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两个世界的战争：2500年来东方与西方的竞逐》，作者：[美]安东尼·帕戈登，译者：苏宇，出版社：民主与建设出版社·后浪出版公司
18世纪后期的欧洲经过了启蒙运动，欣欣向荣，政治环境相对稳定，这些是促使受过教育的希腊人放弃自己麻烦不断、腐朽堕落的奥斯曼统治者的一个诱因。法国大革命则是另外一个。1797年，一个来自色萨利的希腊化了的瓦拉几人、诗人、小册子作者和希腊独立的第一位烈士里加斯·维利斯提里斯（或里加斯·费拉奥斯）号召希腊人效仿法国1793年和1795年宪法，建立一个多元文化的希腊共和国（也同样欢迎热爱自由的土耳其人）。实际上，维利斯提里斯的新希腊将会是一个以共和制取代帝制的拜占庭帝国。
他的这个想法以及其他所有与革命相关的设想，最终都只是流于纸面。1798年，维利斯提里斯起身前往威尼斯，希望能与拿破仑会面，并且承诺后者将会得到一个暗中活动的希腊革命团体的支持，而这个团体可能只存在于维利斯提里斯的想象中。不过在他抵达之前，他就遭到背叛并被交给贝尔格莱德帕夏，后者下令将其吊死并把他的尸体扔进多瑙河。在被处死前，据说他对抓捕自己的人说：“这是勇者的死法。我已经播下种子，终有一天，我的国家会收获果实。”事实证明，他的话如同预言，虽然直到20世纪后期，一个重现了雅典民主光辉和拜占庭伟大文明的希腊共和国才最终成立，但是他舍生取义的行为大大激励了大约在20年后开始的希腊革命的领导者们（作为纪念，现在希腊10欧分硬币上有他的头像）。
1814年9月，为了将新波斯人从自己的土地上赶走，希腊人迈出了重要的第一步。三个流亡海外的希腊人，共济会成员伊曼纽尔·桑瑟斯、尼古拉斯·斯科法斯和阿桑纳西奥斯·扎卡洛夫在俄国的敖德萨港创立了“友谊社（Philiki Etairia）”。
在此之前，也有人创建过以实现希腊人的目标为目的的团体。1807年，“希腊旅社（Ellinoglosson Xenodocheion）”在巴黎成立；1814年，“缪斯之友社（Philomousos Etairia）”在雅典和维也纳成立。不过，它们只是想通过教育、考古学和语文学让希腊人记住自己独一无二的文化遗产，并没有公开的政治目的。
和它们不同，友谊社致力于以暴力手段完成民族自主和“祖国”解放大业。不久之后，在1821年举行的正教神圣宗教会议上，这种做法受到强烈谴责，被视为对“我们共同的、慷慨的、关怀备至的、强大的和所向披靡的帝国”的毫无必要、“邪恶和肆意的”攻击。尽管受到教会的非难，或者说正是因为教会的攻击，在随后几年里，友谊社的成员数量大幅增加。由于该团体的目标只是推翻奥斯曼的统治，而不涉及任何意识形态，也没有对取代帝国的希腊社会形态提出任何愿景，因此它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支持，甚至包括一些地位较低的教士，不过早期成员中超过半数都是各行各业的商人，绝大多数穷困潦倒、地位低下。尽管友谊社和大多数秘密会社一样，以言论、仪式和鲁莽的计划为主，缺乏策略和目标，而且取得的成果寥寥无几，不过它确实成功地帮助勇于献身的爱国者们建立起联系，为即将到来的起义提供了大部分组织基础。
燎原的大火始于1821年3月25日的火星。老帕特雷主教杰尔马努斯不顾穆斯林关于“顺民”不得展示任何宗教象征的禁令，在伯罗奔尼撒平原北部的卡拉夫里塔悬挂起十字架。这就是希腊独立战争的起源（或者传说如此）。一个月后，在复活节前一天4月22日，正教牧首格里高利五世和他的两个牧师被当众吊死在伊斯坦布尔牧首宅邸的门梁上。他是希腊人米利特的首领，因此必须要为治下所有希腊基督徒的行为负责。一名英国目击者回忆道，他的尸体“被一直挂在门口，每个人进出时，都不得不将其推到一边”。
