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 | 30年跨越三大洲，她真的做到了“赚外国人的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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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言

2019年春节，我到尼日利亚探访好友晓慧。

在晓慧位于拉各斯的餐厅里，我偶遇了她的老友柳箐——尼日利亚某奶饮料生产企业的董事长。

后来的日子里，柳箐向我讲述了自己80年代在老家徐州当个体户卖女装，90年代到俄罗斯远东地区的雅库茨克当“国际倒爷”，千禧年后来拉各斯办工厂，30年穿越三大洲的打拼经历，我也在往后的多次接触、采访中，逐渐还原出了这位中国女掌门的江湖故事。

人过中年，眼前这位衣着低调而又讲究、身材苗条、依然长发披肩的董事长如此波折起伏的经历，如今看来，的确实难复制。

1

柳箐，60后生人，从小跟着父亲在青岛的北海舰队里长大，母亲带着姐姐弟弟留在老家徐州。柳箐至今还记得，当年部队大院里周末都要放露天电影，同学都爱跟她套近乎，好让她带他们溜进大院里看电影。

高中毕业后，柳箐进了徐州一家机械厂，成为油漆工，专给自行车喷漆。那时公司规定“上12小时班，连续休息2天”，这样的工作节奏让柳箐很喜欢，因为可以有非常充足的私人时间。

十多年的知识禁锢之后，整个社会都充满了对知识和技术的渴求，城里、厂矿里办免费学习班蔚然成风，英语班、理发班、家电维修班和裁剪班随处可见。柳箐自幼喜欢绘画、做手工，便进了剪裁班。她的作业完成得又快又好，余下时间还能帮帮小她2岁的同桌包丽。

那几年风靡全国的日本电影《追捕》、电视剧《血疑》，让柳箐对日式女装很入迷，大半工资都用来买日本的服装设计书。1987年春，徐州的新百货古彭大厦开业造势，举办了一次服装设计大奖赛。经不住包丽的鼓动，柳箐也投了稿。

“最后竟然得了二等奖，奖金有800元，相当于我当时半年的工资呢。”说起那次获奖，柳箐至今都十分骄傲，毕竟这也改变了她一生的轨迹。

获奖后，个体服装商贩徐阳看中了柳箐的作品，想与她合作。徐阳在二府街服装市场有两个柜台，专营女装，从上海进货。她希望柳箐设计、制作的服装都能交给她来卖，柳箐欣然应允。

那以后，一到休息日，柳箐就把自己关在家里做衣服，每天能出货五六件，除布料钱外，再加了2到5元的工钱费，之后全部都卖给徐阳。柳箐设计的日式女装非常受欢迎，供不应求。直到后来，柳箐发现徐阳的卖价是她供货价的3到4倍，她才决定，干脆自己租个柜台好了。问题是找谁来守柜台呢？

彼时“商品经济”刚起步，有门路的人都奔着国营单位的“铁饭碗”去了，只有那些没法子进入体制的“困难户”才会去干个体户。柳箐在国营机械厂，舍不得放弃。包丽在国营橡胶厂，也不愿意，便推荐了自己的姐姐包楠。包楠比柳箐大2岁，是返城知青，在出租汽车公司的小卖部工作——这个“大集体”性质的企业允许停薪留职搞经营。

大家一拍即合，柳箐出资租下了二府街服装市场的柜台，包楠负责守柜台卖。几个月下来，两人的确赚了不少，可柳箐却要快累垮了——毕竟一个人精力有限，赶天赶夜制作服装，喷漆的工作也不能丢。再跟徐阳的店一比，还是跑上海拿货来卖赚得更快些。

于是，柳箐也开始在休息日坐火车到上海拿货，连夜再坐火车赶回来。

“时装设计师”的眼光，让柳箐进的货立刻得到顾客的青睐，很快，二府街服装市场上的同行们都跟风学起柳箐挑选的款式来。也有不少人想和她套近乎，好一道去拿货，可柳箐就像个独行侠。

那时候，柳箐已经在思考另一个问题了——既然自己抽空搞设计制作几件都能卖到好价钱，“为何不可以自己来设计，再搞个厂，做出真正的服装品牌呢？”——这个梦想，时至今日仍让她念念不忘。

服装的生意越做越好，柳箐和包楠又租下一个5柜台的商铺。每天一大早，商铺的卷闸门刚拉开，顾客就蜂拥进来。有时一个月可以赚五六千元，没多久，柳箐就变成了“万元户”，这在那时也算是凤毛麟角了。

90年代后，商铺间的竞争日益激烈，柳箐只得去福建石狮、广东东莞等更远的厂家进货，去一趟来回至少要一周。那时候，店里一天赚的已经比她在工厂一个月的工资还要高了，柳箐终于下决心辞了职，全心全意做自己的生意。

每次到石狮去进货，柳箐都十分感慨——那里的一个个小作坊都能成行成市，整合成巨大的制衣城。而徐州却没这个条件——想有自己的品牌服装，她还需要继续积攒启动资金。

1992年初，柳箐结识了在哈尔滨做服装批发的秋姐，秋姐劝她改做批发：“批发能赚大钱，零售做来做去，最后赚的只是一堆货。”

柳箐其实也考虑过。彼时，牟其中空手套白狼“倒飞机”的故事，已在全国大街小巷里传颂开来——他用几十车皮的罐头、热水瓶、服装等，去俄罗斯倒回了4架图154客机，卖给了西南航空公司。

在那个时代，大家都觉得自己有可能抓住某一次机会而一夜暴富，人人都在四下打听类似钢材这样的物资的上下家信息，都想成为倒卖物资获取暴利过程中的一环，“十亿人民九亿倒，还有一亿在寻找”，的确如此。

到了夏天，秋姐又给柳箐透露了一个消息：哈尔滨火车站的地下商品批发市场正在招租，一个柜台年租3000块，未来这里一定是哈尔滨最大的服装日用品批发市场，机不可失。

柳箐终于按捺不住了——自邓小平南巡讲话后，上海、深圳股市的热炒，十万大军南下闯海南的喧嚣，跨国公司加大投资中国的报道铺天盖地，她自认为，自己一定要走出徐州，参与到这样闯世界的潮流中去。

柳箐找到包楠商量 ：“到哈尔滨租几个柜台搞倒货、搞批发，这可能真是一个难得的机会，赚了我们就回来搞服装厂做品牌。如果不行，再回来做零售。”

包楠说：“听你的，反正我跟着你干。”

2

为了抢到好铺位，两人匆匆了结徐州的生意，带上没卖完的货物飞往哈尔滨。租下两个柜台，先把徐州的货拿出来卖。

然而，3个月过去了，期待中的火爆行情并未出现。连她们从徐州带过去的货都没卖完。东北人对服装的喜好跟江南人的完全不一样，柳箐对女装的敏锐嗅觉在这儿完全失灵了。

钱只出不进，柳箐每天都焦虑不已。也有几家在绥芬河做边贸的公司想要柳箐的货，但需要“赊货”——等他们拿走货卖出去了，才能付款。柳箐起初一口回绝了，这样风险太大。可又熬两个月后，还是不得不把货赊给了绥芬河的公司。

1993年新年后，市场仍然没有一点火爆的迹象，包楠也开始埋怨柳箐。想着不能再坐以待毙，柳箐让包楠留下见机行事，退了档口，自己坐火车去绥芬河要钱，然后回徐州重头再来。

那时的绥芬河还只是一个几万人的边陲小镇。走出火车站，柳箐踩着泥泞的街道，经过一排低矮平房，突见一栋崭新的5层大楼立在小镇中央，楼前人流车流拥挤喧嚣，大楼正中写着4个大字“青云市场”。

柳箐走进市场，看见密密麻麻的俄罗斯、中亚商客挤在商铺前选货、挑货，手里拿着货物，跟店主你来我往不停地砍价，计算器在双方的手里传来传去。不少的商铺堆满了货，店主都只能站到货物上向商客吆喝。

如此火爆的场面让柳箐十分震撼，连赊货的店铺都没去找，就直奔市场管理处，当即交了1万9千元，订了一个柜台位，然后打电话把包楠叫到绥芬河，做起了边贸批发生意。

起初，两个人是看到别人什么货好卖，就跟着进什么——牛仔裤、玩具、窗帘、鞋子、帽子、杯子、灯具等等，柳箐学得快，悟性高，总能在市场里很快找到更好、更便宜的货源卖给客户。

生意虽然火爆，但赊货的问题还是迟迟无法解决。生意做得越大，货就赊得越多。她俩既兴奋又惶恐，最后不得不一路追着赊货的商贩和公司，沿着俄罗斯远东地区的商贸线，从绥芬河开始，经乌苏里斯克（双城子），再经涅留恩格里（Neryungri，旧称涅林格里），最后到雅库茨克落下了脚。

1994年的初夏，雅库茨克的气温仍在0度上下，站在冷冷清清的列宁广场上，柳箐和包楠只感觉阵阵地冰冷刺骨。面对这陌生的周遭，能给柳箐带来些许温暖的，可能只有面前这座熟悉的列宁塑像——列宁屹立着，挥着他的大手，在凛冽的寒风中，激励着人们向前，再向前——这样的景象让柳箐仿佛一下子回到了儿时在北海舰队的大院里，最渴望的就是得到大哥哥们颁发的“列宁勋章”。

柳箐和包楠要去的露天市场在勒拿河边的空地里，两人拉着满载货物的小拉车，在露天市场入口硬梆梆的泥土地上，把编织袋平铺好，再把货物倒在上面——牛仔裤、鞋、帽、包和芭比娃娃。不一会儿，就有一个戴眼镜的俄罗斯中年男子走过来，指指芭比娃娃问多少钱？

“1万（旧卢布）。”（按当时的汇率，约为27元人民币）

中年男士嘀咕着，走开了。

“回来回来，8千。”

中年男士听到后，乐呵呵地折了回来，一口气买了8个芭比娃娃。柳箐接过这6万4千卢布，捏在手中，心里异常踏实，不再是拿着赊货凭证那样的惶恐了。不到1小时，货就全卖光了。几天下来，就赚了几万人民币。

当地有个俄罗斯小伙子，比她们赚得更多。他是一个退伍军人，苏联时代在政府开车，如今出来租了个洗衣店做生意。他到柳箐这儿来拿便宜的牛仔裤，回家自己把牛仔裤扔进加了漂白粉的锅里，再拌上碎砖头，煮几个小时，再在裤子上加上条纹、污迹、图案，烘干后贴上“西部牛仔”的牌子，看上去就跟瓦伦基石磨牛仔裤差不多，价格随之也翻了倍。

