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高凌，独立学者，历史作家，关注近代德奥史。近年在《经济观察报》《南风窗》《解放日报》《社会科学报》等报刊媒体发表了历史类评论文章多篇。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人死之后，埋在哪里和怎么埋？——可能是人一生当中最能体现自己信仰的一件事了。在中世纪欧洲，绝大部分国家清一色信仰基督教。基督教信仰自然就决定了欧洲君主的身后事，同时通过对这些君主葬俗演变的观察，我们也能从中看到中世纪以来基督教信仰本身的某些转变。
早期基督教其实是非常一元化的宗教，信基督教就可以被拯救，不信就要倒霉。这种一元化的信仰在基督教被迫害，基督徒在社会里占少数的时期无疑很有效。但随着罗马帝国和欧洲普遍的基督教化，这种一元化的信仰就渐渐跟不上社会需要了，大多数人不是基督徒得时候大家觉得自己“是少数、幸运的少数”能带来幸福感。但满大街都是基督徒时这种幸福感就所剩无几了，随之而来的另一个问题就是，我做了这么多好事自然能得救，他什么也没干甚至作恶多端，凭什么得救？于是随着社会本身变成了基督教社会，基督徒内部就出现了相互比较导致得心理落差，信仰当中悔罪和补赎的重要性逐渐上升，而信仰带来得救的重要性就开始下降。
当这种信仰上升到一定程度时，一个在《圣经》里不太能找到依据的新观念——“炼狱”就自然而然地登上了历史舞台。这时单纯的信仰已经不足以让你被拯救了，相反它只能保证你不至于下地狱。平生功过要做一个比较，如果功过相抵你自然就能被拯救，但假如功不抵过你就得到炼狱里去净化自己，这个过程可长可短，但总体来说是逐渐变长的。这种观念其实和埃及的信仰有点相似，实际上在宗教艺术里的象征也很像埃及神话，都是用天平来衡量一生的所作所为，只不过拿天平的人从埃及的神变成了耶稣而已。
当炼狱观念开始登上历史舞台时，刚好有一批爱尔兰修道士成为9世纪加罗林文艺复兴的主角，爱尔兰的修道士特别喜欢把人一生中所能犯下的种种罪孽条分缕析，然后一一制定出补赎标准。随着他们在加罗林王朝宫廷里影响的扩大，这种小爱好也就在整个欧洲的教会里开花结果了。当时的各种《补赎手册》就是这种信仰的产物。但是活人可以补赎，死者怎么办？或者说死了但罪还没补完怎么办？每个人说到底都愿意去天堂，觉得炼狱也不错的人几乎没有，即使真有恐怕也得去冰岛找。（关于冰岛的一个著名笑话来自利希滕贝格的格言录，他冰岛的教士严禁新来的用地狱里永不熄灭的烈火去吓唬信徒，因为在冰岛人们听了永不熄灭的烈火不但不害怕还往往心生向往，打听怎么才能下地狱。）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人们关心的还都是怎么才能不去炼狱，即使真去了能不能少待几年。
于是另一个信仰就派上用场了，那就是使徒善功和圣人的代祷告。人们相信圣人和殉道者是铁定上了天堂的，肯定功过相抵，而且他们的善功很多，分点给你也没什么，所以活人的补赎方式里就有向圣人祈祷和朝圣这两种必要的方式。活着没能赎完罪的人，到了炼狱里还可以依靠这种方式。因此人们就相信通过三种方式可以得到圣人和殉道者的帮助：第一是葬的尽可能接近圣人和殉道者，第二是找人给自己祈祷，第三是收集圣人殉道者的纪念物、甚至是圣骨。做了这些大家就觉得心里舒服多了，而这三种观念一起就决定了中世纪人们的葬俗，君主也不例外。
首先是都葬在教堂里，原因也很简单，教堂基本上都建立在某些圣人的殉道地点或坟墓上。比如罗马的圣彼得大教堂就被认为是建造在圣彼得的墓上，即使没有合适的圣人坟墓，也可以把圣人的圣骨或者圣物埋葬在教堂祭坛下方。如果一个人以一种朝圣者的姿态来到这里朝圣，就能得到这些圣人的恩宠，那埋葬在他们身边当然也可以，所以欧洲的君主葬在教堂里，越接近祭坛就越让他们满意。查理五世皇帝吩咐自己的儿子西班牙国王菲利普二世，将来把自己葬在教堂的祭坛台阶下边，这样当神父献弥撒祭时，就可以踩在他的头和心上。这种信仰的历史其实比查理五世要早得多，沃尔姆斯大教堂祭坛前的地板上有个十一世纪死去的主教的墓碑，他选择这个位置的目的显然是跟查理五世一样的。
