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烽火巴黎》，作者：[英]戴维·德雷克，译者：李文君、王玥玄，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
尽管德国人内部权力争夺不断，但是，没人否认他们对巴黎的控制。巴黎主要建筑上飘扬着“卐”字旗和标语，到处都是德国士兵:他们出现在人行道、咖啡馆、剧院、商店和地铁站，总是坐地铁头等位。大批德国兵在埃菲尔铁塔、圣心大教堂、巴黎圣母院和凯旋门旁拍照，把照片寄给骄傲的家人。士兵很少进入更为危险的工人区和北部、东部的郊区，除非驻扎于此。
他们很快便探索了皮加勒区的著名夜总会，比如艳女裸露上身的红磨坊，还有其他不那么出名却提供更多服务的地方。军人时常光临蒙马特高地圣心大教堂附近的夜总会。退休教师贝尔特·奥鲁瓦提到，满载德国士兵的卡车停在煎饼磨坊前，那里因梵·高、图卢兹-罗特列克和雷诺阿的画作而不朽。
还有一些地方专门满足德国士兵的特殊要求:渔船大道上的雷克斯等电影院和瓦格兰大街上的帝国剧院等歌剧院都被征用、重组，只向德国人和持特殊通行证的法国人开放。为鼓励健康的文娱活动，军方鼓励士兵在“士兵之家”放松、吃东西、读报纸、玩室内游戏。赛马被重新允许后，德国士兵异常青睐奥特伊(Autcuil)和隆尚赛马场(Longchamp)，那里开设德国人专区。一些饭店，比如巴黎圣母院旁高级的银塔餐厅，开始提供德语菜单，以服务有消费能力的军官。这些饭店和将“这里说英语”换为“这里说德语”牌子的咖啡厅、小餐厅、饭馆，都生意兴隆。
驻守巴黎的德国人可得到50德国马克零花钱。由于当时德国马克与法郎的兑换比例为1 ：20，德国人可毫无顾忌地购买 食物、衣物和娱乐体验以及奢侈品和家居用品——寄给多年不见此类货物的德国家人。记者、作家皮埃尔·奥迪亚说，军人被怀里的布料盒、一打打丝袜、以升计算的香水和各式女鞋压弯了腰。贝尔特·奥鲁瓦看到德国兵“走出商店，抱着一大摞购物袋”。巴黎流行一则笑话称，两名英国间谍伪装为德国兵， 但很快就被盖世太保认出。他们问盖世太保自己是如何暴露的， 后者回答说：“因为你们没带盒子。”
巴黎人用专有词汇指代无处不在的德国人。米舍利娜·博德和夏尔·布莱邦在日记里将他们称作“德国鬼子”。不过，这个一战期间常用的蔑称很少在公开场合出现。德国人认为这是羞辱；皮埃尔·奥迪亚提到一些女人因使用该词而被拘禁了一整天，不得不为德国士兵刷皮鞋以作惩罚。另一个更常见的称呼是，德国人能够容忍的“弗里茨”以及他们喜欢的“弗里多兰”。他们也被讽刺地称作“那些绅士”。食品供应不足后，他们被称作“什么都吃的人”，或被讽刺为“科罗拉多金花虫”，以表明他们吃光了土豆。
男兵并非唯一驻守巴黎的德国人，进入首都的还有一支女兵后勤部队，当中包括打字员、秘书和接线员（因穿着灰色制服而被称作“灰鼠”）。她们住在征用的宾馆里，还有一大部分住在巴黎大学城的国际生宿舍（让蒂利大门附近、蒙苏里公园对面）。护士进入德军征用的医院， 因头戴白帽而被称作侍女。她们往往比“灰鼠” 更年长。据奥迪亚所说，她们“没有魅力，没有美貌，病人和白衣天使间从不调情”。
巴黎的德国人有份专门的双周刊，为他们介绍巴黎。1940年7月，第一期杂志出版，其中包括法语和德语序言。德语序言称，正是由于德国士兵的示范作用，饭店、夜总会、剧院和博物馆才很快重新开放，为“我们曾经的敌人” 提供更好地享受巴黎的机会。此外，这份刊物还列出了推荐景点的名单。第二期杂志报道女神游乐厅开张，强调巴黎又重新活了过来。同期出现的还有赛马场、商场、剧院、饭店和夜总会的广告。