三天后，尸体被取下，扔给一个由奥斯曼官方选定的犹太平民处理，他拽着尸体的脖子穿过大街，“各种脏器流得遍地都是”，然后把尸体抛进港口，“那里的水将其淹没”。格里高利死后，牧首官邸的大门被关闭，直到今天仍然没有打开。可以追溯至征服者穆罕默德时代的一项协定就这样被打破了。
在西方人看来，在奥斯曼帝国漫长的历史上，在从博斯普鲁斯海峡到里海岸边的各个不同民族为了独立而进行的所有战争中，这是最激动人心的一次。不过，3月21日的叛乱并不是以古希腊之名，而是以希腊正教会的名义发起的，因此它并没有立即获得西方的同情。姑且不论正教高层的那些即使在很多希腊人看来也算是恭顺、谄媚的行为，绝大多数欧洲人对希腊教会的看法和15世纪时几乎没什么不同。一个英国旅人在起义前夕写道，没有什么东西比希腊基督徒那“愚蠢空洞的仪式和令人作呕的迷信行为”更加令他厌恶。
而希腊人本身也不是一个令人激动的民族，他们无知、爱争吵、举止粗鲁，似乎为伏尔泰的一个观点提供了鲜活的例证：专制主义能将一个热爱自由的民族变成区区奴隶。1820年，俄罗斯诗人亚历山大·普希金写下了为希腊起义辩护的《自由颂》（他为此受到了不那么热爱自由的沙皇的奖赏，被关进比萨拉比亚监狱），呼吁土耳其人退出希腊，把它留给“荷马和地米斯托克利的合法继承人”。不过后来他在敖德萨和基什尼奥夫偶然遇到了几个希腊商人，大受震惊。他厌恶地写道，这些“新列奥尼达斯”不是自己曾寄予厚望的英雄，而是一个“由土匪和小店主组成的下流民族”。
尽管现代希腊人有着毫无前途的秉性，不过将争取现代希腊独立的斗争转化为解放古代世界的全部遗产的斗争并不困难。这里是“西方文明的摇篮”，对抗的是东方最专制、最残暴的君主国。1821年2月，在杰尔马努斯于伯罗奔尼撒挂起十字架前的一个月，早已加入俄国军队并担任沙皇侍从武官的法纳尔贵族亚历山德拉斯·伊普西朗蒂斯已经率领一支几乎完全是在俄国人的资助下建立起来的军队渡过普鲁特河。24日，他在摩尔达维亚首都雅西发布公告，号召自己的希腊同胞“邀请自由回到希腊故土”。他继续说道，让我们“在马拉松和温泉关之间战斗。让我们在父辈的坟墓之上战斗，为了将自由留给我们，他们在这里厮杀、殒殁”。他回忆起所有为自由献身的希腊人，然后以“列奥尼达斯和三百勇士，斩杀无数波斯蛮族；如今，我们将不费吹灰之力尽灭波斯人最野蛮、最残忍的后裔”结尾。
不过，事实证明斩杀土耳其人的任务远没有他预想的那么轻松。经过几次无关紧要的小冲突后，伊普西朗蒂斯的军队和由希腊学生组成的“圣军”在7月发生的德拉伽萨尼之战中被消灭。不过伊普西朗蒂斯至少在其他西方欧洲人关心的地方清楚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争夺希腊的战争将会是一场捍卫整个西方世界的美德的战争，而西方世界诞生于希腊，“欧洲开明的诸民族”应该对此“感激不尽”，或者说至少伊普西朗蒂斯是这样认为的。
1821年4月9日，格里高利五世被杀前不久，革命领袖、伯罗奔尼撒南部美塞尼亚议会首领和“斯巴达军队总司令”马夫罗米查利斯·佩特罗贝向欧洲各国统治者致信，他告诉他们：“希腊，我们的母亲，是照亮你们的明灯。因此，她寄望于诸位积极的资助。她希望能得到你们的武器、金钱和建议。”不过他得到的回馈并不多。在听到支持希腊独立的呼吁时，绝大多数的西方统治者都疑心重重，小心翼翼地盘算着奥斯曼帝国的崩溃可能会给后拿破仑时代欧洲的力量对比带来怎样的影响。奥地利首相梅特涅认为，希腊只是地理概念，而非民族身份，后来他也以同样的理由驳回了意大利的请求。希腊牧首被处死以后，沙皇亚历山大一世召回了驻伊斯坦布尔大使。但是和今天绝大多数这样的举动一样，它并没有产生什么实际影响。
