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旦才女严幼韵:国难家仇前的名媛本色

编者按：更多时候，人们是从各类文章中欣赏作为望族名媛、复旦才女的严幼韵，作为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夫人的顾严幼韵。但鲜少有人知道她的第一段婚姻——1929年新婚的严幼韵追随丈夫杨光泩赴欧洲任职，1938年杨光泩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日军占领马尼拉后，杨光泩与七名中国外交官惨遭日军杀害。其后数年，是严幼韵带领其他遇难官员的遗孀和孩子数十人，战胜重重困难，顽强自救直至抗战胜利。关爱他人，始终是顾严幼韵最优秀的品格。她的坚韧，让她值得拥有所有美好与羡慕。

严幼韵

1941年12月8日是个星期一，早晨蕾孟因为一个宗教节日而放假从学校回到家中，我正在卧室梳头发，这时光泩冲进来宣布：“日本人轰炸了珍珠港！这意味着向美国宣战了！”从那一刻起，我们的生活彻底改变了。

第二天日军就开始轰炸马尼拉，有时甚至一天空袭两三次。幸运的是没有炸弹落在我们附近，大部分轰炸都是针对马尼拉市中心因特拉穆罗斯（Intramuros）的商业区。

1942年1月，日军占领之前的马尼拉。

面对危机，光泩一如既往地展现出活力与远见。他在后院挖了一个覆盖泥土的防空洞，还买了一些沙包堆在房子外面。孩子们的床也搬到了一楼的图书室，光泩还在图书室的玻璃上贴上了胶带，防止在发生爆炸时伤人。我去市中心清空了银行账户，买了许多罐头食物和药品。整个城市都处于近乎恐慌的紧急状态，到处都是拉着警笛飞驰的政府车辆和美国士兵。出城的道路异常拥堵，很多人急着逃向自以为安全些的地方。

中国领事莫介恩和家人搬到了布里克斯顿山路15号，这栋房子自我们搬出来之后一直空着。他原来的房子面向马尼拉海湾，后来被美国军方征用了。光泩召集领事馆官员继续工作。他销毁了重要文件，包括向重庆国民政府捐助1200万比索（600万美元）支援抗战的海外华人的名单。根据中国政府的指示，他还安排销毁了一船在美国印刷、由于战争滞留在马尼拉的中国法币。

12月24日，马尼拉这座经常被称为“东方明珠”的美丽城市宣布为“开放城市”。通过保证不抵抗即将到来的日军，马尼拉希望能够避免更大的破坏。但是日军的轰炸并没有停止。

麦克阿瑟将军准备撤离马尼拉，邀请光泩和家人一起离开。光泩婉言谢绝了这一邀请，他表示留下来保护华侨社区是他的职责。12月底，美国高级专员弗朗西斯·赛尔建议外交人员迁往可能比较安全的马尼拉宾馆。当时和我们在一起的还有雅斋（Bessie Sun）以及她十一岁的儿子孙崇毅（Cedric），整个战争时期我们一直相伴左右。他们母子两个本来乘坐哈里森总统号（President Harrison）前往美国与雅斋的丈夫孙广禹（Arthur Sun）会合，但是该船为了回上海接撤离的美国公民而让所有的乘客都在马尼拉下了船。结果回上海的船并没能如期返回，而是在途中被日本人炸沉了。

1942年1月2日，日军进入马尼拉，那天简直就是一场噩梦。为了防止落入敌军之手，美军在撤退前炸掉了大片汽油库，浓烟遮天蔽日。第二天日本国旗就飘扬在了高级专员官邸、美军司令部和总统府马拉坎南宫。不久，日本军队就逮捕了美国和英国平民，把他们拘禁在圣托马斯大学（University of Santo Tomas）。在这七千多平民中就包括多萝西，几个月前她刚刚离开我们嫁给美国人杰克·蒂贝茨（Jack Tibbets）。所有美国人的房子都被日军接管，他们的汽车也被没收。