德军高层依旧密切关注士兵行为，命令他们任何时候在公共场合都应行为得体。军人禁止在大街上抽烟，哪怕松开鞋带也不行；他们不能在塞纳河游泳、在公共场合跳舞、在街上唱歌或购买色情产品和毒品。军官试图将德军与巴黎人，尤其是女性，隔绝开来，但却不太成功。理论上来说，他们不得与黑人或犹太女性产生身体接触。更早的指示禁止德国士兵和法国女人手牵手走在街上，尽管很少有人遵守。巴黎警察总局报告表明，德军的作为完全符合一大群远离故土、拥有大笔钱财的男兵行径：吵闹、醉酒、斗殴等。
德军自入城后便和法国女人产生纠葛。高层认为，这使军队和纳粹党荣誉受辱，同时削弱了部队纪律，更何况这种行为一点儿都不爱国。法德虽已签订停战协定，但在没有和平条约的情况下，理论上来说双方仍处于交战状态，和法国人产生情感关系等同于通敌，因为在德国人眼中，正是法国人将战争强加给德国民众。
为约束并监视士兵的性行为，德军高层征用了大约四十家妓院，仅向德军开放，平民禁入， 同时规定客人行为：禁酒， 必须使用避孕套，士兵们必须记下提供服务的妓女的号码，嫖资为1.5德国马克（即30法郎）。保罗·莱奥托和朋友在圣日耳曼大道附近散步时，看见一个妓院： “我们走在格雷瓜尔· 德·图尔路上，看到有家妓院门口挂着不知所云的德语标志， 下面的法语标志写道：平民和外国人禁止入内。”
7月德国军方报告表示，高层几乎只能勉强控制部队行为。“蒙马特和巴黎其他地方有最恶心的舞池和最差劲的妓女，里面挤满德国士兵，他们和他们的女伴一样糟糕。”此外，军官也时常光顾这些地方，对士兵的行为习以为常。一名奥地利中尉与其副官光顾了蒙马特的夜总会。回忆此次经历时，他说：“两名美艳的年轻女人——黑发的塞西尔和金发的伊冯娜——接待了我们。副官是个谨慎的家伙，很快便离开了。我转头开了间房，和塞西尔度过了一个美妙的夜晚。她远远超出我的想象。她的父亲是巴黎人，母亲是突尼斯人。这血统混的不错。”
很多德国士兵来自农村，有些人甚至从未离开过自家农场。他们常常听到巴黎的名字，却没料到能亲临此处。巴黎的景观深深震撼了来自德国城乡的士兵。第三十步兵师的一名步兵写道：“我是汉堡人，算不上乡巴佬。不过，我从来没见过这么美的城市。”他被巴黎的文化传统和便捷交通深深吸引。和很多战友一样，他登上埃菲尔铁塔，把妻子的名字刻在柱子上。他还去了家俱乐部：“舞台上的表演多么美妙！此前，它只存在于我最疯狂的幻想中。”这天结束时，他还去了家妓院，并宣称： “天哪，士兵们，巴黎的妓院比教堂还多！”不过，倘若士兵行为过分出格，便会很快受到严重惩罚：7月15日，一名德国士兵因在阿莱西亚路强奸五十七岁的宾馆前台而被枪毙。
尽管部队高层竭力约束士兵的性行为，但这种努力注定以失败告终。其中一个主要因素是巴黎和塞纳省“自由妓女” 和兼职妓女人数过多。据德国官方估计，这些不在正式妓院工作的妓女人数大约在八万到十万。她们的工作地点从类似瓦格朗大街的富人区到圣德尼门、巴黎中央菜市场附近的穷人区。还有人在香榭丽舍、蒙马特和蒙帕纳斯的咖啡馆里招揽生意。而法国警察往往在这些地方突击检查。不少兼职妓女是法国战俘的妻子，无法以政府发放的微薄津贴为生。她们的津贴大约等于男性工人工资的一半，此外，每个孩子都能收到少量补贴。女人们用这些钱支付房租、衣食费用，购买剃须刀等日常用品寄给丈夫。1940年底，抚养一个孩子的女人每天可收到28.5法郎补助，而肉和萝卜的单价却是22法郎／磅和4.5法郎／捆。本质上来说，此类补贴延续了1939年9月战争爆发后第三共和国对士兵的特殊照顾。它基于一个假设：和平协定很快便会解决战俘问题，男人们很快就会回家。直到1941年结束时，希特勒仍不愿释放战俘，因为他们提供了劳动力，必要时还是谈判筹码。1941年7月，维希政府家庭和卫生部部长雅克·舍瓦利耶写道：“法国对战俘家人有所亏欠，却未及时补偿。”舍瓦利耶称，战俘家人的贫困正在“逼良为娼”，不少新生儿的父亲是德国人。这引发了政府内部分化。1941年底到1942年初，维希政府的议员提议增加战俘家人配给， 宣称60％—75％的巴黎妓女都是战俘妻子；当中大多数人因饥饿沦为娼妓。从一定程度上来说，这是为增加战俘配给的夸张说法； 不过据估计， 战俘妻子至少达到三千人， 占塞纳省暗娼的10％。最终，1942年7月，巴黎和塞纳省战俘妻子的津贴从每天16法郎涨到20法郎。不过，这在物价极速膨胀的时期远远不够。
