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永烈著，《走进钱学森》，成都：天地出版社，2019年9月。
托运的行李被细细“研究”
钱学森从华盛顿回到洛杉矶。他既然被限制出境，只能退掉飞机票，并从海关取回原本打算托运到香港的八大箱行李。他是在飞往华盛顿那天，把需要打包的物品交给了打包公司。当时，打包公司派人从钱学森办公室运走了书籍、手稿、笔记本等，存放在打包公司的仓库里，在那儿装入八只木箱，然后由他们运往轮船码头。如果钱学森能够顺利地在8月28日从渥太华飞往香港的话，那么这批行李正好在8月31日搭上赵忠尧他们乘坐的“威尔逊总统号”邮轮运往香港。
钱学森从海关得到的答复是料想不到的：“钱先生，您的行李被依法扣查了！”
当钱学森问为什么的时候，海关语出惊人，称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有美国机密文件，因而违反了美国的“出口控制法、中立法和间谍法”。
如果说涉及前两项法规，那还算一般，而违反“间谍法”则意味着问题相当严重了。
其实，钱学森在办公室整理文件时，已经注意将涉及机密的文件全部锁在办公室的一个文件柜里，并把钥匙交给了同事克拉克·米立肯教授。
事后，钱学森才得知，当时的他已经处于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监控之中。就在他8月21日飞往华盛顿的时候，嗅觉异常灵敏的美国联邦调查局就着手“研究”起钱学森准备托运的八箱行李。“据说”是白金斯的打包公司的工人在打包时，发现钱学森托运的文件有“机密”“极机密”字样，于是报告了打包公司的老板，而老板则马上报告美国联邦调查局。这“据说”，不知道是美国联邦调查局制造的由头呢，还是那位打包工人本身就是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特工。
有了这么一个“据说”的由头，联邦调查局会同海关、美国空军调查官员以及美国国务院的官员，在8月21日、22日齐聚在白金斯打包公司的仓库里，细细“研究”起钱学森托运的行李，重点是其中的“文字性东西”。这时候，钱学森正在华盛顿跟海军次长丹·金贝尔交谈呢！
“研究”钱学森的托运物品，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内中有众多的藏书、手稿、文件，还有九大本剪报。剪报是钱学森多年养成的工作习惯，看到有参考价值的文章，就从报纸上剪下来，整整齐齐地贴在剪报本上，按内容分类。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有英文，也有中文、德文、俄文，内容则涉及方方面面，不用说读懂这么多文件非常费事，即便是大致了解一下是什么内容，也够他们忙一阵子。
美国联邦调查局在“研究”中发现，其中甚至有关于美国原子能方面的详尽剪报。美国联邦调查局感到不解，钱学森的专业是火箭，并不是原子能，他为什么那样关注美国的原子能研究？这会不会是一种“间谍”行为？后来他们“研究”了钱学森方方面面的剪报之后，终于认定，这是一位高层次的科学家的广博学识的体现。只有达到像钱学森那样的学问层次，才会对众多的科学前沿的研究都给予关注。
不过，不管怎么说，美国联邦调查局的“研究”精神还是令人“敬佩”的。他们居然把钱学森这些“文字性东西”用微缩胶卷拍摄下来，拍了一万两千多张！他们还把这些文件编成详细的目录……
美国联邦调查局毕竟还是有收获的。他们在钱学森托运的行李中，发现里面有的文件还盖着“机密”“保密”的图章。他们居然还发现一本“密电码”！
为了给限制钱学森离开美国找一个“合乎逻辑”的理由，联邦调查局向媒体“放话”。
洛杉矶的报纸《洛杉矶时报》《明镜》等马上以大字标题报道：“在钱学森回中国的行李中查获秘密资料”。