不过，欧洲和美国受过教育的自由主义者——绝大多数是中产阶级精英——很快对希腊革命做出回应。“我们都是希腊人。”1821年秋，听到最初的消息后，热情洋溢的雪莱如此写道：
文明世界的统治者们，对缔造了他们的文明的那个民族的后裔所处的令人震惊的环境的冷漠……使那些仅仅作为这一致命场景的旁观者的人们感到难以理解……我们的法律、文学、宗教和艺术源自希腊。要不是希腊……我们可能仍然是野蛮的和盲目崇拜的；或者更糟，可能已经达到了与中国和日本一样的静止和可悲的状态。
又一个雅典即将崛起，把遥远的年代留给后裔，恰似日落之于天际，光辉灿烂的晨曦；走吧，倘若生活毫无乐趣，大地能索取或上帝会赐予。
几个月后，革命最早的倡导者之一、流亡巴黎的古典学者阿扎曼蒂奥斯·科拉伊斯对古希腊人的新继承者“美国公民”发表了一封公开信。“自由在你们的土地上扎下了根，”他对他们说，“你们已经享受了自由和繁荣，渴望所有人受到同样的祝福；所有人都应该平等地享有与生俱来的权利。”现在，希腊能否恢复它在世界上赢得的地位，将由美国人决定。
尽管美国人可能因为科拉伊斯相信新的自由之地同样有责任废除奴隶制而感到尴尬，不过他很快得到回应。1821年7月，一些美国人在巴黎举行了一场宴会，出席人员包括华盛顿·欧文和拉法叶，有一份祝酒词如下：“敬密涅瓦[罗马的智慧女神、战神、艺术家和手工艺人的保护神，与希腊神话中的雅典娜对应]之地，艺术、诗歌和自由的诞生地。在其衰落之时，她教化了自己的征服者；在其沦陷之际，欧洲获得了新生。愿她的子嗣重建自由的故土。”爱德华·埃弗雷特（他是第一次葛底斯堡演说辞的作者，1815年21岁时成为哈佛大学希腊语教授，担任发行量很大的《北美评论》的编辑）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将科拉伊斯的信印在报纸上，传遍了整个国家。人们纷纷捐款。从1821年冬到1822年，单是来自南卡罗来纳州查理斯顿的私人捐助者，就给叛乱者送去了50桶肉干。
在1821年的最后几天，国民大会在埃皮达鲁斯附近召开，宣布希腊是一个独立的共和国，以法国1799年宪法为基础，制定了自己的宪法，选举贵族亚历山德罗斯·马夫罗科扎托斯为总理，宣称：“天地明鉴，希腊民族虽然受到奥斯曼人野蛮的奴役，受到死亡的威胁，但是它仍然屹立不倒。”
现在，希腊人开始屠戮土耳其人，土耳其人则以同样的方式报复希腊人。最后，显然是希腊人占了上风。超过2.5万名土耳其人，包括女人和孩子，其中一些世代居于希腊，被手持棍棒和镰刀的人群追逐，带领后者的经常是仅仅在数月之前还发誓坚决效忠“受祝福的苏丹”的同一批教士。革命爆发后几个星期之内，伯罗奔尼撒的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穆斯林社区就不复存在。幸存者涌入土耳其在海岸仅存的领地寻求保护，但是它们同样处于包围之中。按照希腊人的说法，月亮已经将他们全部吞噬。当希腊和欧洲谈到古老自由的英勇解放者时，他们选择忘掉这次屠杀。
尽管发生了这些事情，各国民众也在大声疾呼，欧洲各国政府仍然无动于衷。不过在1822年4月，一支土耳其远征军攻陷了希俄斯岛，在当地展开大屠杀，幸存者沦为奴隶。整个欧洲大陆对此感到恐惧和厌恶。1823年3月，伦敦希腊委员会正式成立，它开始为希腊独立事业筹措资金。同一个月，外交大臣乔治·坎宁正式承认希腊人是交战方，给予他们利用中立船只运输武器的权利。