1月4日，日军到马尼拉宾馆逮捕了光泩和其他七位领事官员。一开始他们被监禁在市中心的菲律宾总医院，后来被转到了69公里之外的度假地洛思巴菲奥斯（LosBafios），接着又被送到了马尼拉的爱特诺学院（AteneoCollege）。在这三处我和孩子们都能够去探望光泩，给他带点干净衣物和食物，但是之后他们突然都消失了。直到抗战胜利之前我一直在尽力打听光泩的下落。有一次我去找了一个日本高级将领——应该是本间将军。我是带着三个孩子去的，因为据说日本人喜欢孩子，我希望藉此软化他。本间将军很礼貌，但是没有告诉我什么有价值的消息，离开的时候我的情绪很低落。整个战争时期都不断有传闻说有人在这个或者那个地方见过他们，但事实上他们已经牺牲了。直到抗战胜利我才知道这个噩耗。

多年之后我收到了一份光泩被捕后情况的详细描述。他被带到瑞士领事馆，日驻菲副领事木原次太郎（KiharaJitaro）在那里等着他。日本人告诉光泩，中国领事官员无法享有《日内瓦公约》所规定的外交豁免权，因为日本政府不承认国民党政权。他们已经在南京成立了以汪精卫为首的傀儡政府。

最初日军打算拘禁全部十万多菲律宾华侨，但是由于拘禁如此大规模的人可能带来的经费和后勤问题而放弃。他们最终决定拿华人领袖开刀。1月7日，日军命令光泩早年组织成立的菲律宾华侨援助抗敌会的主席杨启泰交出自己的成员。为了保护华人社区，避免造成更大伤亡，四十二名华侨领袖主动挺身而出。1月8日，他们在市中心的基督教青年会见到了一名日本军官。他吹嘘说，自己可以“在一分钟之内”让两千名日本士兵用机关枪射杀全部十万华侨，而且作为敌对方，华侨的房屋、工厂、商店、学校、仓库等都可以被没收。这些人被监禁在菲律宾大学，他们在那里曾经偶遇正在发烧、牙疼的光泩。

最初，这四十二人以及光泩和其他领事官员都得到了人道待遇，主要是因为日本人想知道捐款的下落。3月中旬，日本宪兵司令太田得知捐款已经汇往中国，而且获悉载有中国法币的船已经被烧毁。恼羞成怒的太田威胁光泩，要求在三个月内为占领当局募集相当于华侨1937至1941年给重庆国民政府捐款1200万比索的双倍款项，否则冻结、没收所有华侨财产。他给光泩两天时间制订一个计划。光泩拒绝合作。3月18日，光泩和其他领事官员被押送到位于古代王城的圣地亚哥城堡（Fort Santiago）的地牢里。4月17日，八人被押往中国义地秘密枪决，并且就地掩埋。

日本人知道自己的野蛮行径违反了国际公法，于是一直秘而不宣。宪兵司令部宣称光泩和其他领事依旧在世，只是被转移到了其他地方。

四十二名华侨领袖被押往马尼拉监狱，受到了拷打、凌辱。后来他们被送上了日本军事法庭，罪名是为战争捐款，罪同前线士兵。其中九人，包括一名校长和一位记者，在4月15日，也就是早于光泩两日被处决。另外二十八人被判处二十年监禁，还有五人因被判未曾为抗日运动出过力而获释放。

5月24日，日本占领军总司令通告了对于九人的处决，但从未提到过杀害领事官员。

华侨的财产没有被没收。在菲日本人（当然不是出于对华侨的关爱）告诉军方，这样做会摧毁菲律宾经济，使得占领当局面临更困难的局面。

战后，太田和本间将军被送上审判席，并因为他们的罪行被处决。

回到战争初期：我带着三个女儿和孙氏母子从马尼拉宾馆回家后发现我们的房子被日军作为敌方财产没收，附近的美国居民也遭遇同样梦魇。前门被贴上封条，严禁进入，否则将被处决。仆人们搬到了马路对面我们的老房子布里克斯顿山路15号，莫太太和她的两个儿子住在那里。美国房东不知所踪，很可能被关进了圣托马斯大学拘留营。接下来的几个星期里，我那些富有同情心和责任感的仆人们，陆续从被查封的房子的后门偷偷拿出了我们所需要的一切东西，包括我储备的食物、药品和许多家具。最终，我们的几张床、一套餐桌椅，甚至图书室的钢琴都搬了过来。