钱学森据理力争。钱学森在报纸上发表声明：
我想带走的只是一些个人的笔记，其中多数是一些我上课的讲义，以及未来我研究所需要的资料。我一点也不打算带走任何一点机密，或者试图以任何不被接受的方式离开美国。
钱学森说，那些盖着“机密”“保密”的图章的文件，其实早已过了保密期。钱学森还针对报道中宣称他的行李中夹带“密码”“蓝图”，进行说明：“这里头没有重要书籍、密码书籍或者蓝图，那只是一些草图、一些对数表，不过这可能被误认为是密码或暗号。”
原来，大约美国联邦调查局的探员的数学太差，没有见过对数表，以致把对数表当成了“密电码”！
不过，联邦调查局的最大收获，据说是在钱学森的行李中，发现了一张钱学森化名“约翰·M.德克尔（John M. Decker）”的美国共产党党员登记卡，和警方线人抄录的一致，成为证明钱学森是美国共产党党员的重要物证。但是，表上并没有钱学森的签名，而且也不能证明钱学森提交了这份申请表，在法律上又不足为证据…
牢狱之灾突然降临
钱学森的处境越来越险恶。奇耻大辱的一天终于到来。
那是1950年9月7号下午，美国移民归化局官员来到位于洛杉矶帕萨迪纳的钱学森住所。移民归化局总稽查朱尔和稽查凯沙摁响了门铃。铃声响过，钱学森夫人开门，他们提出要见钱学森先生。
朱尔后来回忆说：
我很清楚那天的情形。钱夫人来开门的时候，手里抱着孩子。我说要见她的丈夫。不久，钱氏走出来。奇怪得很，他一点也没有激动的表情。但是，在他的脸上可以察觉到，他似乎对自己说：“好吧，这事终会有水落石出的一天。”
钱学森夫人手里抱着的孩子，是出生只有两个多月的女儿钱永真。钱学森的儿子钱永刚，当时只有两岁。
钱学森一眼就看出，这位移民归化局总稽查朱尔就是半个多月前，当他从华盛顿返回洛杉矶时，在机场向他出示“禁止离境”公文的那个官员。今天又来了，难道还怕我钱学森跑了不成？钱学森还真没猜错。原来钱学森从华盛顿回到家中，一连7天就待在家中没有出门。这让在钱学森住所周围监视钱学森行踪的移民归化局的探员们不放心了：钱学森该不是偷偷“跑”了？要是这样，上司怪罪下来，谁也吃罪不起！偏偏这时又听到传言：有人在美国与墨西哥边境看到了钱学森的汽车从美国越过边境向墨西哥驶去——钱学森“跑”了！这使监视钱学森行踪的探员们吃惊不小。尽管后来证实此消息完全是空穴来风，却也让移民归化局心存疑虑：这次没“跑”，下一次呢？因此要采取切实行动，确保他不能“跑”。所谓“切实行动”就是把他拘留起来，这样就保险了。
钱学森当然不可能知道，金贝尔给司法部打过电话，以及此后移民归化局禁止他离境、监视其行踪，为保险起见还要把他拘留的前前后后。但看着这两个移民归化局的官员，三个多月来与美国政府这帮家伙打交道的情景顿时浮现眼前：他们先是要求说清在1939年是否是美国共产党帕萨迪纳支部第122教授小组成员，现在又是否仍为美国共产党党员；进而无理吊销“安全许可证”，禁止参加任何涉及美国军事机密的研究工作；又借口以“凡是在美国受过像火箭、原子能以及武装设计这一类教育的中国人都不准离开美国，因为他们的才能会被利用来反对在朝鲜的联合国武装部队”而禁止其离境；同时非法查扣托运到中国的行李，认为涉嫌盗取美国“军事机密”，声称：“这个狡猾的中国人的全部活动证明他是毛的间谍。”某些新闻媒体也随之“起哄”：钱学森原来是一名“共产党的高级间谍”，企图携带机密文件离开美国。可是证据呢？一件像样的也拿不出来！难道“对数表”能被硬说成“密码本”？今天他们又来了，还会有什么名堂呢？
“钱先生，请跟我们走一趟。”移民归化局官员的话打断了钱学森的沉思。
“秀才遇上兵，有理说不清。”在联邦政府的官员面前，钱学森属于弱势群体，辩白、抗议无济于事。
钱学森什么也没说，看了一眼身旁抱着永真的夫人，什么也没拿，跟着移民归化局官员走了。