这个夏天，柳箐不停地返回绥芬河去进芭比娃娃，过海关前打成压缩包，从乌苏里斯克坐3000公里的火车到涅留恩格里，再转汽车回到800公里外的雅库茨克，把这些芭比娃娃带到那露天市场里。芭比娃娃在市场里一直火爆到圣诞节后，以至于整个市场里的人都叫她“人口贩子”——专门贩卖芭比娃娃的“人口贩子”。

这样面对面的买卖过程，很快就让柳箐感悟到俄国人喜欢、需要什么样的商品，敏锐的商业眼光又回来了。很快，她又成了“玻璃杯女王”、“壁纸女王”……她曾经销过的一款带手柄的啤酒玻璃杯，在这个市场上整整火了一年。

不过，将这些东西运来并不容易。这款玻璃杯是从乌苏里斯克批发过来的，往返两地有3000多公里，途中时常状况不断。

有一次柳箐押着两车玻璃杯回雅库茨克，途径涅留恩格里时遇上大雪，公路旁的排洪沟全都被盖满了。两辆车的司机是俄罗斯的兄弟俩，哥哥在前面开车，弟弟跟在后面。

车行驶在寂寥的西伯利亚公路上，拐过一个山间急弯后，哥哥忽然把车靠边停了下来，这时天色已暗下来了，柳箐就问道：“怎么啦？”司机告诉她后面的车跟丢了，要等一等。

20多分钟过去了，一辆货车的司机告诉他们后面那辆车翻了。两人赶快把车掉头开回去，看见他弟弟的车侧在路边。后轮掉进被雪盖住的排洪沟里了，车身严重倾斜但还没有侧翻。哥俩一商量，只能把货卸下来，才有可能把车拖出来。

“那就搬吧！”柳箐说完就把皮衣脱掉，跟着哥俩一起一箱一箱地往雪地上搬货。这一箱装32只杯子，有十多公斤。对于体重不到90斤的柳箐来说，搬起来实在过于费劲。但天一黑尽，这一带就有黑熊、野狼出没，如果不把车拉出来，再死了火，即使不被野兽咬死，也熬不过这零下40度的漫漫长夜。

货卸完后，哥哥开车把弟弟的车慢慢拉了出来，发现车子还能开，大家又赶快把货重新搬上车，当天夜里就送进了雅库茨克的仓库。

3

那时的俄罗斯经济正在“休克疗法”，生活用品一度极其匮乏，人们手里拿着卢布，却买不到生活必需品，商场的货架上常常是空的。为了买到好一点的内衣胸罩，女人可以排2公里的长队。像柳箐这样的“国际倒爷”在赚钱的同时，确实也给他们带去了生活的急需品。

经过2年多在露天市场的打拼，柳箐在雅库茨克的北郊租了一间1000多平方的仓库，把它改造成仓储式的建材超市，取名“安成”。

柳箐说，“安成超市的建成，张部长帮了很大忙”。“张部长”原是鞍山钢铁集团公司对外联络部的部长，1992年在鞍钢买断工龄后，就到俄罗斯的远东地区来做“国际倒爷”。从绥芬河开始，他的公司就是柳箐的最大赊货客户。张部长和当地的人脉关系很广，他引荐给柳箐的物业主，是一个当地官员的父亲，大家一起合作，把物业主原来的木材仓库改造成了“安成建材超市”。柳箐分给这位老父亲5%的股份，年底分红，又把张部长和他的一个朋友拉进来做小股东。依托着他们的人脉关系，柳箐也打开了很多政府和企业的市场。

当时，“安成”的主要畅销品是金属锁、玻璃杯、壁纸、壁灯、吊灯等等。国内进货10多元的壁灯，在“安成”有时可以卖到100多元。

生意终于走上了正轨，作为柳箐最得力的助手，包楠留在“安成”里看店。柳箐则奔波在黑龙江绥芬河、俄罗斯乌苏里斯克和雅库茨克之间，负责采购运货。

经朋友介绍，柳箐在乌苏里斯克找到了供货更快的供应商，电话上都已谈妥，但按照自己的习惯，柳箐坚持要见面考察过后再付钱拿货。当时雅库茨克没有直飞乌苏里斯克的航班，柳箐只能先飞抵哈巴罗夫斯克（伯力），再坐火车到乌苏里斯克。但不巧的是，那天她乘坐的飞机晚点了，没能赶上去乌苏里斯克的末班火车。

出了机场，同行的几位雅库特人（俄罗斯少数民族，主要分布在俄罗斯境内最大的行政区萨哈共和国，首府雅库茨克）朋友打算在当地找个旅社住一晚，天亮再坐火车去乌苏里斯克。大家都知道，不久前，就在这条去乌苏里斯克的路上，刚发生过抢劫凶杀案——2位朝鲜族“黑出租”司机杀了5个去乌苏里斯克进货的中国商贩，凶手至今还没抓到——谁都不敢这么晚了打出租车去乌苏里斯克。

柳箐是一行人中唯一的女性，大家把的士副驾位留给了她。柳箐实在不甘心，她怕住一晚要白白耽误两三天的发货时间。

“时间就是金钱，效率就是生命”，这句在80年代末从深圳传出来的口号，一直很能引起柳箐的共鸣。她的做事风格也是“立刻、马上，今天事今天毕”。再说了，赶夜路不安全，但身上带这么多钱，住旅社就安全吗？

柳箐偷偷观察了一下出租车司机，觉得是一位面善的“二毛子”（90年代在俄罗斯的中国人对俄罗斯籍朝鲜后裔的俗称，称俄罗斯人为“大毛子”或“毛子”，称雅库特人为“雅库墩”），就问他现在去不去乌苏里斯克。

司机说可以去，但得先回一趟家给老婆说一下。

柳箐心里踏实了——深夜跑长途要先跟老婆打招呼，人应该是靠谱的。她转身问朋友，有没有人跟她一起去，大家都摇摇头。一阵沉默后，柳箐让司机把他的驾照和执照给她看，她从手提包里拿出笔和便签，把上面的信息抄下来，转身交给一位朋友，告诉他们如果几天后还没她的消息，就把这个便签交给“安成”的人。

朋友下车后，柳箐换到了后座，横躺在后座上，头枕着装钱的手提包，断断续续地睡着。司机开得又稳又快，5个小时就开到了乌苏里斯克。等第二天夜幕降临，货都快要装完了，柳箐才看到那帮雅库特人从火车站里走出来。吃过晚饭后，柳箐就要跟货车返回雅库茨克了，又是3000多公里，要开4天3夜。

转眼到了1998年的夏天，“安成”的生意越做越好，名气越做越大，连雅库茨克的出租车司机都知道“安成”在哪儿。

柳箐一有空就会一个人在超市里转，她能很快地察觉出顾客对商品的喜好，然后提前调整她的采购方案。她也暗自庆幸自己放弃哈尔滨来到了俄罗斯——国内丰富的商品供应能力，让她总能轻松找到便宜、对路的商品。

身处满满货架的商场里，柳箐满脑子盘算的都是，怎样跟房东洽谈商议把这超市左侧扩建出去，再进更多品种的商品来销售。

然而，她不知道的是，一场巨大的灾难却在悄然逼近。

4

1998年8月17日那天早晨，柳箐还没从床上下来，她的财务经理、高中同学刘冬便狂敲她的门，进来就说：“完了、完了、完了，一夜间卢布贬值了50%，怎么办？”

“怎么会这样？！”柳箐完全没有明白，怎么睡了一觉就出了这么大的变故——此前，叶利钦政府一再向民众保证过，卢布并不会贬值，大家都信了。

而这还远不是终点，20天后美元汇率从6.5变成了22（这时已按1998年1月1日实行的新卢布计，1新卢布换1000旧卢布，但新老卢布都可用，一直到2002年）。俄罗斯国内哀声四起，一片混乱，“安成”超市一夜之间就没了顾客。

柳箐不相信这突如其来的灾难，她仍然抱着“经济还会很快好起来的”的希望。

整个10月，她都泡在乌苏里斯克、绥芬河和哈尔滨，想找些更加价廉物美的东西。她的确也找到了不少，但回到“安成”转了几圈后，却发现都是徒劳，市场根本没有起色。

屋漏偏逢连夜雨，一天，刘冬急匆匆地告诉她：“包楠姐跟法列特‘私奔’了。她说她不回来了。”

“啊？怎么又这样了？”柳箐顿时有一种被抛弃了的感觉，“明明说好了一起打拼的。”

这一年，是柳箐和包楠一起从徐州出来的第6个年头了。这几年，两人相依为命，一直吃住在一起。一天忙到晚，确实也没什么时间和外面人接触，更没有什么恋爱的时间，但包楠如此迷恋法列特，柳箐还是想不通。

法列特是圣彼得堡人，在涅留恩格里市生活了几十年，以开“黑出租”为生，专门接送往返于雅库茨克和涅留恩格里的中国商贩。柳箐和包楠常坐法列特的车回雅库茨克，熟悉了之后，法列特也找借口开车拉着包楠去雅库茨克周围游玩，慢慢地，包楠爱上了这个已经成家的法列特。

大概在1年多前，两人的关系被法列特的女儿察觉到了，法列特的妻子很生气，跟法列特在家里大吵大闹，还专门把包楠和柳箐叫过去“谈判”，在此之前，柳箐对此包楠的事一直一无所知。

虽然法列特的确勤快能干，一个人就能在空地里把房子搭起来，还做得一手好菜，但这个连恋爱都没谈过的包楠，也实在不该去当第三者，“真是想结婚，也该回去徐州找啊”。

那次“谈判”完，柳箐把神情恍惚的包楠从法列特家里接出来，一路上包楠只是低着头，一言不发跟着柳箐往火车站走。柳箐建议她回徐州去休整一下，把这事忘了，又塞给她一笔钱：“你先在徐州把服装搞起来，给我们以后的品牌服装打个基础。”

等到1998年春节假期，包楠的生意并没做起来，钱也亏得差不多了。柳箐便又把她接了回来，负责一个新开的小店，没想到，这才回来没几个月，就又跟法列特厮混上了。

“法列特老婆有说什么没有？”柳箐问刘冬。

“没有，法列特已离婚了，是净身出户的，包楠姐说的。”刘冬告诉柳箐，包楠也跟他聊过，说自己“都快40了，再不结婚，连孩子都生不出来了”。

柳箐明白刘冬的意思，她也知道留给自己的时间大概也不多了。可这么多年，却始终没人让她动心。

5

打拼近10年，柳箐一直习惯独来独往，尤其是采购。

她低调、警惕，从来不与陌生人搭话，一直是长发披肩加上一副大大圆框眼镜，瘦瘦的身形让外人总把她当学生。这样的好处是让她无意中避免了很多危险，她曾说：“在雅库茨克的中国人，有90%的人不是被抓进监狱就是被抢过，而我一次都没有遇到这样的事”。