欧洲各国政府逐渐开始倾向于承认希腊独立，即使它们并没有提供实际帮助。不过官方的迟疑不决被个人的热情抵消。来自西方世界的志愿者纷纷投入到从“可怕的奥斯曼王朝”手里夺回孕育文明的摇篮的事业中。
他们称自己为“希腊之友（Philhellenes）”；他们来自英国、法国、意大利、德意志邦国、西班牙、葡萄牙、匈牙利、波兰、瑞士、瑞典、丹麦、美国，甚至有一个人来自古巴。他们绝大多数都是理想主义者。其中一些人是寻找工作的退伍军人，一些人是投机者和间谍，还有一些纯粹是机会主义者。甚至连英国和美国的传教士都来到这里，试图使希腊正教徒皈依清教诸多教派中的一种，不过他们显然失败了。在所有与此类似的不同寻常的冲突中，都会见到少数怪人：一个希望在希腊建厂的巴伐利亚陶瓷工匠、一个失业的法国演员、一个背着石版印刷机旅行的冒牌丹麦伯爵、一个来自罗斯托克的舞蹈老师、一个女扮男装的西班牙女孩。此外还有爱伦·坡，他称自己动身时“身无分文，长途跋涉加入希腊人的队伍，为自由而战”。但事实上，他最远只到了波士顿。
这些人中最有名的要数乔治·戈登·拜伦勋爵，不过他从来没有得到拔枪怒射的机会。
1823年4月7日，前爱尔兰船长、伦敦希腊委员会成员爱德华·布拉基埃和负责筹措战争资金的希腊人安德烈亚斯·卢尔蒂拜访了当时住在热那亚郊外的阿尔瓦罗的拜伦。不久前，拜伦和主张意大利要从奥地利统治下独立的烧炭党人有过一次不太令人满意的短暂接触，和特蕾莎·古琪奥丽伯爵夫人有过时间稍长、令他满意得多的联系；他躁动不安，用他的话说，无法决定是要去南美度过自己“简单而有用的一生”，还是前往希腊。布拉基埃和卢尔蒂帮助他下定了决心。“我已经决定要去希腊，”两个月后他写道，“这是唯一一个能让我满意的地方。”他筹到了9000英镑，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金钱是战争的关键，”拜伦曾经这样写道，“实际上是最重要的——除了爱之外，有时候甚至比爱更重要。”他卖掉了自己的“玻利瓦尔”号大帆船（船名是为了表达自己对南美的抱负而取的），租了一艘排水量120吨的圆底肥首三桅帆船，船的名字是“赫拉克勒斯”号，恰好与他新生的对希腊的雄心形成呼应。7月16日，它载着拜伦、布拉基埃、卢尔蒂以及他们的朋友和侍从，向南驶向利沃诺，然后抵达凯法利尼亚岛。拜伦在这里上岸，住在位于阿戈斯托利以南的海岸城市米达萨达，思考着下一步的计划。在四个月间，他回避了现在为控制希腊而战的各个派系无穷无尽的要求，然后决定动身前往迈索隆吉翁，虽然那里位于一个蚊虫滋生的巨大潟湖边，不过它在当时是希腊西部最繁荣的城市。1821年，当地的土耳其人或被杀死，或被驱逐，它很快成了叛乱的中心。
这将被证明是一个致命的错误。拜伦富裕、有名、地位显赫。他接受了二十礼炮致敬和人们的欢呼，据说他像弥赛亚——穿着他自己设计的花哨的红色军装，有着一系列金色头盔——一样。（最终他并没有穿过这些服饰，不过在画师为他画像时，他把它们堆在自己的脚下。）
不久之后，拜伦开始组建自己的私人武装“拜伦旅”，主要由阿尔巴尼亚难民和伪装成土耳其暴行受害者的雇佣兵组成。每天早晨，英国老爷都会骑马带着这支由各色人等组成的匪帮出游；下午，他们会在岸边的房子里举行闭门会议。拜伦也做了一些其他希腊首领没有做，或者说无法做的事：他给自己的部下发薪水。没过多久，欧洲各地的人纷纷投奔这里。现在，条条大路似乎都通向迈索隆吉翁。陪拜伦从热那亚来到这里的特蕾莎·古琪奥丽的弟弟佩特罗·甘巴伯爵对“希腊之友”做出了生动评价：“我们来自各个民族，有英国人、苏格兰人、爱尔兰人、美国人、德意志人、瑞士人、比利时人、俄罗斯人、瑞典人、丹麦人、匈牙利人和意大利人。我们是某种微缩版的十字军。”但是这个由各色人等组成的群体除了内斗之外一无所成，他们等待的战斗永远没有发生。“希腊之友”为了级别和地位争吵不断。阿尔巴尼亚人因为要求支付更多薪水而哗变，他们和希腊人都试图抢劫军械库。