1940年9月引入配给制时，战俘的妻子并未获得更多配给为丈夫准备每月的包裹。这些包裹通常花费近250法郎。每当需要额外收入为丈夫准备包裹时，一些战俘的妻子，比如二十一岁的工人奥黛特，便在凯旋门附近的双三点广场接客。
生活拮据和贫困并非战俘妻子面临的唯一问题。在确认丈夫活着之前，她们必须忍受几周甚至上月的煎熬。7月1日， 西蒙·德·波伏娃提及圣母院旁的一名妓女。她没有得到恋人的消息，担忧落泪。旁人安慰说：“他的确没有来信，不过也没有其他人来信，不要担心。” “到处都是这样，” 波伏娃接着说， “女人在地铁站和家门口相互询问： ‘你得到什么消息了吗？’ ‘没有，他肯定是战俘。’ ‘什么时候公布名单？’” 波伏娃对战俘释放不抱希望。“我又一次确定，和平来临前，战俘不会被释放。”
大多数女人必须等到8月，才知道丈夫是战俘。一些人在1940年秋天得到消息， 还有人直到1941年1月底才听说此事。
很多女人以为，停战协定意味着战争结束。在维希政府的宣传下，她们相信自己和丈夫将很快重聚。时间一天天过去， 几乎所有战俘仍被监禁。战俘的妻子越来越焦虑，不知这种分离将持续多久， 甚至连玛丽-埃莱娜· 科贝尔也是如此。她是亲共派，比大部分人都知道，丈夫的性命安危取决于战争的结果。她被焦虑所苦：“战争何时结束？怎样结束？以何种方式结束？”还有一名战俘的妻子，不得不求助朋友。后者用塔罗牌占卜他们回家的时间。
战俘得到允许，每月写两封家书和两张明信片。信件寄送需花费一个月的时间，这也是造成焦虑的原因。住在楠泰尔郊区的若赛特· 洛兰的丈夫也是战俘。她回忆说： “我们常常在自问‘他还活着吗’ 之后，才能读到他们的信，然后一遍遍重读。”
战俘的妻子一面忧心丈夫境遇，一面做出巨大调整以便独自谋生，同时忍受由此而来的孤独。巴黎的西蒙娜在1930年结婚，以为古董商修复挂毯为生。丈夫成为俘虏时， 她和两岁半的儿子留在巴黎。西蒙娜无法照顾儿子，只好把他送到贝尔福附近乡下的一户人家，后者不久后便搬到瑞士。“多么孤独！白天，我必须工作；晚上，丈夫和儿子的消息也无法弥补他们的缺席。整栋楼都是空的。周围邻居都是自由手工艺者，此刻已离开巴黎。我在夜晚感到极度恐惧！你永远不会高估一声安慰对我的意义。你必须经历独自一人的生活才能体会这是多么可贵。”玛蒂娜· 隆巴迪 身边有家人环绕——母亲、祖母和孩子，同时拥有一份办公室的工作。可是，她也认为自己“独自面对所有困难，没人给我支持，此外，我必须帮助家人忍受悲伤，在写给丈夫的信中掩藏他不在时我的孤单难过。”
另一位战俘妻子埃丝特勒·塞尔让回忆说，自己比其他类似境遇的女性面临的问题稍少，因为“父母给我极大支持”。对于马德莱娜· 卡波来说，父母的支持剥夺了她的部分自由。马德莱娜来自一个异常保守的家庭。1940年3月结婚后，母亲和她的家庭住在一起。
丈夫被捕后，马德莱娜仍和母亲一起生活：“她不愿让我一个人住。我还年轻，必须在保护下维持美德和忠贞。”伊薇特·吉罗的未婚夫是战俘。父母对她社交生活的控制维持到二十七岁那年。除了父母之外，公婆也可能施加压力：吉塞勒·德布瓦的公婆住在乡间。他们拒绝为她寄来食物，以此施压让她搬来同住。
孩子在身边的战俘妻子也面临困难。她们认为，家中缺乏男性对男孩成长不利， 希望用权威的形象维持纪律。埃丝特勒·塞尔让的女儿将外祖父称作“爸爸”。一些孩子心目中唯一的男性形象是穿着军装的军人，于是便把士兵视作父亲。比如， 安妮·德夫龙的儿子在街上见到一个德国兵， 便问母亲，这是不是爸爸，让她格外尴尬。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安梁_NN2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