1998年的圣诞节前，“安成”库存的壁纸终于卖完了。柳箐又一次自己上了路，决定去乌苏里斯克采购。这次她选中的壁纸是一对哈尔滨来的父子俩经销的。他们在乌苏里斯克的北郊长途公路旁，有栋二层楼房和一个简易的仓库，首层是商铺，二楼是宿舍，宿舍里除了父子俩的家和员工宿舍，还有两间单独装修来接待采购商的客房。

柳箐选好了货，联系好货车司机，准备第二天装货发车后就飞回雅库茨克。那天，她刚从批发市场回来，老板儿子就跑过来叫着：“柳总、柳总，您的朋友找您，就那辆车。”

柳箐正发愣，就见小伙子指着的那辆越野车前门打开了，出来一个1米8几的大个子，墨镜、寸头，抖了抖披在身上的皮大衣，踩着黑色大皮靴，朝她走了过来。柳箐一看这架势，心里明白，碰上传说中的黑社会了。

“你就是柳箐？”大个子走近后问道，东北口音。

“我不认识你。”

“我们找你很久了。”大个子狠狠地说，“明天上午9点，到市场管理处来一下。”

“管理处在哪里？”柳箐装糊涂。

“来市场一问就知道了。记住，9点。”大个子说完就转身回到车里。车冒着一串的白烟开走了。

所谓的“市场管理处”，其实并不是什么正规机构。90年代初，一些中国过来的商贩与乌苏里斯克政府合作租了块空地，慢慢形成了一个中国商品的批发和销售市场。当时俄罗斯的税收体系混乱不堪，政府只是向市场管理者统一征收定额税费，再由市场管理者去向商贩平摊收费。这就给市场管理者有了很大的操作空间，也给黑社会渗入进来带来了机会。

卢布大贬值后，黑社会活动便更加猖獗。柳箐知道，要跑是跑不掉的，她听说不久前有个雅库茨克的中国商贩拉走了货，却没给这帮黑社会保护费，结果硬是被人追到雅库茨克，打断了腿，还倒给了3000块人民币的保护费。

第二天一早，柳箐便准时赶到中国商品批发市场2楼上的市场管理处。她推门进去，看见灯光下烟雾缭绕的房间里，6个光着膀子、手臂上刺着青龙的壮小伙子抽着烟，正围着火炉打着扑克。柳箐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问了一下：“你们头儿在哪儿？”

她身边的小伙子抬头瞟了她一眼，用夹着烟的手指了指里面的房间。柳箐走过去推开门，就见昨天那大个子坐在办公桌上。

柳箐问道：“你们找我什么事？”

“我们找你很久了。”大个子从桌子上跳下来，走到沙发上坐下，挥手指着柳箐的脸问道，“你从我们这里拉走了多少货？你从来没有给我们交过管理费！”

“没有，我没从这儿拉过货。”

“没有？那你的货是怎么运到里面（雅库茨克）去的？”

“我从哈尔滨进的货，他们就包运过去，我也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把货运进去的。”

其实，大个子昨天去找她时，问过那老板这两天她有没有装过货，那老板说没有。因为柳箐的安排的确是今天装货。大个子也没抓住什么把柄，就对柳箐狠狠地说：“现在我告诉你，以前不知道，看到你是个女的，就一笔勾销。从今天开始，你从乌苏里斯克拉走一粒大米，都要交管理费，记住！”

“那没事我就走了？”

“你走吧。”

柳箐从市场出来马上赶回供应商处，看着货车装完货开出后，立刻让老板的儿子开车送她去机场，飞回雅库茨克，从此再也没去过乌苏里斯克。

等到1999年的新年刚过不久，柳箐去莫斯科办事，刚下飞机不久，就收到张部长被打劫的消息——前一天下午，张部长去银行兑换了1万多美金，刚回到宿舍楼，就被尾随而来的五六个蒙面的壮硕男子用枪抵着后腰挟持进了房间。他们个个身着迷彩服、脚蹬军用皮靴、手持消音手枪。跟在后面下班回来的刘冬和张部长妻子，也都被挟持进了张部长的房间。

这帮劫匪一进门拿用乙醚毛巾就往张部长的嘴上捂，张部长马上闭住呼吸假装晕倒在地，偷偷看着这伙人对房间进行了系统的搜查，把所有的钱，包括人民币、卢布、美元全都抢走了。还把护照一个个核对后，整齐地码在地板上。

柳箐对黑社会的威胁尚惊魂未定，又听到张部长的遭遇，更为震惊。想来从前在雅库茨克，很少遇到俄罗斯人抢劫中国人的。即便有命案发生，也都是中国人圈子里谋财害命的。眼下，连“特种部队”都蒙着脸出来抢中国商人的钱了，“这地方真的不能再待下去了”。

但离开俄罗斯，自己又能去哪儿呢？

6

张部长被俄罗斯特种部队打劫的事，让柳箐很长一段时间都心有余悸。

在雅库茨克这几年，“安成”这个大型超市像她孩子一样，可她也清楚，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在这个“混乱的地方”不仅赚不到钱，可能连人身安全也保证不了。

明年就是千禧年了。柳箐希望自己能有个新的开始。

张部长出主意，建议柳箐移民加拿大，因为“那是最容易移民的发达国家”，柳箐却不置可否，想来自己既不会英语，也不知道去那里能做什么。更何况，那里“和雅库茨克一样冷”。

1月，雅库茨克接连下了几场大雪，在这个距离北极圈只有400多公里的小城，夏天暗不下去，冬天大半时间都是黑的。这样的节奏让柳箐很难受，加上难以吃到绿色蔬菜，几年下来她一直胃病不断，一到冬天就疼得厉害。

她忽然想起前段时间在飞机上遇到的两位温州小伙儿，两人在莫斯科做眼镜生意，闲聊时，说是过些时日要去拉各斯看看，“那是尼日利亚的旧都和最大的城市，听在那里老乡说，拉各斯市场前景非常好，现在去正是时候”。见柳箐心动，其中一位祝姓的男生非常热心，要了柳箐的信息，说帮她申请一张邀请函，可以一起过去看看。

想到热气腾腾的非洲，柳箐胃里舒服多了。

而张部长那边，移民中介的方案也出来了——先与想移民加拿大的俄罗斯技术精英假结婚，用对方的技术背景获取技术移民身份。移民成功后，再在当地解除婚姻。柳箐则需提供两人移民的所有费用，预计2万多美金。

“假结婚？”柳箐没想到还要用这一招，“离不掉怎么办？”

“我落实过了，没问题，他们做成几百个单了。”

张部长告诉柳箐，只需先交7000美金的定金，然后静候通知即可，一旦中介找到那位“丈夫”就会让她去莫斯科办理结婚手续，“其他事宜，中介公司全部搞定。拿到移民签证后，再付清余款”。

两周后，柳箐接到通知，去了位于莫斯科红场附近的移民中介，在一间小小会客间里，柳箐与那位俄罗斯“丈夫”握了握手，就办完了婚姻注册。中介告诉她，还需在莫斯科待几天，以防万一。

柳箐住在一家中国人经营的青年旅社，也在红场附近，是在绥芬河认识的朋友董妮推荐的。董妮在一家中国公司的俄罗斯分部做行政，常驻莫斯科。临近春节，这天下午，董妮特意邀请柳箐去参加她们公司的迎春联欢晚宴。

刚到会场落座，便有一位高大清瘦的俄罗斯小伙对两人微笑示好。董妮给柳箐介绍，萨沙是公司里的电气工程师，白俄罗斯人。整晚，萨沙一直坐在柳箐和董妮身旁问东问西。

晚会结束后，董妮开车送柳箐回旅社，途中便问起柳箐对萨沙感觉如何。

“很有绅士风度。你男朋友？”

“哈哈，我孩子都快能打酱油了，是他想追你。刚出来前，他把我拉到一旁，恳求我帮忙传话，说不敢直接找你，怕你一下子就拒绝了。”

柳箐觉得萨沙看面相年纪太小，董妮却说，“比你还大2岁。”

“可我马上就要逃离这儿了呀。”

“说不定又被拴住了呢？”董妮笑道。

第二天，董妮就坐飞机回国过年了。天又下起大雪，红场上的圣瓦西里大教堂那几个彩色蘑菇头像是撒满了糖霜。傍晚时分，雪还在下，柳箐忽然看到大雪中旅社外面的萨沙，手里还拿着一捧红玫瑰。柳箐赶紧转身下楼。瞟见推门而出、快步朝他走来的柳箐，萨沙冻得僵硬的脸也笑了起来。

原来，萨沙向董妮打听到柳箐下榻的旅社，下班后就径直过来了，已经在外面等了好一阵了。

随后一周，萨沙向公司请了假，每天一大早就来接柳箐畅游莫斯科，把行程安排得妥妥当当。柳箐也难得感到了久违的轻松，暂时不用想汇率、不用想货卖得咋样、也不用想员工们的工资，只跟着萨沙四处游逛。

在中央武装力量博物馆的院子里，柳箐也终于看到了儿时在军营大院里被那些大哥哥们经常挂在口中的二战最著名的坦克T34、喀秋莎榴弹炮的真身。走进馆内，那些卡宾枪、军装、望远镜映入眼帘，幼时看过的《这里的黎明静悄悄》的丽塔、热尼娅、瓦斯科夫的形象又浮现了出来。这么多年还是头一次，柳箐感觉自己把心完全交了出去。

无奈相聚时短，柳箐还得飞回雅库茨克，自此也开始了苦涩的异地恋。

7

经过之前在乌苏里斯克遭遇黑帮后，这一年，柳箐不管是去绥芬河、哈尔滨，全都绕道莫斯科，这也给她和萨沙的频繁约会找了一个“合理的借口”。随着这一年两人感情的深入，萨沙也开始向柳箐提及结婚的事了。柳箐也明白不能再拖了，但心里还是犹豫，“莫非就这样留在俄罗斯和萨沙一起过小日子？”

可是，俄罗斯的经济变得更差了，柳箐也一直在四处找机会。她甚至一度想到了北京的秀水街——她几年前曾去过一次，对那里印象极深，尤其是外国人热衷的欧美名牌服装、箱包、首饰、手表的高仿、A货生意，更是出奇的好。

