《想起老妈妈》这事的。好几次想想觉得算了,谁知道郁钧剑对外说《想起老妈妈》是他的歌曲,并列为代表作。这首歌词曲花了两万五,做音乐部分花了两万五,拍音乐录像花了30多万。”
更有“能力”的歌手侵占名气小一些歌手的歌也许不是春节晚会上的新闻。最明显的例子就是《常回家看看》,这首歌本来已经被一名男歌手买下版权,并希望通过春节晚会一炮走红,歌是走红了,但红的是陈红等歌手,并借此歌整整红了好几年。那个投入了几十万资金,连响声都没听着的歌手从此销声匿迹。
自从陈佩斯、朱时茂与春节晚会打官司后,春节晚会让演员们签了一份协议,这份协议被称为“卖身契”,它的最重要内容在于:演员同意中央台对该作品享有著作权,中央台在各类节目、任何载体使用或改编此作品不需要征得演员同意也无须支付任何报酬。据说,演员的稿酬在1000元~6000元之间,而现在买一首歌,再拍成音乐录像最少需要十几万元,赵本山说:“佩斯事件很能说明问题。”因为自从陈佩斯向春节晚会发难后,他彻底从这个舞台消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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