关于钱学森被关进什么监狱，流传甚广的“版本”是说被关进“恶魔岛”监狱。“恶魔岛”，Alcatraz Island，直译应为“鹈鹕岛”，是位于旧金山著名景点渔人码头不远处的一座小岛。l859年美军在岛上修筑了碉堡，l907年成为军事监狱，l934年这里修建了联邦监狱，关押过黑手党头目Al Capone等一百多名要犯，直至l963年监狱从这里撤离。如今，这里是金门国家公园，成为观光景点。由于“恶魔岛”监狱名声在外，许多人就产生“合理联想”，钱学森当年一定被关押在这里。
其实，钱学森被关在洛杉矶以南圣佩德罗湾一个叫特米诺岛（Terminal Island）的移民归化局的拘留所里。特米诺岛又称“响尾蛇岛”，是一个不起眼的小岛。岛上原本有一座废弃了的石油探井架，井架附近有几间简易房。后来被移民归化局看中，扩建为拘留所。
特米诺岛拘留所跟“恶魔岛”监狱一样四周是海。选择小岛作为拘留所，是便于与外界隔绝，防止犯人逃跑。特米诺岛拘留所又暗又潮湿又拥挤。牢房里常常充斥着西班牙语，因为这里关押的大都是墨西哥的越境犯。许多贫穷的墨西哥人想到美国打工，于是偷越美墨边境，被抓住了，就被押往这个离美墨边境不远的拘留所。
总算还好，考虑到钱学森是著名科学家，移民归化局没有把他跟那些越境犯关押在一起，而是关进一间单人牢房，有单独的卫浴设备，生活条件还可以。
杜布里奇作为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曾经多次前往拘留所看望钱学森。他后来回忆说：
他们把他关在圣佩德罗的一个拘留所，我们在那里看望了他。他有一个小隔间，一个完全舒适的房间。那不是监狱——但那是一个拘留所。他有一个房间，一张桌子，一盏灯，一张床等。但那样的拘留对他——对他的自负和自尊——是一个可怕的打击。他想到自己曾经那么充分地效力于这个国家（他的确如此），却得到了这种对待……这最终使他变得非常愤恨。克拉克·密立根（Clark Millikan）和我常常去探望他，并与我们想得到的所有人作了交谈。
丹·金贝尔深感震惊。他说：“你知道我并不是说他该被拘留，那太糟糕了，他并不是共产党人，拘留他是没有理由的。”移民归化局的行动让丹·金贝尔恼火——我觉得金贝尔是非常恼火，对移民归化局将他随口说说的评论如此当真，以及没有用其他方式劝钱（学森）不要走。也许丹·金贝尔认为我应该劝说钱（学森）不要走——我不知道。不管怎么说，那是一个令人难过的事件。我去那里探访过钱（学森）几次，只是与他交谈，了解他的想法。他们后来让他假释回到了帕萨迪纳，但没有许可，不能离开洛杉矶郡。他的假释由克拉克·密立根监督，后者需要起誓一旦钱（学森）离开该郡就汇报。这是很受羞辱的经历。
杜布里奇的回忆表明，就连丹·金贝尔都对移民局拘留钱学森表示不满，而且丹·金贝尔明确地说，钱学森“他并不是共产党人”。
夫人蒋英只是在释放前一天获准前来探望。然而，如钱学森出狱后对一位记者所说：
我被禁止和任何人交谈，夜里，守卫每15分钟就来亮一次灯，使我没法好好休息，这样的痛苦经历使我在这么短的时间里瘦了30磅！
钱学森一下子瘦了那么多，还在于遭受了沉重的心理打击。作为一位著名的教授，钱学森蒙受不白的牢狱之灾，心灵遭到的煎熬，远远超过皮肉之苦。
四面八方的声援
就在钱学森被从家里带走不久，帕萨迪纳的电台迅即报道了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那时候，加州理工学院的教授们都有听电台新闻广播的习惯（钱学森本人即便是在回中国之后也是几十年如一日听电台新闻广播），透过无线电波，这近乎爆炸性的新闻在加州理工学院不胫而走。教授们、学生们感到难以置信，温文儒雅的钱学森教授怎么会是“间谍”？当晚，很多朋友赶往钱宅，安慰同样温文儒雅的钱学森夫人蒋英。
翌日，钱学森被捕的消息在报纸上披露，在洛杉矶、在加利福尼亚州、在美国引起惊愕，引起愤懑。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为营救钱学森，竭尽心力。他紧急致电正在欧洲访问的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冯·卡门大吃一惊，当即中断访问，提前赶回美国。