等到年底，柳箐决定再去一次秀水街。

在这条宽不到10米、长500余米的露天市场上来回走了好几圈，柳箐看着418间铁皮房商铺分成两列，一个挨一个挤在一起，外国买家们提着装得满满当当的大塑料袋，你来我往地与店主用计算器讨价还价的场景，十分兴奋。估摸着很难再租到铺位了，她便试着问店主，有没有人想转让。

没想到，几位店主都跟她抱怨，说上个月就有报道称秀水街要拆除，新建一栋秀水大厦，要“退路进厅”，但商铺位要重新竞投，完全没有照顾到他们这些原来的租客，“这秀水街的名气，可是我们十多年打造出来的。这是强抢明夺，我们一定要去告他们。”

这让柳箐心凉了下来，她知道这样的纷争可能让大厦久久不能开工。即便顺利开了工，这么高的大厦，至少也要建2年吧？远水解不了近渴。不过，眼前的景象倒让她想起了与包楠在徐州服装市场里打拼的景象。柳箐找到电话亭，给包楠打了电话，分享了自己在秀水街的感受，又问包楠有没有可能跟她回北京一起干。

没想到，包楠却告诉柳箐，她和法列特在雅库茨克郊外买了一块地，新房子刚建好，而且她自己的商铺也刚有了起色，“还有，我怀孕了，可能很长一段时间没法离开雅库茨克了。”

“怀孕？太好了。几个月了？”

“3个月了。”

没想到时间好快，包楠有自己的孩子了。柳箐一个人站在北京冬天的街头，难免有些唏嘘，也忍不住做起自己的打算。

这一次回到雅库茨克，张部长说移民中介又打电话来催她要见签证官，其它的都办好了。

“啊？忘了告诉您了，加拿大不去了，我要和萨沙结婚。”

“那7000美元就泡汤了？”

“算了。才定下来的，明年6月，跟他回老家办婚礼。中介那边需要我后续处理的，跟我说就行，我都配合。”

“看来你是要在这里扎根下去了。”张部长笑了。柳箐也苦笑了一下，找不出什么话来应对。她和张部长聊过多次，两人都不太看好俄罗斯经济能在短期内恢复起来，可生活还是要继续的。

也就是在这个当口，小祝忽然打来了电话。一年多了，柳箐早把拉各斯的事忘了，在电话这头过了好一阵才想起小祝是谁。小祝告诉她邀请函带回来了，拉各斯的市场很好，比几年前俄罗斯还要好。

“真的？”一听这话，柳箐忍不住问道，“那你们什么时候再去？”

“估计要到明年底，我们得先把莫斯科的存货处理掉。”

柳箐等不了这么久，决定自己去看看，盘算了下时间——春节得带萨沙回一趟徐州见父亲，回来就得筹备6月的婚礼了——她只有春节前这段时间有机会去一趟。

于是，千禧年的第2天，在莫斯科告别了萨沙，柳箐独自飞去了拉各斯。

8

在拉各斯机场，柳箐花了很久才等到因塞车迟到的“龙城”老板孙国平，这是小祝帮柳箐约好的接机人。

“龙城”有两层楼，2层是客房，1天38美元包吃住，基本住满了；底层是商铺，批发中国商品，生意异常火爆，从早到晚都挤满了前来进货的本地商贩。

柳箐刚抵达，就看到一个温州人开的鞋铺前，黑人商贩挤成一团，高高举起手中的美金抢货。店家忙得满头大汗，黑框眼镜都被挤得歪歪斜斜。后来不得不在门口贴出告示：“（买鞋）少于100箱不卖。”

这样的场景让柳箐热血沸腾。她赶忙让孙国平把当地著名的伊杜摩塔（Idumota）市场的几个主要区域和出口在地图上标注出来，自己叫了个摩的，就去这个当地最大的批发市场“踩点”了。

一走进市场，柳箐便迷失了方向——这里就像一个迷宫，主路、支路上布满了商铺，路边也挤满撑着各色太阳伞的临时摊贩。五金门锁、椅子、布料、电池、灯具等生活用品都有，绝大部分都是中国的牌子货，虎头牌电池、天坛牌蜡烛等。店家全都站在门口，不时吆喝着自己的生意，一见人过来，便要伸手拉进去。

直到天快黑了，柳箐还没逛完。回来后一问，才知道这个批发市场不仅面向当地、还要接应整个尼日利亚甚至是西非市场的需求，尤其是周边喀麦隆、贝宁、加蓬、加纳等国家。拉各斯有1千7百多万人，尼日利亚有1亿9千万人，周边国家还有2亿多人，听到这些数字，柳箐兴奋异常。

只是，在拉各斯街上逛了10天，柳箐渐渐开始着急了——在这样有潜力的市场，她却没找到自己的切入点——她从俄罗斯顺便带了几包长丝袜，想试试水，哪知这儿的人根本不穿丝袜。当地人的生活习惯和消费习惯与俄罗斯远东地区简直是天壤之别。

柳箐心下一沉，想着自己在俄罗斯的进货渠道和供应商在这边基本派不上用场。

马上就要离开了，柳箐一夜未眠，早上起来晕沉沉地收拾着行李，中午在“龙城”餐厅吃饭，柳箐边吃，边跟这里的电工梁师傅闲聊，叹气说这次自己可能要空手而归了，“不知在这儿能干什么”。

“我告诉你一招，准赚钱。”梁师傅告诉柳箐，他的老乡老张前段时间在这儿帮一个香港老板搞了个制氧厂，“一瓶氧气卖10美元，国内才卖10块钱，在这儿开家制氧厂，暴利呀！这么多工地，到处都需要氧气（用于气割）。”

柳箐从没打算来这儿办厂，梁师傅的话也并未激起她的兴趣，可梁师傅还是坚持把老张在天津的联系方式写在便签上交给了柳箐，又说老张的香港老板回去做“大生意”了，把厂子关了，现在老张他们一帮人都在老家待业呢。

飞机上，柳箐失落地望着窗外，突然觉得自己怎么这么傻，可以改签一下机票，再多待几天了解一下制氧厂的情况。可现在已然都晚了，她闭上眼睛，雅库茨克冰天雪地和拉各斯热气腾腾的景象交替出现，让她久久无法平静。

她拿出梁师傅写的便签反复看了又看，心想眼下只有这一条路了。

一到北京，柳箐立即联系上老张，约好次日在天津见面。

这天，老张将此前一起在拉各斯制氧厂干过的刘师傅、王师傅一并带了过来，拍着胸脯向柳箐保证，“你只需要投资10万美元，其他包在我们兄弟3人身上，3个月就可以建成出氧气。”

柳箐琢磨，如果顺利，也不会耽误她跟萨沙的婚事。只要工厂出产品，开始赚钱了，她就可以说服萨沙一起过去，以萨沙的能力帮她管工厂是完全没问题的。“不过，你们也出点钱，意思一下，有个约束。不然，你们一不高兴就回来了，我怎么办？”

大家协商后，老张出5万，刘师傅和王师傅各出1万。柳箐看大家把合作协议和项目分工都谈清楚了，便当即决定：“大家分头行动，但必须在5月份前要出氧气。”柳箐说完就把老张他们送走，自己马上赶回了北京。

萨沙第二天就要飞来北京，跟她回徐州见家人。柳箐专门在北京饭店订了朝向长安街的客房，能从阳台上望到天安门广场。一想到萨沙可能也会喜欢，柳箐心里很高兴。只是关于拉各斯的事，还不知道怎么开口。

那天，柳箐早早地来到首都机场到达厅，站在出口的栏杆后面。没想到两人刚一见面，萨沙就哭丧着脸掉下泪来，“我以为再也见不着你了……”

柳箐这才想起，萨沙是第一次坐飞机，便安慰他：“多坐几次就习惯了，没事的。”

“不不不，太危险了。我们以后尽量别坐飞机。”

“不坐飞机怎么做生意呀？”

“你不用做生意嘛！我养你呀，我有工作。”

柳箐心头一紧，想着还是先不告诉他建厂的事，以后找机会再说吧。

9

过完春节，柳箐回到雅库茨克把“安成”转卖给张部长和其他几个股东后，直接飞往拉各斯，和老张一起租了办公楼和厂房，办好投资建厂的手续。老张负责工厂筹建，刘师傅负责招工，王师傅搞培训。一个月后，从国内采购的二手制氧设备和1078个氧气钢瓶也运到了。不到两周，设备就安装调试好了。

柳箐本以为可以提前出氧，可拉各斯的供电极不稳定，几乎每天都会停电，有时一天会停30多次。制氧机要升压到140公斤/平方厘米（简称公斤）以上才能出氧。这样的供电状况，氧气根本出不了。

而他们在当地买的二手发电机完全带不动制氧机，老张找来维修工，对方承诺两周内修好，可修了一个月也没见起色。等服务费付得只剩下尾款时，维修工消失了。这个意外情况，让原本充裕的时间进度，一下紧张起来。柳箐带上翻译老王去找那家维修公司，对方一看合同就表示，这是维修工自己接的私活，没他们经理的签名，公司根本不认。柳箐没辙，只好另寻一家。

然而，新维修工刚开工，前面跑掉的维修工便带着一位胖警官来到工厂，说工厂侵吞了他的合同款。警官请柳箐去警局协助调查，柳箐一听就火冒三丈，“哪有这样倒打一耙的人？！”

翻译老王来拉各斯3年了，本是跟着中国公司过来建拉各斯到伊巴丹的铁路的，结果项目却被尼方一拖再拖，只能跳槽到柳箐这儿。见状，他告诉柳箐，胖警官应该是被收买了。最终，还是只能由一位女警官的引荐，认识了当地的女警察局长，局长安排另一个警官接手此案，这场无理起诉才被驳回。

转眼日子都到5月初了，萨沙已打来好几次电话催柳箐回去准备婚礼了。老张也建议，别再死磕那部发电机了，还是再买一个吧，“不然要被它拖死”。可柳箐已经拿不出钱来买发电机了。此行带来的16万美金就要花完了。柳箐只能找张部长救急——此前转让“安成”，他们还有十多万美元没给她。虽然张部长在俄罗斯的日子也不好过，但她实在没办法了。

听到了柳箐的窘境，张部长告诉柳箐，他前几年和喀麦隆的雅温得朋友合开了一个可口可乐的灌装厂，朋友可以凑些现金出来，但必须柳箐亲自去雅温得拿钱。

“真是救了我的命了，我明天就出发。”

“注意安全，不要久留，特别是晚上劫匪多，注意避开那些摩托佬。我已安排朋友到机场接送你。”

