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西风东渐与近代社会》，作者：熊月之，出版社：上海教育出版社
不同的教派，同一教派中不同的差会，同一差会中不同的传教士，其行事风格也有所不同，对中国社会所产生的影响并不完全一样。
众所周知，19世纪来华基督教传教士，在传教方式上，有基要派与自由派之分.前者主张直接的、狭义的传教，即以开设教堂、广收信徒、直接布道为主，后者主张间接的、广义的传教，主张通过办学、办报、出版书籍、创办医院、慈善救灾等手段，以学辅教，以医助教，先得人心，再传教义。自由派传教方式，接续明末利玛窦传教方式余绪，也取得了与利玛窦类似的效果。同光之际，慕维廉、韦廉臣、丁韪良、林乐知、傅兰雅、花之安、艾约瑟、狄考文、德贞、李提摩太等人，注意在教育、报刊、出版、医疗、慈善等方面着力，注意发展与中国官绅的关系，让中国官绅从更加广阔、更加纵深的方面了解西方文化，了解基督教义，进而扩展了基督教的正面影响。关于传教士在教育、报刊、出版方面的活动，本书相关章节已有述及，此处简述西医的影响。
“中医”与“西医”作为一组对应名词，是西洋医学进入中国以后才出现的。在此之前，西洋医学与中国医学，各自独立发展，自成系统，自具特色。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生理解剖，取样分析，是西医的方法。辨证施治，阴阳五行，上病治下，左病治右，是中医的方法。西医将人体视为一个可以分解为许多部件的机器，每个部件都可以拆开、修理、更换。中医将人体视为一个彼此联系、互相影响的整体，表里一体，虚实相通，西医最得西方古典科学重具体、讲实证的精神，中医最得中国传统文化重整体、讲联系的神韵。
借医传教是基督教一大传统。明末清初，耶稣会士来华，善医者颇不乏人，西医西药著作被译介者不止一本。1569年（隆庆三年），传教士已在澳门设立医院，为人治病。清代，不只是澳门，内地有些地方，甚至宫廷中，已有人使用西医西药。康熙皇帝患疟疾、心悸症、上唇生瘤，均由传教士用西医西药治愈。江宁织造曹寅患疟疾，康熙曾赐以西方传入的特效药金鸡拿（即奎宁）。《红楼梦》里有多处提到西药的使用。
但是，由于西医在诊治原理、医疗手段、医疗工具（手术刀、注射针等）等方面，与中医有着明显的不同，加上行医的传教士碧眼紫髯的形貌，旁行斜上的文字，祈祷洗授的宗教仪式，多为国人闻所未闻、见所未见。特别是西医为了辨明病症而开刀检视，为了进一步研究而将切除部分藏之器中，加以药品，使不腐烂，更令一般人不可思议，疑窦丛生。西医被蒙上神秘、恐怖的色彩，挖眼、剖心、熬药、炼银、摘取红丸，种种不经之说亦由此而起。
（一）西医征服民心
西人如此可怕，西医进入中国自然步履维艰。所以，无论在沿海，还是在内地，教会医院在开始时都是阻力重重，因而都免费送医送药。
但是，医学有着其他科学所没有的两个特点，一是治病救人，二是效果可证。因为生命的宝贵，健康的需求，有两种人，即使在西医的价值尚未得到承认的时候，也会前来就诊：一是无力求医买药的贫民；二是中医无法医治、生命垂危的病人，不管其富裕还是贫穷，也不管其是西洋人中国人。药到是否病除，妙手能否回春，这不用很多附加的说明，一看效果便知。这两个特点，使得西医在鸦片战争以后，没用多少时间，便逐渐被中国人所认可、接受。在很多地方，传教士都是首先通过施医，树立自己善的形象，建立西学的信誉。
西医的影响，就地区而言，首先是从广州、澳门开始的。