严幼韵与三个女儿

一天，两位领事的太太和孩子毫无征兆地出现在了布里克斯顿山路15号。他们的房子也被没收了，年轻的太太们无处可去。我还没有从人口突然增加的震惊中恢复过来的时候，邵秀兰也来了。这个二十岁的漂亮姑娘在战争爆发前几天刚刚从上海来到马尼拉完婚，新郎是年轻的领事馆实习生王恭玮，我们的主婚人、外交部长王正廷之子。他们的婚礼是光泩主持的，我当然也得收留她。

我把别墅的三间卧室分配如下：

我的小卧室带有独立的卫生间，现在住着我、蕾孟、雪兰、茜恩、孙太太和孙崇毅。孙太太睡在一张折叠行军床上，孙崇毅睡在她旁边的地板上。我和茜恩睡双人床，旁边是蕾孟和雪兰的粉红四柱床。

萧太太王若壁和八岁的女儿芦生、尚在襁褓中的儿子尚德以及姚太太杨锡珍和五岁的女儿舜华住在孩子们以前的卧室。

莫太太罗淑华和十二岁的大儿子莫伟雄、八岁的小儿子莫伟俊以及邵秀兰住在光泩以前的卧室。

客厅里住的是张先生和张太太。张先生是位华侨，也在领事馆工作，大概因为职位不高而没有被逮捕。我不记得他们是什么时候来到这里的，但张先生一直与马尼拉的华侨保持联系，他们经常给我们送来大米。我们把大米藏在房顶下的顶棚上。那时大米是配给的，虽然充足但是日军严禁囤积。家中还有莫太太的小叔子六叔，他也住在客厅里。

家中仆人众多：吴妈、陈妈、11月从上海来我们家工作的吴妈的侄女、德平、又聋又哑的洗衣工葆拉和年轻的男仆佩德罗。除此之外还有莫太太的厨师老张、菲佣和菲佣的儿子。莫太太的儿子还养了两条大杂种狗、猫和猴子。所有的仆人都住在花园独立车库后面的几个房间里。

尽管圣梅萨离马尼拉市中心只有五六公里，但是显然军队不会驻扎在这么偏远的地方。几个在军队工作的平民——医生和会计——代替他们住进了我们隔壁原来属于美国人的两栋房子里。和我们的16号一样，这些房子也都被查封，原来的住户被监禁。这些日本平民显然很孤独，来过我们家一两次。但是我们这些大人都退到了房间里，只留下孩子们跟他们说话。有两三次，一辆日本军车驶来，一位穿着长靴、全副武装的军官领着一些士兵耀武扬威地走进来。每当这个时候我的血都要凝固了。不过在阳台上坐了一会儿之后（和平时一样，大人都会退到房间里），这位军官就起身离开了。有一次，一个士兵迷上了莫太太的猴子，把它带走了，真让我们松了一口气。这个小家伙脾气很坏，还喜欢咬人。我不知道日本人来的目的，军官们可能只是来观光的吧。

除此之外我们没受什么打扰，来去自由。我想日本当局大概是觉得一群妇孺没什么威胁。日本领事馆的西本（Nishi）先生显然是被派来检查我们的情况的，每隔几个星期他会来一次。这个年轻人非常有礼貌，似乎试图要照顾我们。

经历了最初几个星期的焦虑和不安之后，日子逐渐平静。我们把前面草坪挖开，种了绿叶空心菜、红薯、蚕豆、白菜和花生。在地下室养了一群鸡，鸡蛋就有了着落，偶尔也杀只鸡来改善伙食。房子旁边的猪圈里还养了一头猪，厨师们在花园里把它宰了，各家都分到了肉。吴妈把她的那一份挂在晾衣绳上想要晒干，结果丢了。她认为是陈妈偷的，于是两人大吵一架。后院马棚里养了一匹马，用来拉我们的六轮马车。汽车在后院的车库里闲置着，汽油都被日本人征用了，根本买不到。

电力是正常供应的，但是没有煤气，因此我们都是在烧煤的大黏土锅里做饭。六叔很安静，但是手很巧。他用黏土锅做肥皂、杧果酱、花生酱，甚至还给它们贴上了打印的标签。他是怎么做的，是从哪里找来的瓶子、纸张和墨，我统统不知道。他把自己做的东西拿到市区卖，我还在当地的杂货铺见过他做的一些果酱。