张部长的朋友凑到了5万美金，柳箐内心感激不尽，朋友还一再提醒她，喀麦隆海关只允许随身带5千美元的现金，被抓到了不仅要没收现金还要坐牢。柳箐就把现金用袋子绑在大腿上，用裙子一罩，径直往机场里走。

那时喀麦隆和尼日利亚的机场都还没有安检，安检设施和安检程序是隔年“911”恐怖袭击事件后才有的。

回到拉各斯，柳箐买了新发电机，老张他们连着几日通宵达旦安装调试，终于成功了。看到刘师傅和他的黑人徒弟灌满了一瓶又一瓶的氧气钢瓶时，柳箐悬着的心才落了下来。

消息一出，来买氧气的货车就在厂门口排起了长队。

柳箐迟迟没有回去，萨沙的电话越催越急了。萨沙说，父母连办婚礼的教堂都预订好了，怎么柳箐一直不见人。想来这边刚能出氧，自己就要离开至少一个月，出了事怎么办？柳箐试探着问萨沙，能不能把婚礼推后一个月。

萨沙一听就炸了，在电话那一头狂吼着质问她，到底想不想结这个婚。这还是两人交往这么久来，萨沙第一次冲她发火，柳箐也能理解，毕竟结婚是大事，怎能说改就改。夜里，柳箐躺在床上难以入眠——还是得先把婚结了，把蜜月往后推推好了。如果能说服萨沙来这儿度蜜月，就更好了。让他自己来这儿看看，工厂能赚钱总是让人开心的事嘛……

这样想着，也就恍惚睡着了。

10

“嘭！”

一天夜里，一声巨响忽然把睡梦中的柳箐惊醒，朦胧中几个黑影冲进来。她正想发火：这里的工人真是无法无天，打架怎么打进了我的房间？戴上眼镜一看才吓了一跳，黑暗中七八个人举着明晃晃的大砍刀，对她喊着：“Money！Money！Money！”

柳箐一下清醒了，很快又镇定下来，她知道拉各斯的劫匪跟俄罗斯的一样——只是抢钱，一般不会杀人。柳箐起床把外套穿好，劫匪的头目也进来了，他穿着下矿井的工作服，头上安全帽的灯四处扫来扫去，手里还晃着把手枪，也不知真假。

很快，住在旁边宿舍的翻译老王、老张三兄弟和出纳小周都被劫匪们集中到柳箐的屋里。小周刚大学毕业，哪儿见过这阵仗，吓得脚软，是被翻译老王搀扶着一瘸一拐挪进来的。见人到齐后，绑匪头目用枪指着柳箐的头，要她把所有钱都拿出来。柳箐用头朝办公室方向示意了一下，劫匪们便把所有人都带了过去。

那天下午，柳箐刚去换了1千美元的奈拉（尼日利亚的流通货币）。她用手指了指装钱的文件柜，两劫匪一把拉开柜门，看到一大叠奈拉，叽哩哇啦兴奋地刨进手里的袋子，然后又继续翻箱倒柜，看看还有没有其它值钱的东西看，护照、文件纸张、铅笔等掉了一地。

头目又用枪指着柳箐问保险柜的地方。柳箐让老王告诉他们，自己没有保险柜，只有楼上厂房地主的办公室里有——实际上那间办公室一直闲置着，地主也从未来过。

劫匪们呼呼啦啦往楼上去了，半小时后，再没听到什么动静。大家都还按劫匪的要求，面对着墙僵硬地站着，谁都不敢乱动，小周还瘫坐在墙角。柳箐轻轻探了探身，瞧瞧外面的动静，翻译老王领会了她的意思，猫着腰到门边出去。过了几分钟，老王回来轻声告诉柳箐劫匪应该是撤了。

“开灯吧。”柳箐说。

看终于没什么危险了，墙角的小周终于放声哭了出来，边抽泣边对柳箐说自己要辞职，明天就去买机票回国，刘师傅、王师傅也跟着说自己干不下去了。老张也坦言，其实他在香港老板的制氧厂里不是厂长，也只是干着刘师傅现在的工作，没想到这段时间会受这么多折磨。

柳箐心里一直都挺感激老张的，她知道没有他撑着，这个厂根本建不起来。

老张说自己已经心力交瘁了，钱也不赚了，只求柳箐把他投的本钱还给他就行。柳箐又何尝不害怕，望着大家惊魂未散的神情，她努力稳定了一下自己的情绪，“你们要走就走吧，但我不会走的。要钱现在没有，赚了后会还给你们的。”

大家怏怏地各自散去，剩下柳箐一个人留在办公室里，满心想着，如今自己这个小团队的心已散了，如果她一走，这个工厂肯定再也开不起来了。

只是一旦离开，失去的不仅是工厂，还是这片充满机会的热土。而且一旦回去，她就再也没有财力来闯荡了，只能陪着萨沙在他白俄罗斯的乡下，过着平淡的生活……

从本心里，柳箐不想放弃。

第二天上午，萨沙又打过电话来催她。柳箐知道她的俄语水平，也没法在电话里跟萨沙解释清楚自己昨天的经历、以及全部的想法，萨沙的中文水平也很难听懂这样复杂情况描述，于是她只是简短地说了一句，“这婚，短期里结不成了，要么你来这儿帮帮我，要么现在就分手。”

沉默片刻后，萨沙终于咆哮起来：“你、你这个骗子！你这个……”

老张他们几个见柳箐连婚都不结了，也要把这个厂干起来，便不再言语，咬着牙留了下来，只有小周拖着行李箱回了国。

两个月后，工厂终于稳定了下来，生意异常火爆，白天黑夜连轴转，工人们积极性也很高，争着干夜班。即便如此，工厂产能仍然赶不上提货的需求，拉氧气瓶的车常常要排着长队候在门口。

11

一天，柳箐正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生产销售报表，独自暗喜：这样下去，要不了半年，所有的投资都可以收回来了，或许还能再开几个制氧厂。翻译老王走进来，身后带着一个精干的黑人小伙子，柳箐认识他，是厂房地主的助理。他来请柳箐去地主家中聊聊。

老张与地主相识近三年，之前也是他把地主引荐给柳箐的。“这人很精明，在英国留学多年，和拉各斯的精英层很熟，在政界、商界都很有势力，他不仅在伊凯甲有三四处工厂物业，整个拉各斯国际机场的清洁服务都是他承揽的。”老王偷偷告诉柳箐，地主虽然没来过工厂，但这工厂里有不少都是他的耳目，特别是那几个门卫。

“好吧，那我们就去赴赴这个‘鸿门宴’。”

一进大院，柳箐就看到20多辆豪华轿车整齐地停放着。老王说这些车都是地主的，他喜欢玩车。助理将柳箐和老王引进一个超大的客厅，地主穿着一身约鲁巴人的传统礼服，40岁出头，身材保持得很不错，脸上也没有赘肉。

地主示意柳箐吃茶几上的葡萄和菠萝，随后又说自己前段时间很忙，没帮上柳箐什么忙，听说她凭一己之力搞定了打官司、罢工、抢劫等一系列的问题，表示很佩服，“要是我早知道，能稍微帮下忙，应该可以避免少走点弯路。”

听完了老王的翻译，柳箐只是礼貌地笑了两声。随后，地主又说自己在政界、军界和商界都有很多朋友，经常会来家里参加沙龙、酒会，欢迎柳箐以后也常来，“在拉各斯要想把生意做大，一定得靠这些朋友的帮忙”。

过去这么多年，从徐州到雅库茨克，柳箐一直像个身影飘忽的游侠，在暗处做着自己的一摊生意，连乌苏里斯克的黑帮老大都抓不住把柄。而此时的柳箐还不明白，与之前的“倒爷”生意相比，办工厂早不是一回事了。

因此，地主刚说想和她合作，她便拒绝了——自己已从死亡线上爬过来了，如今事态刚刚好转，合作完全没必要了——更重要的是，柳箐厌恶这种精于算计的人，跟乌苏里斯克的那个黑帮老大一样，都是她要避而远之的。

“你管不了你的工人，他们晚上偷卖你的氧气。”地主看到柳箐拒绝，清了清喉咙亮出王牌。

“不可能！”柳箐认为晚班都是刘师傅、王师傅的大徒弟领班的，两师傅爱徒如子，不仅什么技术都教给他们，平时有什么好吃的都会惦记着他们，有他俩在，领班不可能干出这种监守自盗的事来。

“你回去数数你的氧气瓶，是不是丢了22个。”

辞别地主后，径直回到厂里，把老张叫来一个一个地数氧气钢瓶，正好少了22个。柳箐一下感到头皮发麻，她总感觉自己待这些工人不薄，但为何会这样？想来想去，还是只得求助那位女警察局长。

经历了上次维修师傅起诉案，柳箐对这位女局长的正直、果断的印象很深，随后的几次小纠葛也都是在女局长的帮助下才解决了问题。在当地，女局长的确是手握实权的“大人物”，伊凯甲区本就是拉各斯最主要的工业区，又是拉各斯州的州府所在地，企业主、富豪很多，这个位子是所有警官们都眼馋的。而且，女局长也从不像其他警官那样，喜欢暗示着什么“我家那个空调最近有点问题”或者“我家长辈要过生日”等等来索贿。每次找她办事，最多只会象征性地收下类似巧克力、干果这样的小零食。因此，柳箐对她也更为敬佩，有什么难事，总想向她请教。

听完柳箐的抱怨后，女局长笑着对柳箐说：“看来你们对这里的工人真不了解。”之后，又给柳箐支了两招——第一，要对全厂的工人强调纪律性，建有严厉的处罚措施，要拿着“鞭子”，要树立威信而不是亲和力；第二，工人最需要的激励是小费，而不是送东西。

第二天，女局长派人先秘密地把门卫带走审问，门卫老老实实地开出了一个偷钢瓶、偷卖氧气的工人名单。随后，又派了一车的警察到工厂，按照名单把偷盗者一个个逮捕了。整个工厂里，只有一个黑人生产经理曼德没有参与。为此，工厂停产了好几天，全部重招工人培训后再开工生产。自此，工人都很怕柳箐了，再也没人偷东西了。

地主还是不死心，开始暗中通过门卫的配合，把工厂设备的供货渠道、生产技术人员的联络细细打探了一番，他想等挤走柳箐后，从中国进设备，找这些联络好的技术人员，自己搞这个制氧厂。而且作为厂房主，他总能找到各种理由，比如制氧厂没经过他的同意便在地上挖了一个凉水池，需要罚款等等。最为致命的是，他很快抓住了柳箐“漏税”的把柄。