清代雍正、乾隆时期，厉行禁教，西方传教士难以进入内地，各色西学东传皆处于基本停滞状态，唯西医在广东影响，一缕尚存。因为，清代封关禁海以后，独留广州一口对外贸易。广州十三行内，设有英属东印度公司。为照顾公司大班、职员与海员，东印度公司特聘洋医常驻广州、澳门两地。这些医生也为华人看病施药，从而将影响扩散到华人当中。1805年，西医为广州儿童种牛痘，一年之中，种痘儿童约有数千。亦有本地人来学种痘之法，传到邻近省份 。1820年，马礼逊等在澳门设一诊所，几个月内，便为300名病人施诊。1827年，马礼逊、郭雷枢等在澳门开设眼科诊所，来诊者每天平均有40人之多。从1827年到1832年10月，5年之中，共治愈四千余人。1828年，郭雷枢在广州开设的另一家诊所也相当成功，治愈了大量患者：
一大早，人们就可以看到在诊所的四周挤满了前来看病的人，有病的、瞎的、跛的，各种年龄，无分男女。经常可以看到乳姆抱着无助的孩子来看病，更常见的，根据中国人的习惯，是背来的。一些年老的盲人，拄着拐棍，由他们的孙子或其他人牵着来到医院，条件好些的则可坐轿子前来。
西医之文化穿透力，自美国传教医师伯驾来华以后 ，出现一新的局面。伯驾1835年在广州开设眼科医局。他是第一个来华的传教医生，全副精力用于医局，来诊人员初尚观望，后来日见踊跃。第一季度，便诊治病人1195人。医局开张一年，已诊治2152人。到第三年，求诊者更甚于前，平均每日赴诊者二三百人，有时多达六百人。
生存欲望、健康欲望，这些人类最根本的需要，驱使病人不顾世俗对西人、西医的成见，不顾国家对西人的禁令，自愿接受西医治疗。这给西医提供了一个进入中国、与中医进行竞争、显示自身价值的机会。世人从一次次成功的事例中，认识了西医的价值。时人记载民众对西医的反应：
我看到其中有些人提着灯，在清晨二三点钟就从家里出来，以便及时到达。如果当天收住病人的数目有限，他们将在前一天晚上到来，整夜等候，以便在次日能得到一张挂号票。
病人不远千里而来，得医矣。传说此事者，亲眼看医院之士民云集挤拥，老幼男女如蚁来。莫说广东各府厅州县之人，就是福建、浙江、江西、江苏、安徽、山西各省居民求医矣。儒农官员，各品人等，病来痊去矣。
1840年，传教士描述广东人还在厌恶西人、却已接受西医的情况：“中国之人民，平常尽皆恨恶我等，不欲与我等往来，况又有官府之严禁。致我等虽用尽法子欲解除中国人恨恶我等之心，惟总不能得之。在我等各样事业之中，只有医学乃系中国之人颇肯信之”。有由各省到来就医之人，莫不欢喜感谢，中国官府虽已知之，亦不禁止。
《南京条约》签订以后，香港割让，五口通商，基督教传教士的医学活动北移到这些口岸城市，厦门（1843）、宁波（1843）、上海（1844）、福州（1848）陆续有西医诊所开设。1860年以后，随着《天津条约》、《北京条约》的签订，传教士与外国人活动扩大到沿海、沿江开放城市，并弥散到广大内地，西医影响也随之扩散到这些地方，受到广大民众的热诚欢迎与高度评价。传教士在宁波所办诊所在1848年，就接受病人4617人次。 传教士在上海所办仁济医院开张以后，“每日都有大批人群向医院涌来，人们喧闹着，急切地要求就诊，求诊的病人中不仅有上海人，还有许多来自苏州、松江及附近其他地方，甚至远至崇明岛。” 1844年至1856年间，仁济医院医治病人总数为十五万人次。1860年有16113个病患人次，1861年有38069个病患人次，1870年为42695人次， 1875年为56624人次。