随后，1824年早春2月，拜伦在暴风雨中骑行后染上了某种热病，很可能是由狗蚤传播的“蜱热”，卧床不起。然后，医生们让他一命呜呼。他们不仅几乎放干了他的血（根据计算，即使他的健康状况良好，放出的血量仍然足以使他丧命），而且还绝望地使用了一系列偏方，包括硝酸银、泻药和一种名为“皇帝的柠檬水”的鞑靼人的膏剂，所有这些只是进一步降低了他早已虚弱不堪的身体的免疫力。他病逝于1824年4月19日晚6时左右。在他死后，他的私人医生，同时也是造成了绝大多数伤害的朱利叶斯·米林根寄出了一张200金币的账单，后面附上了一句评语:“不是每天都会有勋爵去世。”
当拜伦在迈索隆吉翁独自战斗时，希腊其他地区的形势急转直下，实际上陷入了内战。1821年12月，贵族亚历山德罗斯的兄弟迪米特里奥斯·伊普西朗蒂斯成功地在阿尔戈斯召开了一次国民大会。大会为一个独立的新希腊起草了宪法，和里加斯·维利斯提里斯一样，它也效仿法国1793年和1795年宪法。两年后，另一次国民大会在阿斯特罗斯召开。尽管二者都在某种程度上为未来的希腊奠定了基础，它们并没有减轻各派之间的敌意。到了1823年夏，伯罗奔尼撒和希腊本土的东西两部分被从奥斯曼人的统治下解放了出来。
但是现在没有人知道接下来他们将会由谁统治。到1823年底，希腊同时存在着两个声称代表希腊叛军的政府，没有哪个能够独自控制任何一个地区，战争很快在它们之间爆发。所有的派系都必须面对的一个难题是，尽管每个人都知道，或者说都认为自己知道古代希腊和拜占庭时期的希腊是怎样的，但是没有人清楚未来的希腊会是，或者说应该是什么样子。对绝大多数希腊人——特别是那些参战的人——而言，里加斯、伊普西朗蒂斯和其他来自世界各地的爱国者们用来形容新希腊的“祖国”（patrida）不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地区，有时甚至只是一个村庄。奥斯曼人——还有梅特涅——声称希腊并不存在，他们的主张多少有些道理。和很多从帝国主人的长期统治下独立的民族一样，它必须被发明出来。在当前的例子里，问题在于发明的过程耗时耗力，而且非常血腥。
1824年，苏丹马哈茂德二世说服半独立的埃及统治者穆罕默德·阿里出兵平叛，而叛军当时仍然忙于自相残杀。作为交换，阿里可以得到克里特岛的统治权，他的儿子易卜拉欣将会得到伯罗奔尼撒。穆罕默德·阿里的部队比士气低落的奥斯曼军队壮观得多，可能也更有实力，他还拥有一支由前法国海军军官指挥、由法国军舰组成的现代海军。6月，他先是攻下了克里特岛，然后攻下了塞浦路斯。次年，易卜拉欣在伯罗奔尼撒登陆。1826年4月，他攻陷并摧毁了迈索隆吉翁，只有三栋建筑逃过一劫，其中之一是拜伦故居。曾加入拜伦旅、在城市沦陷后不久重返迈索隆吉翁的冒险家爱德华·特里洛尼说，它“宛如独自立于沙漠中的石柱”。
到了8月，易卜拉欣已经进入雅典。公元前480年的情景再现，当地居民逃到雅典卫城，老弱妇孺从那里逃往萨拉米斯避难。可是这一次没有希腊舰队在那里等待他们。扮演地米斯托克利角色的英国海军将领科克伦勋爵直到次年春天才到达那里。当他驶过仍然被围困的雅典卫城时，科克伦以贫乏的词汇在日记里写道：“那里是科学和文学之地。在这一刹那，野蛮的土耳其人正在用飞在空中的炮弹摧毁雅典卫城曾经雄伟的神殿仅存的遗址。”