柳箐遭遇的这次“漏税”非常憋屈。她对尼日利亚的报税交税流程不熟悉，便雇用了一名当地会计师负责报税交税。但地主却发现国家税务系统上一直没有柳箐工厂的交税记录——也就是说，工厂根本没有向税务交过税——这笔税款被这会计师私吞了。

地主告诉柳箐，现在她只有一条路，就是关掉这个工厂，另寻一处，“不然税务知道后，会重罚，还会把你列入黑名单，以后再开工厂就很麻烦了”。

柳箐愤怒地找会计师找来对质，会计师很快就承认了这一切，甚至还毫无惧色地告诉柳箐，虽然他会被抓进监狱，但很快就可以花钱把自己搞出来，“但你不行，这样的话，你的漏税就暴露了，税务局肯定会重罚你3亿奈拉（约6百万人民币）。”

柳箐最终还是被迫关闭了这间来之不易的工厂。

12

经过1个多月的精挑细选，翻译老王向柳箐推荐了在伊凯甲中部主干道旁的一个黎巴嫩裔厂房。柳箐和老张一起跟着老王去看了场地。老张一看厂址在热闹、繁忙的主干道旁就说好，不仅交通顺畅，更不会再有劫匪来了。

厂房的确十分宽敞，分成两部分，中间有个大铁门，这样也方便以后扩产。柳箐也盘算过，现在生意好，自己的设备一直超负荷生产，这样做风险很大，她一直想再扩一条生产线，这个厂房正合她意。当然，吃过本地地主的亏后，柳箐也希望租用黎巴嫩人的厂房能好一些，然而，现实却不并如她意。

柳箐的工厂搬来已经两个月有余，这个看起来心宽体胖的大个子黎巴嫩老头却一直没把另一半的厂房交付给柳箐，每次问，他总说：“Tomorrow（明天）”。又过了一个月，老头竟然把另一部分的厂房租给了一个刚来拉各斯搞板式家具的中国人。柳箐再也气不过了，一大早起来，就用自己买的大锁，把家具厂的大门给锁上了。

家具厂的中国老板知道其中的过节后，立刻把黎巴嫩老头告上法庭。黎巴嫩老头与柳箐在法庭上相互指责、控诉，柳箐又不得不再次找女局长求助。

然而这一次，女局长却对柳箐说，原本这是一件十分清晰、简单的事，但背后却有个大麻烦——“这黎巴嫩老头儿有个外甥叫法蒂，在这儿很有影响力，是黎巴嫩商会的头目，能说会道，办事很有手段，我的上司都要忌惮他三分”。女局长不敢贸然处理，让柳箐等一等，她可以先去找法蒂谈谈。一周后，女局长遗憾地告诉柳箐，法蒂不愿插足，女局长也帮不上忙了。

这一次，柳箐真的有些无助了，举目四望，甚至连一个可以帮忙的华人华侨同胞都没有——2002年，拉各斯的街上几乎很难见着中国人，大量中国人赴拉各斯做生意是2006年中非论坛北京峰会以后的事了。

黎巴嫩老头子也始终没有把那部分厂房还给她，1年后，柳箐只好又寻一处地方增开了一家厂。

制氧厂虽然赚钱，但柳箐也一直担惊受怕。

随着对制氧工艺的了解的日益加深，一开始那般无知者无畏很快就荡然无存了。柳箐越发感觉到，有颗定时炸弹悬在头上。那时，黎巴嫩老头子那家工厂已经发生过两次爆炸了。一次是灌装钢瓶时发生爆炸，钢瓶像炮弹一样炸到灌装间的防爆墙上，把30公分厚的混凝土防爆墙往后推了1米多；另一次爆炸把防爆墙撞出一个比头大的窟窿来，庆幸的是两次都没有伤到人。

事故发生后，柳箐也咨询了国内专家，专家说，制氧不危险，危险主要在灌装：一是氧气瓶里混装了氢气或者沾了油污；另一个就是灌装速度太快，引起静电起火发生爆炸。“即便在国内管理比较规范的情况下，也时有因管理疏忽而发生炸死人的事故。”这让柳箐的心更是提到了嗓子眼。

虽然刘师傅、王师傅都对每一个钢瓶检查得很仔细，但瓶内有没有混装过氢气、有没有油脂在里面，实在没法检查，只能祈求“上帝保佑”了。

白天灌装，在两位师傅的严格监控下，工人还按操作规程来干；一到夜班，工人就怎么省事怎么来做了。他们似乎根本不把命当回事，100多公斤压力的灌装管线，工人经常直接从灌好的钢瓶里拔出来，直接插向空瓶，两次爆炸都是这样的操作产生静电火花引爆的。

客户给他点小费他就加压多灌些，钢瓶压力上限是145公斤，但就是有工人敢提高到160公斤。怎样教育、怎么强调危险性都无动于衷，“也许他们认为这样的危险远没有因疟疾、艾滋病、警察 ‘误杀’而亡的几率大吧”。

就这样，不幸的事还是发生了。

2004年的一个夏夜，柳箐还坐在办公室加班，突然“轰”的一声，整个房子都剧烈震动了一下，随后，下面工厂里就传来哭叫的声音。

“完了！千万别出人命！”柳箐急忙跑下楼，看到一个黑人工人双手捂住左脚膝盖下面，痛苦地嚎叫着，腿下地面是一滩血。柳箐身体一下有些站不稳，旁边的老王马上扶着她让她先别急，工人只是伤了腿没生命危险。

几天后，老王回来告诉柳箐，这位要截肢，而且不仅是锯小腿，“这里的医院没有把感染控制住，大腿也保不住了”。又过了两天，老王从医院回来，走进柳箐办公室，精疲力竭，神情特别沮丧。柳箐吓坏了，赶快问他是不是手术出问题了。

“手术很成功，但太残忍了！他们居然没有用麻药！”

柳箐一听惊呆了。

“锯大腿不打麻药？”

“他们用传统的方法，找了一个陪叫的。”

“陪叫？”

老王解释这是当地的土办法，为了分散病人的痛苦和注意力，医院花钱请人来陪着病人号叫，陪叫要叫得更真切更痛苦，好像比病人的痛苦更猛烈，这对病人还真管用。而守在一旁的老王，就相当于受了加倍痛苦的折磨。“太残忍、太残忍了。”老王一直念叨着。

柳箐听得背脊发凉，如果哪天炸死人了怎么办？“死了人，赚再多的钱心也不安呀。”

这一次，制氧厂是彻底不能再开了，但不做氧气，自己又能做什么呢？

13

2005年春节期间回国，她遇到了做饮料研发行业的同学丽丽，无意间聊起“转产”的想法。丽丽向她推荐了奶饮料产品生产线和生产工艺，“这在国内已非常成熟，我们已经干完了很多像乐百氏、百怡这样公司的项目”。

尼日利亚人非常喜欢果味奶饮料，大街上随处可见有人边走边喝。听丽丽一说，柳箐立马催着她，要去位于小榄的研究生产基地看看，看完后甚是惊喜。柳箐随即邀请丽丽和她同事一起去尼日利亚调研。几日看下来，丽丽他们都建议柳箐尽快转到奶饮料行业上来。

一个月后，丽丽给柳箐发来一个“总承包”的方案——由她公司包技术、包设备、包安装等。看到方案，柳箐很兴奋，按丽丽的报价，她估算了一下整个项目的花费，得有近百万美元的资金缺口。经过丽丽和项目组的工程师多次优化后，最后谈下来的合同价，还有约50万美元的缺口——这不是个小数目，柳箐只得把项目先放一放，让制氧厂再开一段时间，赚到足够的钱后再来启动它。

转眼又到了年底，翻译老王告诉柳箐，曾经那位厂房业主、黎巴嫩老头子生病了，得回贝鲁特去做手术，危险性很大，“他觉得自己可能回不来了，想着以前愧对于你，便想回国前与你握手言和，问你是否愿意带他吃顿地道的中餐”。

柳箐很干脆，开车带着老王把老头子接上后，就奔拉各斯的东方酒店开去——那里有当地最好的中餐。胖胖的老头子坐在后排很兴奋，一个劲地讲着老王的往事。正讲得高兴，老头的外甥法蒂打来电话，说要为他这次回国饯行，请他去家里聚餐。

“我正和两位中国朋友去吃中餐，如果你也邀请他俩，那我就过来。不然，我就和他俩一起。”老头子回答道。

“那叫他俩一起过来嘛。”法蒂在电话里说道。柳箐也想见识一下这位此前在女局长口中颇有影响力的法蒂，于是就掉头开往法蒂的住所。

途中，老头子讲起外甥的故事来：法蒂在尼日利亚最大的纸厂担任市场总监，纸厂老板也是黎巴嫩人，非常信任法蒂，把他当儿子一样看待。法蒂在黎巴嫩人圈子里很受尊敬，他为大家做了很多实事，在拉各斯政界、商界都很有影响力，“不过，如果不是我把法蒂从黎巴嫩内战（1975年到1990年）中拉过来，他早就死在那里了”。

他说法蒂那时是个热血青年，“天主教马龙派的长枪党骨干，身上有十多处枪伤”，最后那次被炸弹弹片划过左肋，缝了几十针，“我妹妹在急救室外守了三天三夜没合眼，当法蒂苏醒过来，她一下就晕倒在急救室里。法蒂伤好，我妹妹就让我把他带到拉各斯来”。

老头子指挥着柳箐七弯八拐，最后停在一栋3层高的别墅前。老头子说这栋别墅是纸厂老板租下来给几个高层管理人员居住的，法蒂一人住在1楼。

进门后，已经有三三两两的人在聊天，老头子没有看到法蒂，大喊了一声。一个虎背熊腰的大光头快步从房间里走过来，满脸微笑着与老头子拥抱。松开双臂后，老头子把他引到柳箐面前对他说：“这就是我常给你说的那位能干的、非常能赚钱的中国女老板，柳箐小姐。”

法蒂上前微笑着与柳箐握手寒暄。柳箐握着法蒂这热乎乎、厚实有劲的大手，望着他那双锐利的眼睛，一直在想这人好像在哪儿见过。饭后咖啡时间里，法蒂也盯着柳箐看了半天，说好像有些面熟。最后，两人恍然大悟——原来他们公司间只隔了一条街，肯定在路上遇过，不然怎会有似曾相识的感觉。