作为总领事的太太，大家都希望我来主持家中的事务。这不是一份令人愉悦的工作。孙太太经常抱怨。太太们相互拌嘴，仆人们也是如此。两个厨师德平和老张关系一直不好，他们不止一次在后院挥舞着大菜刀打了起来。我竭尽所能充当和平使者，但实在让人心力交瘁。

作为家中的长者（我们都在三十五岁左右），莫太太和我努力表现得镇静。我觉得自己必须这样做，因为家中的其他女人、孩子已经因为生活的巨变而惊恐不安了。但到了晚上我就可以脱去伪装，回归真实的自我了。在临街的卧室里，每当听到汽车慢慢驶过前门我就会紧张，听到士兵的靴子踢在石板路上的声音就会畏缩，尽管事实证明他们根本不是来抓我们的。除了恐惧之外还有担忧，主要是经济方面的。没有一位太太主动提出要分担费用，我也不愿意开口。中国政府提供的薪水很微薄，我也知道她们都没有多少钱。日本人入侵马尼拉之前我把所有的现金都从银行取了出来，偶尔还可以通过远程物物交换从家中拿到一些钱：家人把钱付给国内的某个人，我则可以从菲律宾兑现这些钱。但是这些根本不够，我的积蓄也快山穷水尽了。

日子渐渐趋于平静。邵秀兰、萧太太和她八岁的女儿芦生试着弹钢琴曲《春之絮语》和《少女的祈祷》，这两支华丽的曲子都有很多疾奏的旋律。孙太太和我偶尔在我们房间外面的阳台上和P.Y.何、T.M.陈玩桥牌。这两个单身汉住在隔壁，是中国银行的职员。我还在阳台上用缝纫机做衣服，这是我的仆人从16号拯救出来的另一项财物。我手头总是有很多布料（现在依然如此），用来为正在发育的孩子们做衣服。我还利用阳台上的电炉为家人做点美食：洋葱牛肉（其实是马肉）和用糯米做的花生糖卷。我曾经尝试用当地的水牛奶做奶油，结果失败了。牛奶太稀了，简直是蓝色的。我偶尔会拿出珍珠港事件后储备的食物，比如桃子罐头，款待一下孩子们。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十三岁的蕾孟原本很不喜欢吃饭，这时却突然迅猛成长，开始狼吞虎咽起来。

住在几个街区之外的普拉·卡洛·莱德斯曼（PuraKalaw Ledesma）是菲律宾一位杰出教育家的女儿，她利用家中底层房屋开设了一所小学，雪兰和茜恩都在那里学习。她每周还为蕾孟辅导两次，每次两个小时。张太太则在每天下午教所有孩子学中文。

我们家经常有客人，我想美丽的邵秀兰应该是吸引他们前来的原因之一。薛敏老的儿子埃里克斯经常给我们带来水果和新鲜的蔬菜，薛敏老的侄子弗朗西斯科也常来。他曾把一座老剧院改造成歌剧院，我还记得去那里看过《茶花女》。住在附近的西蒙·翁（Simon Ong）照料我们的马，还驾马车带我们去市区。对我们帮助最大的是战前认识的朋友——年轻的卓牟来（Morley Cho）。这位中国交通银行的代表在战争爆发前不久来到马尼拉，负责设立分行。他会讲马尼拉华侨通用的闽南语，帮助动员当地华侨，使我们能得到他们的帮助。

战争早期我和孩子们曾经去圣托马斯大学看望过多萝西。她和刚刚出生的儿子罗尼（Ronnie）住在校园里一个半是房屋半是帐篷的坡顶屋里。圣托马斯的人太多了，根本不可能全部住在室内。她说日本人不给囚犯提供食物，从那时起我就让德平去给她送食品。很快日本人就把整个营地控制起来，不允许来访者进入。德平不得不在外面排队等待把食物给警卫转交，我真怀疑东西有没有送到多萝西手里。我听说，后来日本人的确给囚犯配给了粮食，主要是生了虫的大米。

只有绝对必要的时候我们才去市区，比如去看病、看牙，或者探望多萝西。我们经常听说日本士兵掌掴平民，这绝对是继承了长官的传统，日本军官经常野蛮掌掴下属，甚至导致他们鼻子出血。牟来住在市中心一个日军指挥部附近，我们听说他因为没有向大门口的警卫好好鞠躬而被射杀。大家可以想象得到，几天之后当我看到他骑着自行车出现时是多么惊讶和高兴！葆拉看到他时发出的嘶哑的喊声至今还萦绕在我耳边。