西医的不凡表现，特别是其在外科、眼科、西药方面的卓越疗效，让难计其数的病人转危为安，让许多濒危病人起死回生。上海某君于1873年9月，忽患虚寒症，上吐下泻，汗出如雨，片刻之间，衫裤已如水浸。请来中医，谓为寒痧，实九死一生之症，束手无策。病家请来一位精通西医的黄医生，“取西国药水，方服二匙，而喉间觉如开锁者，寒痧咯出”，又用了一些药，竟彻底痊愈。 此类经西医救治而得以活命的人对西医怎么不感激涕零、彻底信服呢！到了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在中国通商口岸，西医已普遍被接受。时人记载：
自中国通商以后，西医之至中国者，各口岸皆有之，非徒来医西人，而且欲医华人。但华人不识西国药性，不敢延请西医，故初时华人均不肯信西国医药。于是西医邀请中西商富，先集巨资，创立医馆；次集岁费，备办药材，以为送医之举。初则贫贱患病、无力医药者就之，常常有效；继则富贵患病、华医束手者就之，往往奏功；今则无论富贵贫贱，皆有喜西药之简便与西药之奇异，而就医馆医治者，日多一日，日盛一日也。
中外通商之始，华人不知西医之能，每轻忽视之。逮后，西人各处设立医院，舍药施医，著有功效，而后华人乃渐信之，延其证治施疗。或有疑难之症，华医所不能治者，往往与之酌商，投以药石，辄有奇验。甚至王公大臣，纡尊降贵，争相延。
在清末任何一所西医院的门口，都可见到摩肩接踵、户限为穿的拥挤状况：
看一看在医院大门外，排在大街上的候诊的队伍，看一看每天清晨从四面八方拥来的车马轿子，看一看那些官员、侍从、马夫、轿汉，是如何把整条街挤得水泄不通的。人们把小孩举过头顶，否则小孩就会窒息、挤伤。
据统计，仅上海的仁济、体仁、同仁三所教会医院，在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每年诊治病人，已多至十万人次。嘉约翰在广州博济医局，一人在四十多年中，施诊病人达74万人次，为近五万人施行外科手术。
（二）西医影响官心
官绅也会生病，也会病不择医。西医的有效性，也会影响他们对西医、西教、西人与西方文化的看法。兹举几例：
其一，《望厦条约》中关于“礼拜堂”内容的加入。
1842年签订的《南京条约》，对传教事宜只字未提。1844年7月3日签订的《中美望厦条约》，写进了与传教有关的内容。其中写道：“合众国民人在五港口贸易，或久居，或暂住，均准其租赁民房，或租地自行建楼，并设立医馆、礼拜堂及殡葬之处”。“礼拜堂”三字，意味着美国传教士获得了在通商口岸进行宗教活动的自由。这是近代中外条约中第一次出现与传教有关的条款。对于这一内容的加入，参加条约谈判的美国传教士伯驾，事后在耶鲁大学神学院一次讲演中，透露了其中的细节。伯驾说，中美代表在望厦村谈判时，讨论到条约第17款，涉及通商口岸的商务和住宅、墓地及医院的租地问题，参加谈判的中方随员潘仕成建议加进“礼拜堂”这一补充性条款。 这在伯驾看来是最为重要的条款。
潘仕成(1804-1873)，祖籍福建，世居广州。先祖以盐商起家，他继承家业，继续经营盐务，扩展到洋务，成为广州十三行巨商。他与美国商人颇多熟悉，了解外情，因而被两广总督耆英调至衙署专理洋务。潘仕成父母曾是伯驾的病人，对伯驾有感激之情。潘仕成认为中国人不可能以自己的礼俗习惯来改变西方人的传统，因此提议加进了这一内容。
潘仕成的提议能够为中方代表耆英所接受，原因在于，耆英也是伯驾的病人。据记载，耆英因患皮肤病，曾通过马儒翰请伯驾帮助医疗，后又派随从向伯驾讲述病情。伯驾精心为他配好药方，使他病情明显好转。 耆英多次在公众场合赞美医药传教，并手书条幅“妙手回春”、“寿世济人”赠给伯驾。
其二，林则徐请伯驾看病。