14

自那以后，法蒂会常到柳箐的办公室去坐坐聊聊，柳箐路过法蒂公司办公楼时，也顺道上去喝杯咖啡，这样下来，柳箐的英语很快就练出来了 。

一场暴雨后的傍晚，法蒂正准备离开柳箐的办公室，柳箐把他叫住说有件事想听听他的意见，法蒂看她这样凝重的样子，开着玩笑问碰到啥难事了。柳箐便直言她正在纠结该不该马上启动奶饮料项目，怕再拖下去会贻误时机。法蒂收起笑容对着柳箐说：“你问对人了。”

原来，法蒂的好哥们费拉前年刚开了一家奶饮料厂，生意很好，“我邀他来家聚餐，你俩见面聊。”前不久，法蒂才帮费拉去加纳收回了一笔多年收不回来的欠款，事后，费拉想将欠款的一半给法蒂，法蒂拒绝了，“为黎巴嫩商会里的兄弟帮忙，从不谈钱。”

柳箐想，难怪法蒂在他们圈子里这么高的威望。

黎巴嫩国土面积不到北京的2/3，但位于欧亚非三大洲的咽喉处，是天然的转口贸易宝地。一直以来，那里是东西方帝国的兵家必争之地，也是东西方文明交融、基督教和伊斯兰教交织之地，是中东地区教派最多的国家，也是唯一一个以基督教为主的阿拉伯国家。二战后从法国托管下独立以来，经历过一段飞速的发展，在60年代首都贝鲁特成为了“中东小巴黎”。只是好景不长，在1975年中爆发了持续十多年的内战，将各派政治势力卷入其中。

因为历史上不断被外部势力争夺，适应能力极强的黎巴嫩人移民海外是常态。在柳箐认识法蒂时，漂泊海外的黎巴嫩侨民有1200多万人，是本土人口的3倍。黎巴嫩侨民非常团结，相互间联络紧密，每年都有十几亿美元的侨汇源源不断流回黎巴嫩。

黎巴嫩人在非洲约有25万，经过上百年的经营投资，垄断了西非很多国家的主要经济部门，他们的商会机构非常团结，驻在国政府官员也要忌惮几分，在整个西非贸易上很有影响力。柳箐听法蒂说，一到周末，拉各斯的黎巴嫩人之间都会彼此邀约聚餐，互通信息、相互帮衬。所以，让黎巴嫩商人常常能在拉各斯商业领域形成局部的垄断。

那个周末晚上，在法蒂家的院子里，柳箐边烤鱿鱼串，边倾听着费拉给出的意见。费拉觉得这几年尼日利亚经济稳步增长，“果味的奶饮料前景好，希望更多人一起来把这市场做起来”。费拉建议柳箐尽快加入，到时候他会把很多潜在市场和客户的信息，都分享给她。

他抬起头望着法蒂，又望望柳箐，接着说：他经过这一年多的摸索，对于工厂，最关键的是找到好的奶源，他现在合作的这家法国供应商很好。他到时候为柳箐作担保，可以2个月结次账而不是按月结，这样前期流动资金的压力就小很多。柳箐内心一暖——这法蒂的哥们真实在。

“还有一个建议——”他接着对柳箐说，“这儿的水质不行，买纯净水成本太高，最好加一个纯水装置，这样在卖奶饮料的同时还可以卖纯净水，市场更大。”

柳箐用拿着碟子的手臂轻轻地碰了碰法蒂的胳臂，对他表示感谢：“你这哥们太给力了。”

第二天，柳箐回到办公室就发传真给丽丽，说项目可以启动了。

15

柳箐开始着手卖掉伊巴丹的制氧厂，制氧厂虽是危险，但利润摆在那儿的，消息一出，很快就找到了买家。起初谈得很顺利，只是到了最后付款方式上，柳箐警觉起来。

买家说定金用现金支付，后面的付款要用3个月期的承兑汇票——3个月的兑换时间没有问题，柳箐唯一担心的是这会不会是一场骗局——她才听朋友说过有尼日利亚商人与银行职员勾结，通过伪造银行担保函骗了中国一家企业的几百万美元的货物。更有甚者，他们连政府文件都敢伪造来进行商业欺诈 ，在这之前不久，巴西一家银行被一个尼日利亚人利用互联网骗取了2.5亿美元银行资金。

柳箐的律师说这买家的承兑汇票没有问题，它的担保银行是信誉很不错的。可柳箐上次被持证上岗的会计师骗过后，这次对律师的话也不敢轻信了。现在唯一能让柳箐信任的就是法蒂，柳箐请他来帮忙。

对于法蒂来说，这不是难事，他只是动用了自己现有的关系，很快就把那个伊巴丹的工厂卖掉了。

经此一役，柳箐心中更加笃定，接下来的生意“一定要和法蒂联盟”。她开始给法蒂“洗脑”：“别只给老板打工，要有自己的企业，不然何时才能给在贝鲁特的妻子买房呀？”最后，她抛出一个方案：法蒂出资30万美元，也正好填上建奶饮料厂的资金缺口，然后分给他20%股份。

法蒂说他只拿得出20万美元，柳箐想，法蒂的关系网络也是“无形资产”，就同意了法蒂拿公司20%的股份。

丽丽在小榄推进着项目的设计、采购和制造，工程师跟着设备一道按进度进入现场指导安装、调试。法蒂把承建分包给黎巴嫩承建商，不仅控制住了费用，也保证了安装进度。有法蒂高效地协调着周边关系，项目不再如当初制氧厂前期那般磕磕绊绊。更重要的是，费拉给他们生产初期的市场拓展和原料供应上的全力支持，让他们顺利度过了试生产的艰难时刻。

法蒂像一头干劲充足的公牛，带领着整个基建团队向前冲，不仅理顺了工厂的工人管理，还调用他的所有资源开拓市场，柳箐跟着他后面把每个细节落实到位。留下来担任奶饮料工厂生产经理的老张，常常跟柳箐抱怨：“为什么法蒂才占20%，您却什么都听他的？”

“同一个国家的人合作起来都那么难，更何况我跟他是跨国的合作。不听他的，大家扯来扯去，扯垮了怎么办？你们都回国去？”柳箐现在已经很清楚了，在这儿开工厂，有很多事是她搞不定的。

有了法蒂的加盟和丽丽的技术和设备支持，柳箐的奶饮料厂发展一路顺风顺水。十几年过去了，饮料厂已成为尼日利亚最大的饮料生产企业之一，期间还将商业版图扩展到了贝鲁特、里斯本等。

16

“2017年我在阿布贾（尼日利亚首都）买地建了花园式新工厂，去年投产了，下半年就可以搬进去。”柳箐接着说道。

在华韩餐厅，我们已经聊了一上午，柳箐没有一丝倦意，双眸灵动传神。一旁的包楠沉稳宁静，几乎不插话。其实，包楠也是第一次来非洲，只比我早了十多天。这段时间雅库茨克的生意不好做，柳箐就邀她来看看，是否可以在这儿得到突破。

“法蒂现在是全职过来了吗？”我问道。

“纸厂还是不放他，现在他两边跑。不过，他的钱，可都从我这边赚的，贝鲁特和这儿的房子都买上了。”柳箐放在桌面的手机震动了起来，她拿起来一看，说道：“说曹操，曹操到，他打电话来了。”

这下包楠终于开口了，笑着说道：“还真有感应哈。”我问包楠见过这位“大神”没，她说还没与他见过面——法蒂前几天回黎巴嫩了。

柳箐放下电话对我俩说：“法蒂建议下午一起去我们新买的房子看看。这个建筑商是他的黎巴嫩哥们，房子还有两个月就要交付了，让去看看是否还需整改。”

柳箐新买的住宅在“4-布罗迪兰（4 BOURDILLON 的音译）”大厦，坐落在伊科依岛海滨上，是目前拉各斯最奢华的海景住宅楼，由著名的建筑大师布罗迪兰设计。这是布罗迪兰的骄傲之作，所以他用自己的名字来命名，之所以前面用了一个数字“4”，是因为它是由连成正方形的4栋大厦构成的，每栋大厦结构一样，均为一层一户。柳箐和法蒂在同栋楼各买了一层楼，变成了楼上楼下的邻居。

伊科依岛是拉各斯富人区，我们在华韩餐厅吃完午饭后，就坐上柳箐开的奔驰SUV往南驶向岛区。

尼日利亚虽是非洲第一大石油资源国，但工业化一直没搞起来，有一半以上的人口生活在绝对贫困线以下，贫富差距很大，而且1.9亿人口中有70%年轻人，这给整个国家的就业和社会治安都带来很大的压力。

这种压力随处可见——车窗外，道路两旁的银行、商店、酒店、工厂等建筑都用高矮不一的实体围墙隔离成一个个独立的院子。这些围墙让本就不整齐的街道，变得像一块块未完工的工地。一个个手持自动步枪的警察守护在银行、超市、工厂大院的入口处，就连太阳伞下卖电话卡的小摊贩，也有持枪警察的守护。这让我感觉这儿似乎随时会发生抢劫。

街道旁，每个院子里都有一个高高架起的黑色塑料蓄水桶，还有放在角落上的形状各异的柴油发电机——在每天数次停电的时间里，生活供水、供电都只能靠自己了。

我坐在副驾驶位上，一个人坐在后排的包楠看着外面的街景，突然问我道：“你对拉各斯感觉怎么样？”

“有一股广州90年代末的生猛劲儿。”

“太脏了，你看路边的排水沟，都是黑黑的死水，飘满了塑料瓶。到处都是坑坑洼洼的路和扬起的灰尘。自来水烧开了都不敢喝，全要买纯净水，太脏了。”

柳箐接过她的话对我说：“她刚从雅库茨克来，还没适应过来。她那里地广人稀，一到夏天就是很美的田园景象。”

我笑着点头。这时车上了跨海大桥，11.8公里的大桥是70年代修建的——那是尼日利亚石油的黄金时代，差点就让尼日利亚成为第三世界发展的楷模。

跨海大桥的每个出口都大塞车，常常会堵上半个小时。停滞的车流中，成群结队的少男少女们顶着装着菠萝、柑橘、纯净水、零食干果的大圆搪瓷盘子迎面走过来，向每一辆车里的司机、乘客兜售。有时刚谈好价钱，路通了，车不得不跟着车流前行，小贩只好拖着塑料拖鞋“啪嗒、啪嗒”拼命追赶前行的车辆，来成交这单谈成的生意——虽然往往只是100奈拉（约2元人民币）的金额。

进入伊科依岛，目之所及便是别墅、游艇俱乐部与五星级宾馆，景观与刚才的街景天壤之别。不过，每栋别墅还是被大铁门和高墙分割，还是一样地配置着自己的发电机、高位水塔和巨大的卫星天线。