易卜拉欣在伯罗奔尼撒登陆后的蛮行迫使欧洲列强不得不采取行动。1827年7月6日，法国、英国和俄罗斯签订了《伦敦条约》，宣布希腊是一个自治国家，不过没有主权；三国为希腊和土耳其的交战各方提供了某种形式的调停。希腊各派至少在原则上都接受了，奥斯曼苏丹则不太出人意料地拒绝接受调停。但是易卜拉欣和他的父亲都很清楚，三国的介入使他们的处境大为恶化。易卜拉欣对自己在伊斯坦布尔的代表说，先知曾经许诺信仰者终将在全世界获得胜利，但那也可能是为了避免采取孤注一掷的行动的说辞。现在最好的选择是撤退，然后等待有利的时机再卷土重来，而不是冒着损失整支舰队和船上4万名穆斯林的生命的风险，和强大得多的敌人开战。
不过他的谨慎来得太迟，没能挽救他的性命。10月20日，拥有89艘战舰和2240门火炮的埃及-土耳其联合舰队停泊在纳瓦里诺湾。上午，三国的舰队在英国海军将领科丁顿的率领下进入海湾，他乘坐的船的名字是多少有些不吉利的“亚洲”号。到了晚上6点，战役结束了。奥斯曼舰队损失了81艘战舰以及4000到6000人。三国部队仅损失174人，没有损失任何一艘战舰。纳瓦里诺之战实际上确保了未来希腊的独立。
不过它没有保住革命先驱们曾经设想过的自由共和国宪法。列强的牢固控制给希腊人带来了另一个君主国。经过一系列围绕着谁将成为新国王的争吵之后，英国、俄罗斯、法国和巴伐利亚于1832年5月选定巴伐利亚国王路德维希17岁的儿子维特巴哈的奥托为新的“君主制的独立国家”希腊的继承人。他的继承人们在接下来的一个半世纪里忐忑不安地掌握着权力，其间发生过内战、外敌入侵、军事政变和反政变，直到1967年最后一任希腊国王流亡海外。讽刺的是，他和拜占庭最后一位皇帝同名，同样是君士坦丁。
希腊是奥斯曼帝国内第一个被承认为独立国家的行省，希腊独立是有史以来奥斯曼人经历的最为严重的打击（1918年它将再次遭受相同的打击）。但它只是开端。1814年，英国人占领了科孚岛。1882年，他们回到开罗，尽管多次声明不久后就会离开，但是他们一直待在那里直到1922年埃及正式独立。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埃及在名义上是一个半独立的国家，由一名赫迪夫统治（所有的赫迪夫都是穆罕默德·阿里的后裔），他承认奥斯曼苏丹的权威。但实际上，用在很大程度上要为这样的局面负责的英国首相索尔兹伯里勋爵的话来说，埃及的独立是“一出可笑的闹剧”。英国人尽可能采取间接统治的方式。正如埃及和苏丹总督基奇纳勋爵的“东方事务大臣”（或“东方事务”专员）雷纳德·斯托尔斯于1914年以经过精细校准的外交部式修辞所指出的：“我们不使用命令语气，多用虚拟语气，甚至是热切的祈愿语气。”但是不管英国人选择以何种语气进行管理，虽然苏丹维持着名义上的统治权，埃及实际上成了英国的保护国（另一个帝国代理领事米尔纳勋爵称它是一个“戴着面纱的保护国”），赫迪夫和他的内阁发布的命令出自他们的英国顾问之手。在回顾英国是如何成功地从奥斯曼帝国手中夺下这片阿拉伯世界最重要地区的控制权时，在24年间一直担任索尔兹伯里在埃及的“代理人”的克罗默勋爵伊夫林·巴林满意地评论道：“所有的历史都证明，一旦一个文明的强权把手伸向一个处于半文明状态的弱国时，它基本上不会松手。”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安梁_NN2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