马尼拉极度炎热、潮湿的天气不利于健康。每一处划伤或者擦伤都会感染，每天我都会在卧室一角开设诊所，总会有两三个孩子等着我用双氧水和红药水给他们处理伤口。

孩子们经历了各种疾病——水痘、疱疹、登革热、耳痛等。我的孩子中几乎总有一个卧床不起。我们非常害怕白喉，经常检查孩子们的喉咙，确认没有出现可怕的白点，这是白喉的症状之一。幸运的是我们只遭遇了一次大病。莫伟雄感染了肺结核，不得不被隔离。我们在他家卧室外面用竹子和棕榈搭了一间额外的小屋，他在里面住了几个月，后来被送入了市区的一家医院。

我似乎屏蔽了关于那个可怕日子的细节回忆。在所有的太太都搬来之后，西本先生送来了我们丈夫的个人物品，并且说他们去了“很远的地方”。我大概拿到了光泩的眼镜、手表和一缕头发。尽管没有人明示，但这一切似乎都表明他们已经离世。整栋房子都是女人抽泣的声音。但我依然抱有一丝希望。我无法想象他们已经遇害，因为他们都是受《日内瓦公约》保护的外交官。这样的想法帮助我平静下来。

战后我了解到，一位在菲律宾的中国特工在光泩他们遇难后不久就把死讯告知了国民政府，重庆方面为他们举行了悼念仪式。

1944年初的一天，不知什么原因，日本人命令我们搬出圣梅萨的别墅，这时卓牟来拯救了我们。交通银行在马尼拉的另外一个郊区圣胡安为员工建了两所房子。战争阻碍了银行原本的扩展计划，所以房子一直空着。他提出我们可以住在那里，并且还找来了卡车和汽油帮我们搬家，在当时这几乎是个奇迹。我和孙太太一家住在一起，其他人住在花园对面的另一所房子里。

自从占领马尼拉之后日军一直封锁消息，因此我们几乎丝毫不知战争的进展。但是，我们还是听到了一些传言（可能是来自于拥有短波收音机的人，如果收音机被发现是要被处以死刑的），说战争已经出现转机，美国人占了上风。

形势开始变得更加糟糕。电力停止供应，晚上我们只能依靠蜡烛。城市供水体系瘫痪，但是我们可以从花园的涌泉井里提水，只不过需要手工把水装在水壶里提上来。

由于各个省都有游击战争，再加上日军没收粮食、牲畜供应军队和日本国内，马尼拉的粮食供应近乎崩溃。近乎饥荒的状态不断蔓延，我们听说城里的人们已经在忍饥挨饿。高居不下的通货膨胀使我们的生活更加拮据。我记得有一次陈妈拿着一大筐比索去买一打黑市鸡蛋。结果她到那里的时候已经涨价了，只得空手而归。多亏华侨不断给我们送来大米和食物，我们的饭菜虽然单调但总算充足，主要有大米、空心菜、田鸡腿、鸡，极少有猪肉。

1944年9月，也就是我们搬到圣胡安的几个月之后，美军开始轰炸马尼拉，拉开了攻打菲律宾的序曲。一个星期警报会响起一两次，我们会听到B-29机群特有的轰鸣声。我们没有防空洞，而且几百米之外还有日军的一个弹药库，因此我很担心。但是这次我们还是很幸运，没有炸弹落在附近。不过我们依然处于危险之中，负责实施灯火管制的日本兵在巡逻中看到灯光便会扫射。

1944年末的一天，一个日本军官前来告知，我们门前的路即将被封锁。他说我们必须要储备好粮食和其他物资，因为我们将不被允许离开。或者我们可以选择立刻搬走。我独自痛苦地纠结了一天，想要决定是去还是留。二十六个人的命运都握在我手里，这是我这辈子做过的最艰难的决定。如果留下会发生什么事？走的话去哪里？天边渐渐变成了紫色，黑暗开始降临，我独自一人站在薄暮中的门廊上，决定必须要搬走。但是怎么走呢？我们一大堆人和笨重的物品怎么才能躲过轰炸和满大街的日本兵而搬走呢？于是我打电话给卓牟来，寻求他的建议和帮助。第二天早晨他打电话来说，在当地华侨的帮助下他找到了两辆卡车和汽油。华侨们很乐意帮忙，因为光泩深受他们的爱戴。牟来还找到了几所撤空的房子暂时安置我们。