“你们看，就前面那栋孤零零的高楼。”柳箐招呼着我和包楠看前方。待我们换上安全装备进入现场时，法蒂早已戴上安全帽、穿着反光背心在样板间和现场的黎巴嫩经理等着了。柳箐上前给法蒂一一介绍，法蒂握着包楠的手说：“早就听柳箐讲了你们很多的故事，今天终于见到真人了。”

眼前的法蒂形象跟柳箐给我的描述差不多，只是整齐的山羊胡须都花白了——毕竟现在离柳箐的讲述过了十多年了。

黎巴嫩经理在样板间里给柳箐、包楠讲解房间的设施配置。柳箐带包楠去看她喜欢的厨房，说厨房的煤气灶、抽油烟机、洗碗机到时都会按这样板间的配置来交付。柳箐开了开水龙头，对包楠说这些都是意大利原装进口的，但包楠似乎并不是很在意，可能她更喜欢雅库茨克郊外的原木房厨房。

房间总面积有600多平，柳箐和法蒂作为第一批购房者，有一定优惠，以按3000美元每平方米出售。法蒂和黎巴嫩经理带着我们走进柳箐的房子。房内只剩下部分储物柜还没安装好。

柳箐和法蒂跟着经理一项项地确认着细节。我最感兴趣的是客厅外那40多平的露天阳台，围栏是波浪形透明钢化玻璃，靠近边缘时，还有些令人心惊肉跳。这里的视野毫无阻挡，对面维多利亚岛的海滨就是市民大厦和市政中心，那是拉各斯的新市中心——成排的游艇就停泊在前面，不时有飞驰的游艇在海面上划出一道白色水浪。低头再看楼下那乱七八糟的街道，全被街道两旁郁郁葱葱的树木给遮盖住了。我问旁边的包楠：“这样看下去，是不是也很田园的样子呀？”

包楠仔细往下望了望，也没回答我。

17

次日一早，柳箐和包楠就开着车到我的住处来接我去工厂——因为前晚法蒂听说我是摄影师，他就让柳箐带我到工厂去看看，“顺便”让我给工厂的新饮料瓶拍个广告用的照片。我问柳箐有什么要求，柳箐说法蒂让我看着办，随便怎么拍。

工厂离我住的地方不到两公里，转了几个弯就到了——主干道公路旁一个什么标识都没有的院子，一扇密不透风的大铁门，里面就是。这跟十多年前东莞、深圳关外的那些民营家具厂很相似，从外面看，根本无法想象里面的是一个有一两千的工人、年产值高达几个亿的工厂。

“新工厂快建好了，过几个月就搬过去了，这儿是租的厂房。”柳箐跟我解释道。

大铁门打开，两辆正在装货的40英尺长的大平板车堵在门口，车上装满了工厂生产的纯净水和几种奶饮料。其中一辆本已装满货该开出去了，但它出了故障，几个黑人小伙子正在修理。

我走到车间的入口处逛了一下，车间里管道密布，黑黑的工人们在一盏盏白炽灯下，各自忙碌着，这画面让我想到德国画家门采尔的《轧钢工厂》。我很想拍摄这样生猛、鲜活的工作场景，但我并没有拿出相机，因为这可能会涉及商业秘密，等问过法蒂后再说吧。

办公室与生产车间同在一座厂房里，相较生产车间，办公区则明快、现代得多，大堂左手边就是柳箐的董事长室，沿着董事长室旁边的通道进去就是法蒂的工厂总监办公室。

柳箐和法蒂的这两间室内装修风格都是一样的，都有一面墙是涂成明快的红色，只是法蒂办公室稍小，不过很是整洁、清爽，玻璃台面的办公桌上除了电脑、几本书和两叠文件，没有其它东西。柳箐的办公室每个角落都堆满了东西，桌面上除了电脑，就是大大小小各类文件，进门旁的茶几上放满了茶、茶具和各类干果。两间办公室一对比，好像法蒂更像董事长，而柳箐变成了工厂总监。

法蒂办公室墙上挂有一幅他的油画肖像，而柳箐的墙上则挂了一幅中国制的世界地图，幅宽1米，表面蒙着一层塑料薄膜。站在这张世界地图前面，我顺着柳箐的经历，在地图上找寻徐州、哈尔滨、雅库茨克，但绥芬河和乌苏里斯克以及涅留恩格里都没有在这世界地图上标识出来。

我拿出手机打开地图，对照着找出绥芬河，经乌苏里斯克到涅留恩格里，再到雅库茨克的这条著名的远东贸易线路，这相当于广州开车到拉萨的距离，是柳箐当时押车走过的线路。而后来，又跨越了半个地球，从雅库茨克飞到了拉各斯……见我一直站在地图前找寻，柳箐走过来说她对地理位置常常搞不清楚，有了这地图能让她有感觉些。

“时不时会勾起往事吧？”我问道。

“是呀，特别是那条远东贸易线，一直想回去走走，约了几次最后都没走成。等我这个新厂建好，明年夏天我一定要去重走一遍。李老师，你也跟我们一起去嘛，可多故事啦。”

18

这时，一位瘦瘦高高的姑娘走了进来。柳箐介绍说这位姑娘叫小珂，七八年前她租了柳箐曾租过的房子，在交接房屋时认识的。后来，两口子开了一家卖机票的公司，也顺带做旅游的生意。柳箐常跟她分享法蒂在管理和市场开发上的高招，但小珂一直没见过法蒂，这次她要回国休假一段时间，走前来拜访一下柳箐，更想见见法蒂。

柳箐拉我们在茶几前坐下，娴熟地给我泡起了荷花茶。柳箐问起小珂1岁多的儿子，小珂给她看照片，两人聊起小孩的教育，话匣子便打开了。柳箐虽然没有多少教育孩子的经验，但她是看着法蒂家3个小孩长大的，聊起育儿经，也颇有体会的样子。

柳箐说法蒂虽没在孩子身边，但对孩子监管很严、很细，孩子们有什么问题都爱打电话问他。有一次，柳箐刚从贝鲁特回来几天，刚要上床睡觉的时候，突然接到法蒂的电话，劈头盖脸一顿骂，说再也不把多多交给她带了，责备她是故意宠坏他儿子，说完，还没等柳箐反应过来就把电话给挂了。

柳箐一时没反应过来，回想了一会儿，才觉得可能是几天前在贝鲁特带着3岁的多多上超市时，多多看到玩具就这也喜欢那也喜欢，柳箐就一口气给他买了3个，多多很是高兴。柳箐在贝鲁特买的房子跟法蒂丈母娘家是挨着的，晚上，多多的妈妈叫他回家时，多多却只拿走了一件玩具，柳箐当时还纳闷。

那天下午，多多跟着妈妈去超市，看到几个好玩的新玩具也要妈妈买，妈妈说一次只能买1件。多多就不高兴了，说“那为什么箐都给我买了3件？”结果，他妈妈刚把这事告诉法蒂，法蒂马上就打电话来把柳箐劈头盖脑地大骂一顿。

“有时候呀，宠孩子是下意识的。”柳箐接着聊起多多6岁那年的事：有次，她给多多买了一套乐高拼图，多多玩得正起兴，他妈妈喊他回家吃饭。柳箐想了想就说，没事，先拿回去，就告诉妈妈说是箐阿姨从中国带来的礼物。多多走到楼梯口后，磨蹭半天，最后对柳箐说：“箐，我还是不想去说谎。”

“我当时听了感动得差点眼泪都出来了，你看，这孩子教育得多好！”柳箐停歇了一会儿又说，“我侄儿的女儿嘉瑞，现在也两岁多，被她爸妈宠坏了，见面招呼都不打，宠得没有一点规矩。”

这两年，柳箐把她姐姐的儿子丁丁接过来在这边负责采购，丁丁把他的妻子和女儿嘉瑞都带过来一起生活，住在工厂里。

我喝了几杯荷花茶后，就在旁边拍起新包装瓶广告照来。

“这次回国多久？”柳箐问小珂。

“3个月左右，这次走得比较久。明天的飞机。”

“过阵子我也要到伊拉克去一趟。”

“伊拉克？”

“对，法蒂妻子的弟弟库迪在那儿打工，干得不错。今年当经理了，一个月能挣1万多美金。”

“那相当不错哟。”

“小伙子很不错，干活特别有激情，提起工作就神采飞扬的，完全不像我们丁丁。你看丁丁条件这么好，却总是说累，压力大。”柳箐端起烧开了的玻璃水壶，绕淋着小茶壶中的荷花茶，接着对小珂说，“法蒂让我明天和包楠去阿布贾时把去伊拉克的签证办了，去库迪那儿看看，那边有个可口可乐的公司，闲置好几年了，这次看能不能把它接下来搞一下。”

“哇，您好厉害。”小珂扳着手指头数着说，“上次是贝鲁特，然后是里斯本，现在又要做到中东去了！”

“是呀，这几年动作有点大，哈哈。”柳箐停了一下，“但是，有时候觉得……”

“机会多，停不下来？”

“不是、不是，有时候就觉得呢，这怎么说呢？”柳箐轻轻端起小茶壶，给小珂的杯中倒茶水，然后抬头问道：“你说我做这么多的产业来干嘛？将来，谁来接班？”

包楠走进来和柳箐一起找她的资料，她要开始准备订票，跟柳箐去完阿布贾就回雅库茨克了。

“你这么快就要回去了？”我问道。

“出来已经很久了，我一个人出来很少，平时都和他们（老公、儿子）在一起。”包楠应道。

“你看看，你看看，得意。她儿子都快20啦。”柳箐调侃道。

提到儿子，包楠难得地乐呵呵起来。

从柳箐工厂回来，我去了华韩餐厅，见到了前几日忙家事儿的朋友晓慧，聊起柳箐，她说：“我很佩服她，我们主要是做华人生意，而她是真正打入了黑人世界，很了不起。”

后记

在非洲待了2个月后，我回到广州，在微信上，和柳箐聊起包楠最后的决定，她说包楠对阿布贾也没感觉，“她宁愿待在雅库茨克，哎，没办法”。

几个月后，我在微信上看到柳箐发的照片——她们一队人去了美国的奥马哈市参加巴菲特股东大会，与比尔盖茨、巴菲特合影。我看到她身旁总有一位模样、气质跟她很像的年轻女子，俩人连衣着都像是母女套装一样。我就在微信上问她是谁。

“我侄女呀！我姐姐的女儿，在华盛顿学音乐，我把她拉进来参加这个‘巴菲特之旅’的。”

编辑：唐糖

题图：关斌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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