鸦片战争期间，请伯驾看病的中国官员，不只耆英，两广总督、广东巡抚衙门的大小官员，直接请伯驾治病的人为数不少。清政府官员请传教医师看病，在当时不过是一个公开的秘密。钦差大臣林则徐就曾请伯驾看病。当时，林则徐托人与伯驾联系两件事，一是讨教西国有无戒鸦片的特效药，二是问伯驾如何治疗疝气病。前者为公，后者为私。伯驾回答，治鸦片瘾无特效药，治疝气病有办法，但要病人亲自来。林没有去，但他派了个替身，取回了几只疝气袋，用了以后，病情明显好转。于是，林则徐成了伯驾医务档案中的第6565号病人。事后，林派人给伯驾送去水果以示谢意。1850年，林则徐再度受命为钦差大臣，驰赴广西督理军务，镇压“拜上帝会”，但在途中病死。清人笔记称其死前大呼“星斗南”三字而卒。有学者认为，“星斗南”三字正是闽语“新豆栏”，是伯驾在广州的医局所在地。 由此可见，西医的震撼，已经留在林则徐心灵深处。
其三，德贞为荣禄切除肿瘤。1877年，工部侍郎、兼总管内务府大臣荣禄腰部生瘤，先后请了数十名中医诊治，未见好转，反而日见沉重，患处腐溃方圆七八寸，洞出三十余孔，痛苦不堪。万般无奈，他最后找了时在北京的传教医师德贞医治。德贞为他作了两次外科麻醉割除手术，患处日见起色，两个月便平复痊愈。荣禄大为叹服，称赞德贞医术“精妙绝伦”，并为德贞编的医书《全体通考》作序。义和团运动期间，慈禧太后让荣禄率兵围攻外国使馆，荣禄并不实心围攻，在事实上让军队对空放炮，暗施保护。其时，荣禄心里到底怎么想的？他人不得而知。但是，可以推测，他的眼前，很可能晃动过救命恩人的身影。这是思想的另一种呈现。
其四，李鸿章请马根济为妻子治病。1879年，北洋大臣、直隶总督李鸿章妻子病危，中医束手无策，不得已请当时在天津的英国伦敦会传教医师马根济(Maekenzie，John Kenneth，?-1888)与津海关医官埃尔文（J.O'malley Irwin)治疗。经过几次医治，李妻病情好转。随后，马根济商情美国女传教士郝维德（Miss Howard M. D.)进驻李府，贴身照料。一个月后，李夫人完全康复。李鸿章大为感激。
马根济等人为了加深李鸿章及其他官员对西医的印象，扫除人们对西医的不信任，向李鸿章请求进行一次公开的外科手术演示。马根济共进行三例手术，一例是切除病患颈部肿瘤，据说肿瘤像小孩的头一样大；一例是兔唇修复手术，另一例是恶性肿瘤切除手术。三例手术都非常成功。参加这次观摩的除了李鸿章之外， 还有天津的各级文武官员以及驻津外国使馆人员。
妻病的痊愈，手术演示的成功，让李鸿章大为感激、赞叹。从此，马根济成为李府的家庭医生，也成为许多达官贵人的医疗顾问。天津官绅纷纷请李鸿章介绍马根济治病，普通民众中请求马根济治病者更是门庭如市，跛者、盲者、聋者应有尽有。为了适应更大的医疗需求，李资助马在天津开了一所小型施医院。医院大厅悬挂着李手书的楹联，其中一句是“有治人，有治法，不妨中外一家”。1880年，李资助马根济开了一家更大的医院，地址在天津紫竹林，医院的英文名称为天津总督医院(Tien-tsin Viceroy's Hospital)。这是近代中国第一所完全由中土人士捐建的医院。
一年以后，马根济提出利用从美国撤回来的留学生，办一所医校，培养医生，以供清朝海陆军使用。李鸿章徇其请。1881年12月15日，这所英文名称为“总督医院附属医学校”的医学堂正式开学。学校的教习由马根济和北洋海军中的外科医生担任，临床教学就在医院进行。学校经费由李鸿章从海防军费中开支。
西医的震撼，使得李鸿章成为晚清发展军队西医的倡导人。他在奏请创办天津医学堂时说：
西洋各国行军以医官为最要，而救治伤科、直起沈痼，西医尤独擅专长。其学以考求经络，辨别药性为始基，以察脏腑之运行。练临症之理法为进步，其究以洞内科之精微，平诸家之同异为极功，非专门名家历经考试，该国家未能给凭诊治。