早期基督教君主大多葬在大教堂里，最著名的无疑是德国的施佩耶尔大教堂，在中世纪很长时间里一直是欧洲最高的建筑物。作为皇帝们宏伟的安息之地，这里安葬着康拉德二世一直到哈布斯堡王朝的历代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尸体。其中鲁道夫一世还有一个按照他本人相貌制作的等身石棺盖。大教堂的地下墓地入口就在祭坛左手边，从这里下去就能看到一个小礼拜堂和嵌在墙上的鲁道夫一世的石棺盖。然后其他所有的皇帝都用一样的花岗岩石棺装着，一个挨一个摆放在地下墓室里。当然废黜了自己父亲皇位的亨利五世皇帝没有跟父亲并排摆放，他躲到墙上一个小壁龛里去了。
类似的还有查理大帝被安葬在亚琛大教堂，光复西班牙的天主教国王斐迪南被安葬在格拉纳达大教堂，《金玺诏书》的颁布者查理四世被葬在布拉格大教堂，勃艮第家族的好几代公爵则被葬在南特大教堂，狮子亨利葬在布伦瑞克大教堂。但是安葬在大教堂里的风俗并没有一直持续，从哈布斯堡王朝全盛时期开始，葬在大教堂里的君主就不多了。这时候为数不多保持这项传统的有维特尔斯巴赫王朝，这个家族仅有的三个位皇帝里鲁普雷希特皇帝被葬在海德堡大教堂，路德维西四世皇帝被葬在慕尼黑的圣母大教堂，而其他的维特尔斯巴赫家族的君主都被葬在圣米歇尔教堂，其中也包括修建新天鹅堡的那位天鹅国王路德维西二世。
哈布斯堡家族的腓特烈三世皇帝是唯一一个把自己安葬在维也纳的圣斯蒂芬大教堂里的皇帝。马克西米连皇帝想要把自己安葬在茵斯布洛克的教堂里，但最终却被埋葬在维也纳新城的礼拜堂。相比之下，新教君主倒是比较多的保持了葬在大教堂里的习惯，比如英国君主和普鲁士君主。
而天主教君主之所以不喜欢葬在大教堂里的原因，就要谈到第二个拯救自己的方法：找人给自己祈祷。这个道理其实和让圣人拯救自己是一样的，既然圣人有拯救的力量，那如果有人专心为自己祈，或者祈求圣人为他们代祷告其实也是可以的。而且公共的教区教堂有各种繁忙的事务，教士要为整个教区服务，但修道士就不同了，修道士理论上可以只为你一个人服务。只要有修道士能够在修道院里生活下去，他们做的每一台弥撒每一次祈祷理论上都是为你和你的子孙做的。专属你个人的VIP服务这就比教士好多了。
所以在宗教改革以前，几乎所有的王室和大贵族都有作为自己家族墓地的修道院。其中最著名最宏伟的，无疑是西班牙的埃斯屈里亚尔宫，这座宫殿的核心部分其实是一座修道院，而修道院的核心当然是修道院教堂。在这座修道院教堂的祭坛下，就是国王房间，在那个椭圆形的房间里，为自哈布斯堡的查理以来的历代西班牙君主预留了位置。而查理五世和菲利普二世的等身铜像就树立在教堂的正前方，保持着跪拜和祈祷的姿势。象征着哈布斯堡的君主们作为一个朝圣者的身份，而整个修道院的修道士几百年来都在为他们的灵魂祈祷。
法国国王们则安葬在圣丹尼斯修道院，在规模上虽然不如埃斯屈里亚尔修道院，但是在历史方面却要悠久得多。这里安葬着加罗林王朝一直到路易十六的历代法国国王，甚至还包括没能当上国王的那些加罗林王朝的宫相和卡佩王朝的祖先，只不过在卡佩王朝的路易九世统治时期，那些不是合法国王的人，无论是加罗林王朝的、还是卡佩王朝自己的祖先，都被移动到了不显眼的地方。通过这种方式圣路易树立了从加罗林王朝到他的一条传承谱系。
跟法国国王相比，金雀花王朝的英国国王其实也喜欢葬在修道院里，他们的修道院位于法国西南方，就是著名的丰特弗洛修道院。这里安葬着英国历史上最著名的两代国王——亨利二世和狮心王理查。英国伦敦有狮心王理查的雕塑，但是他们也只有狮心王理查的雕塑，因为狮心王死在法国、也葬在法国，他同样著名的母亲、中世纪最迷人的女性——阿基坦的埃莉诺也葬在丰特弗洛修道院。