杜布里奇还紧急致函那位在华盛顿的美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信中非常明确地否定了关于钱学森是共产党员的指控：
他们怀疑钱与共产党有关，所有的疑点我都可以解释，因为我觉得毫无证据足以证明他是共产党员。他虽然同那些被认为是共产党员的人做朋友，但那是公开的来往，毫无秘密之处。我相信，他们的关系，不是基于政治，他自己也始终不知道是在参加什么共产党集会。
杜布里奇还指出：
关于他返回中国大陆的安排，这自然牵涉到复杂和久远的历史，我们需要详加研究。他所采取的步骤，我们认为都是合乎逻辑的、公开的和可以理解的。他设法订船位于8月底离开洛杉矶，后来他所订的船位迟迟没有结果，他便写信给国务院询问怎样获得许可离境的手续，国务院官员在私人交谈中告诉他，可以列入学生名单返回中国大陆。
他给国务院的信中解释他要离美的意图，要求获得必需的协助。后来，他与加拿大太平洋航空公司接洽，想经过渥太华至香港。加拿大航空公司下属的旅行社，帮助他办理途经英属加拿大领土以及香港的一切签证手续。我可以证明，他从来未曾否认过这些安排。相反，他公开进行此事，而且在学校里告诉我们这些计划。我知道他赴华盛顿时，也把这些安排告诉过你和鲍特……
香港报纸也纷纷刊载著名科学家在美国被扣押的新闻。香港《文汇报》以《我们坚决反对美帝逮捕钱学森》为题，发表评论指出：
新中国诞生了，新的国家欢迎一切有才能的同胞投入到伟大的建设事业中去，我们要使国家建设走上工业化的大道。
钱学森在新中国这个响亮的号召下准备回到中国来了，可是美国帝国主义者剥夺了他的自由，无理地把他扣留了，无耻地给他一个莫须有的罪名：美共。我们坚决反对美帝这一侵犯人权的暴行，我们要求释放钱学森博士……
1950年9月24日，李四光以中华全国自然科学专门学会联合会主席的名义，发表声明《抗议美帝非法拘捕我科学家钱学森等》。
郭沫若以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的身份，于1950年9月25日致电世界和大主席居里博士，抗议美国无理拘捕钱学森：
巴黎世界和大主席居里博士：
我国航空力学专家钱学森博士于申请回国时被美警拘捕，物理学家赵忠尧教授和学生二名在返国途中，在日本横滨为驻日美军拘捕。此等蹂躏人权、摧残科学家的暴行，已激起中国科学界及中国人民的普遍愤怒。请你和贵会号召全世界科学家对美帝国主义暴行加以谴责，并要求立即释放被捕之科学家。
中国保卫世界和平大会委员会主席 郭沫若
一九五○年九月二十五日
新中国的科学家们，也发出强烈的抗议声音。曾昭抡、叶企孙、陆志韦、丁燮林、饶毓泰、向达、刘仙洲、汤佩松、钱崇澍、严济慈、钱三强等189名中国科学家发表联名抗议书：
我们以无比的愤怒抗议美国政府非法地扣押将自美返国的钱学森博士，在日本的美占领军当局无理地扣留了返国途中的赵忠尧教授和罗时钧、沈善炯两位同学。我们认为这一连串的侵犯人身自由的暴行是美国帝国主义者想尽种种方法决心与中国人民为敌的又一次表现，既卑劣又疯狂。
1950年10月18日，搭乘“威尔逊总统号”邮轮回国的中国留学生与回国不久的留学生汪稷曾、邵循道、沈慧等183人，致电联合国秘书长赖伊、联合国会员大会主席安迪让及安理会主席和人权保障委员会，要求制裁美国政府扣留钱学森等教授，并防止此类事件的再度发生。他们还致电美国国务院国务卿艾奇逊，提出严重抗议，要求立即恢复钱学森等教授的自由。
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开展多方营救钱学森的社会活动。