事实证明我的决定是正确的，因为后来我得知交通银行的两所房子在战斗中被彻底摧毁了。如果没有牟来的帮助，我们根本没有办法活下来，我一直很感谢他照顾我们。他自己的家庭——年轻的太太周英霞和大女儿以欣——也需要照料，但是当我们需要的时候，他总会对我们这群无助的女人和孩子伸出援手。

我们这些家庭分散到卓牟来找到的空房子里。房子主人回来之后，我不得不带着孩子们、仆人和孙太太一家不停地搬家。最终我把大家安排到莱德斯曼老师在圣梅萨的空房子里。她带着家人回老家去了。

住在莱德斯曼老师家的几个星期里，不断有狙击手的子弹和榴霰弹片飞进房子里。有一次我躺在床上，一些榴霰弹片穿过我上空，击中了我头上方的墙壁。

1945年2月3日，美军进入马尼拉，立即释放了圣托马斯大学的囚犯。一个月之后整个城市才安全了。战斗非常艰苦，美军逐个街区战斗，夺回了马尼拉，期间还有徒手搏斗。据报道说，市中心邮局更是经历了每一个房间的争夺。战斗中没有被摧毁的东西都被日军在撤离时破坏了。他们还在撤退时屠杀了数千名菲律宾人。

圣梅萨也发生了战斗。我们在花园的防空洞里待了一天一夜。疯狂的日本兵四处游荡，射杀任何移动的目标。我们可以听到狙击手的枪声以及火箭筒发射的轰鸣。战斗白热化的时候一个年轻医生出现在防空洞口——肯定是卓牟来派他来的——催促我们跟他上救护车，前往远离战斗的一所医院。我们照办了。我们在医院住了大约一个星期，直到美国人掌控了整个城市之后才搬回莱德斯曼老师家。我记得一天晚上醒来，看到一队日本兵徒步沿着我们家门口的公路悄悄撤离。

感到安全之后，我和孩子立刻去圣托马斯大学看望多萝西，结果被那里的情形惊呆了。日本人报复性地把粗碎谷物和大米的配给标准设定得低于最低的生存水平，并且禁止任何外来食物送入。尤其让我震惊的是多萝西的丈夫杰克·蒂贝茨，这个一米八高的男人体重只剩80磅（约合36.3公斤），在他们得到拯救之前，他的肩膀还被美军的榴霰弹所误伤。多萝西和她的两个儿子（她在监禁过程中还生了一个儿子德克斯特（Dexter））瘦弱，眼睛凹陷，但总算活下来了。

美军占领马尼拉后我发现我瘦了很多。我在恐惧中度过了前三年，每次看到日本兵或者军车经过时心都要提到嗓子眼了。焦虑使我体重降到90磅（约合41公斤），重回少女时代。

回顾那段岁月，我觉得我们非常勇敢。当时我们所有人都比现在我的孙辈还要年轻。尽管丈夫生死未卜、日夜为孩子们忧心且前路茫茫，我们依然勇往直前。我们这群人都奇迹般地挺过了战争，我们都是幸运儿。

（本文摘自《109个春天：顾严幼韵传》（新版），顾严幼韵口述、杨蕾孟编著，新世界出版社2019年1月第一版）

编者按：更多时候，人们是从各类文章中欣赏作为望族名媛、复旦才女的严幼韵，作为著名外交家顾维钧夫人的顾严幼韵。但鲜少有人知道她的第一段婚姻——1929年新婚的严幼韵追随丈夫杨光泩赴欧洲任职，1938年杨光泩出任中国驻菲律宾马尼拉总领事，日军占领马尼拉后，杨光泩与七名中国外交官惨遭日军杀害。其后数年，是严幼韵带领其他遇难官员的遗孀和孩子数十人，战胜重重困难，顽强自救直至抗战胜利。关爱他人，始终是顾严幼韵最优秀的品格。她的坚韧，让她值得拥有所有美好与羡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