英国国王葬在法国的一个不幸后果，就是他们和圣丹尼斯的法国国王一样成了法国大革命的牺牲品。法国大革命期间，巴黎人民捣毁了圣丹尼斯修道院，甚至把国王们从棺材里拖出来，也正是这个原因，证明了路易十五的尸体已经高度腐烂而且全身发黑。在发泄了自己的革命情绪之后，巴黎革命群众把法国国王们的尸体和白骨扔进了下水道。复辟王朝后来废了好大力气才把这些骨头尽可能的收集起来。而法国外省的革命群众没有圣丹尼斯这样好的革命对象，就只好拿英国国王出气，亨利二世、狮心王理查的尸体都被弄了出来。这样做的一个好处就是医生趁机检查了他们的遗骨，证明他们俩都是身高接近一米九的巨人。
其实选择安葬在英国也不见得就运气好，因为英国虽然没有爆发大革命，但是英国爆发了宗教改革。宗教改革的重要革命对象就是修道院，而修道院又往往是大贵族的祖坟，所以英国革命群众去修道院里革命，最初是受到大贵族坚决镇压的。但是后来国王允许大贵族们自己夺取修道院的财产和地产，于是祖宗什么的就不重要了。实际上那些中世纪的修道院教堂在英格兰也所剩无几，不过幸好英国君主不喜欢葬在修道院而喜欢葬在大教堂，所以才能留下那么多中世纪风格带塑像的石棺可看。
而成功躲过革命浪潮的修道院，大概就是维也纳的嘉布遣会修道院了，这座修道院的教堂今天被作为哈布斯堡王族墓地列入维也纳必游景点。里边有近代以来哈布斯堡王朝历代君主的棺材，包括2012年去世的奥托大公的棺材。
谈到嘉布遣会修道院教堂，我们就不得不多说一下中世纪这种祈求拯救的信仰导致的一个比较重口的习俗：那就是既然朝圣可以祈求圣人的保佑，而一个人一生中可以去很多地方朝圣，那为什么一个人死后却只能葬在一个地方呢？为什么不能分别葬在很多地方，以便祈求更多的圣人保佑呢？于是中世纪的人们真的就这么做了。
是的国王的骨骼、国王的肉、国王的内脏、尤其是国王的心，其实都可以被分别送往各地的修道院和教堂安葬，祈求圣人的拯救和奇迹。圣路易死在十字军途中，他的尸体就被随行人员给煮了，煮到骨肉分离的国王白骨和内脏被送回法国，肉则送到意大利。这种风俗实在是太凶残，所以近代以来已经很少有哪个王室这么干了，但是德意志的天主教王朝就坚持下来了。
哈布斯堡王朝君主们的尸体要分成三部分安葬，身体在嘉布遣会会院教堂，心要装在银瓶子里葬在圣奥斯定教堂，对肠子的处理比较凶残，装在铜盒子里葬在圣斯蒂芬教堂（不过作者不清楚仅仅是肠子呢、还是内脏都在里边）。那些地下墓室里的盒子禁止触碰，所以你也搞不清楚这些黑乎乎的盒子，是铜已经氧化发黑了呢？还是在铜盒之外包了一层黑色的盒子，当然也就没机会晃一晃看看到底有多重，估量一下光是肠呢，还是全放里边了。维特尔斯巴赫家族并没有葬在修道院的习惯，但是摘心这件事他们也一样。巴伐利亚的一处圣母朝拜圣地里，摆着装有历代维特尔斯巴赫家族成员心脏的银瓶子。
摘心这个风俗一直持续到2012年逝世的奥托大公，他死后尸体葬在维也纳的嘉布遣会院教堂，而他的心没有送到奥斯丁教堂，而是送到了匈牙利的修道院，以此表示他也是匈牙利的国王。说到摘心，其实还有一位很无辜的人，那就是拿破仑和玛丽·路易斯皇后的儿子“罗马王”。因为1814年拿破仑曾经宣布让位给他，所以他也被称为拿破仑二世。1815年后，他作为莱希施塔特公爵作为哈布斯堡皇室成员生活在维也纳，还依照哈布斯堡成员的习俗学了一门手艺，1832年他因为肺结核死在维也纳，死后的石膏模摆放在美泉宫里展览。他的尸体也是按照哈布斯堡王朝的习惯安葬的，也就是说，他的心也在圣奥斯丁教堂。但是之后从没有哪个法国人想起来找哈布斯堡要，包括他的堂兄弟拿破仑三世在内。一直到1940年，希特勒去被占领的巴黎参观拿破仑墓，才想起来维也纳还有拿破仑朝思暮想的儿子呢，于是让人把拿破仑二世的棺材运回了巴黎，安葬在拿破仑身边。但是希特勒忘了拿破仑二世的心还在奥斯丁教堂，而之后的法国人也没想起来这件事。所以拿破仑二世今天成了身体葬在荣军院，心却安葬在奥斯丁教堂的人——和他的出身一样尴尬而矛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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