在种种舆论的压力之下，事情开始有了转机。金贝尔接到杜布里奇院长的信后，表示可以考虑释放钱学森，接着要求钱学森写下声明：保证倘若没得
到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和海军次长丹·金贝尔的书面同意，他绝不会擅自离开美国。
9月20日，钱学森从特米诺岛拘留所被带到设在岛上的移民归化局，在那里钱学森接受审讯。以移民局古尔西欧主任为首的八名官员（其中也包括海关和特米诺岛监狱官员）进行对钱学森的审讯。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则为钱学森辩护。由于移民局对钱学森的“间谍罪”提不出确凿的证据，审讯不了了之。
不久，钱学森接到特米诺岛拘留所的通知，在交出一万五千美元的保释金之后，可以获得保释。
在当时，一万五千美元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加州理工学院院长杜布里奇和从欧洲赶回的钱学森的导师冯·卡门得知这一消息，当即为钱学森保释筹款，很快筹得一万五千美元。
9月22日，钱学森终于获释，结束了这15天的监牢之灾。蒋英开车来到特米诺岛，接钱学森回家。蒋英曾回忆当时的情景：“我去接他出来的时候，他一言不发，你问他什么只是点点头，摇摇头。我明白了，他失声了，不会说话了！”
被监控的生活是痛苦的
钱学森获准保释了，终于离开了那人间地狱。他的出狱，又一次成为媒体的关注焦点。
然而，乌云依然在钱学森头顶盘旋。
美国移民局规定，钱学森每个月必须要到帕萨迪纳移民局去登记，并要随时接受移民局官员的传讯。另外，还规定他只能在洛杉矶市内生活，如果要超出洛杉矶的市界，必须申报，获得批准方可出洛杉矶。
钱学森还发现，住所附近常常出现陌生人在那里晃荡。不言而喻，那是移民归化局的特工在暗中监视他。
夜深，电话突然响起。钱学森一接电话，对方就把电话挂掉了。显而易见，那是在测试钱学森在不在家。
钱学森的电话受到监听、信件受到拆检。钱学森发现，就连他上街，背后也有人跟踪。一句话，钱学森虽然获释，但是仍处于软禁之中。
得知儿子在美国遭到软禁，父亲钱均夫写信勉励他：“吾儿对人生知之甚多，在此不必赘述。吾所嘱者：人生难免波折，岁月蹉跎，全赖坚强意志。目的既定，便锲而不舍地去追求；即使弯路重重，也要始终抱定自己的崇高理想。相信吾儿对科学事业的忠诚，对故国的忠诚；也相信吾儿那中国人的灵魂永远是觉醒的……”
夫人蒋英是音乐家。这时候她不得不暂时放弃自己的专业，在家中相夫教子。她不敢雇保姆，生怕保姆万一被移民归化局收买，监控他们的一举一动。
在1950年11月初，钱学森的八大箱行李经过移民归化局两个多月的反复“研究”，并没有发现内中有机密文件，决定退还给钱学森。
洛杉矶的报纸披露那些特工们把钱学森行李中的对数表当成了“密码”，一时间在加州理工学院传为笑谈。
远在万里之外的上海，父亲钱均夫得知钱学森在美国遭到无端迫害，无一日不牵挂着远方的儿子。
钱学森一次次受到传讯。所幸加州理工学院的法律顾问古柏律师仗义执言，据理为钱学森申辩。
经过几番审讯，1951年4月26日，帕萨迪纳移民局通知钱学森，他的案件经过审理，认定他“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依据美国国家安全条例的规定，凡是企图颠覆美国政府的外国人，必须驱逐出境。因此，帕萨迪纳移民局决定驱逐钱学森！
钱学森本来就打算离开美国，根本用不着美国“驱逐”，他早在1950年8月28日就准备离开美国，乘坐加拿大首都渥太华飞往香港的航班返回中国。
然而，移民局马上受到来自华盛顿的干涉，要求暂缓执行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决定。还是美国海军次长丹·金贝尔的那句话：“他知道所有美国导弹工程的核心机密，一个钱学森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我宁可把这个家伙枪毙了，也不能放他回红色中国去。”