从此，李鸿章成为清朝高官中笃信西医的人。他自己生病，主要请西医诊治。1887年，他舌头红肿，系西医治愈；1888年至1889年，他久咳多痰，兼患目疾、面部麻痹，均由西医治愈。他的亲属生病，他也常常推荐他们去看西医。李鸿章幕府中除了马根济之外，至少聘请了12名外国医师，包括阿布德、埃尔文等。他们来自英国、法国与美国，或担任家庭医师，或担任海军医官，或担任医学教习，或负责医疗行政。
到十九世纪八九十年代，尽管在内地某些地方，西医仍然受到抵制，但从总体上说，西医已经在中国确立了稳固的地位。一些开明的知识分子纷纷赞扬西医。
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称 “西国医理、医法虽与中国不同，得失亦或互见。然实事求是，推念病源，慎重人命之心，胜于中国之漫无稽考。”他认为，中医有五个方面不及西医：一是医生从业要求严格。西方各国医学皆设专科，皆由名师教诲，各尽其长。迨至学成，官为考验，必须确有心得，才给予文凭，方能以医师自命。西国医生，皆由医学堂出身，非医学极优考取一等不准给予文凭。即使药院中制造膏、丹、丸、散及药水者，亦须由医学堂出身方准，不然该院药水无人买也！其难其贵如中国之科第然，故学问阅历精益求精。二是探明人之生理结构。西医论人身脏腑、筋络、骨节腠理，一一通过解剖，予以考实，明暸脏腑、血脉之奥。中国数世老医，亦不知脏腑何形。遇奇险不治之症，终亦不明病源何在。
三是对人体功能解释。西医谓人之思虑、智慧、知觉、运动皆脑为之主，而脑有气筋无数，散布于五官百骸。何处脑气筋坏，即何处有病，而心之为用，专司乎血。中医以切脉为治病之要。 西医则谓人之一身皆有脉络，血犹如水，脉络犹如百川。西医事事征实，日日讲求，又有显微镜能测目力难见之物，故能察隐洞微。中医多模糊影响之谈，贵空言而罕实效。此不若西医者三也。四是治病之法与用药之法。治病之法，中医则曰五行相生相克，西医则何处之病即用何处之药，而尤以保脑筋、养肠胃为主。用药之法，中国多用草木，性有变迁。西国多用金石，质有一定。且无论汤、丸、膏、散皆属医生自配，较之买自药铺，品味掺杂，炮制不精，自行煎熬，不谙火候者，功用固殊矣！五是论略病证讲究功用。 西医认为人有体质之病，有功用之病，有体质功用相兼之病。必先细心体认，方能施治。其外科手术非心灵手敏而器具又极精良者不能尝试。其器具皆精巧利用，于外症尤著奇功。其内症更持机口于腕中，以辨声音之虚实；置寒暑表于口内，以察脏腑之寒温。一切药性病源无不本化学研究而出，故考求有素，识见自真。郑观应归纳说：
窃谓中西医学各有短长：中医失于虚，西医泥于实；中医程其效，西医贵其功。其外治诸方，俨扁鹊、华陀之遗意，有中国失传而逸于西域者，有日久考验弥近弥精者。要其制药精良，用器灵妙，事有考核，医无妄人，实暗合中国古意，而远胜于时医，亦不必曲为讳饰矣。
出使英法意比四国大臣薛福成，在其出使日记中，也比较了中西医学之短长，认为 “中西医理不同，大抵互有得失。西医所长在实事求是。凡人之脏腑筋络骨节，皆考验极微，互相授受。又有显微镜以窥人所难见之物。或竟饮人以闷药，用刀剜人之腹，视其脏腑之秽浊，为之洗刷，然后依旧安置，再用线缝其腹，敷以药水，弥月即平复如常。”若两眼有疾，则以筒取出眼珠，洗去其翳，但勿损其牵连之丝，徐徐装入，眼疾自愈。此其技通造化，虽古之扁鹊、华佗，无以胜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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