于是，对钱学森“驱逐出境”的裁定，就一直被拖着，拖着……其实，这“拖”的策略，无非是想在一日千里的科技时代中，让钱学森脑袋中的那些导弹知识老化，变得陈旧，变得无用。
没有被“驱逐出境”的钱学森，依然处于无限期的软禁之中。导师冯·卡门最能深刻理解钱学森的性格和为人，他曾经在《中国的钱学森博士》中写道：
此举严重伤害了钱的自尊心。他去找杜布雷奇院长当面申述，没有安全执照他无法留在喷气推进中心继续工作。他情绪激昂地说，与其在这里遭受怀疑，宁愿返回中国老家去。杜布雷奇以好言相劝，希望他先保持镇静，并建议他就此事提出上诉。钱不想上诉，他觉得在当时那种紧张气氛下，一个侨居的中国教授难打赢这场官司。更何况他秉性高傲，认定没有必要去向美国司法当局申述自己不是共产党人。我想，在当时情势下，要是有人利用我曾经为匈牙利短命的库恩·贝拉政府干过事而诬陷我，那么我也会作出和钱同样的反应。
为了便于一旦美国允许自己离境回国，就能马上动身，钱学森没有固定住所。他的租房合同往往只签一年，到期后就搬家。那些从海关退回的总重量达800千克的8个大木箱，钱学森再没打开过，一直放在那里，以便一旦有机会离开美国，随时可以再度交船托运。夫人蒋英还准备好3个手提箱，放着随身用品，一旦获准回国，可以提起这3个手提箱就走。
钱学森的好友郭永怀夫妇来到加州理工学院看望他，使他在困境中得到宽慰。钱学森曾经回忆说：
1953年冬，他（引者注：指郭永怀）和李佩同志到加州理工学院。他讲学，我也有机会向他学习奇异摄动法。我当时的心情是很坏的，美国政府不许我归回祖国而限制我的人身自由，我满腔怒火，向我多年的知己倾诉。他的心情其实也是一样的，但他克制地劝我说，不能性急，也许要到1960年美国总统选举后，形势才能转化，我们才能回国。
据李佩回忆，当时她看到钱学森家空空如也，客厅里只有一张餐桌，几把椅子，还有3只手提箱。钱学森说，一旦美方同意他回国，他和蒋英拎起这3只手提箱随时可以马上动身。
蒋英告诉李佩，钱学森被捕的那些日子里，幸亏有郑哲敏帮忙。当蒋英去拘留所看望钱学森时，郑哲敏就过来照料两个孩子。
在软禁期间，钱学森仍不时受到移民局的审讯，审讯的主题一直是为了确证钱学森“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而钱学森自始至终否定“曾经是美国共产党员的外国人”。双方对峙着，僵持着。
有一回，检察官突然调换了一个角度，问钱学森道：“你忠于什么国家的政府？”
钱学森答道：“我是中国人，忠于中国人民。”
检察官追问：“你说的‘中国人民’是什么意思？”
钱学森答：“四亿五千万中国人。”
当时，中国的总人口为四亿五千万。
检察官又问：“这四亿五千万人现在分成了两部分，那么我问你：你是忠于在台湾的国民党政府，还是忠于在大陆的共产党政权？”
钱学森答：“我认为我已经说过我忠于谁的原则了，我将根据自己的原则作出判断。”
检察官问：“你在美国这么长时间，你敢发誓说，你是忠于美国政府的吗？”
钱学森答：“我的行动已经回答了这个问题，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我用自己的知识帮助美国做事。”
检察官问：“你现在要求回中国大陆，那么你会用你的知识去帮助大陆的共产党政权吗？”
钱学森说：“知识是我个人的财产，我有权要给谁就给谁。”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作者：叶永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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