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京人的杀戮嗜好:残忍的"血鹰"仪式真的存在吗?

19世纪绘画中的维京人形象：他们是令人生畏的战士和海上掠夺者。图源：News Aggregator

近几年，9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收获了不少媒体的赞扬。在上世纪50年代，那个科克·道格拉斯（Kirk Douglas）出演了臭名昭著、不值一提的《维京人》（The Vikings）的年代——这部电影里充斥着烈火和劫掠，更不用提托尼·科蒂斯（Tony Curtis）裹着的那件不符史实、遮不住臀部的皮短上衣了——只有在那时，大部分的流行历史剧中，黑暗时代（Dark Ages）的丹麦和挪威才被刻画成嗜血战士横行的国家，这些家伙热衷于有角头盔以及酒后的掷斧比赛。在不忙着崇拜阿斯加德（Asgard，是阿萨神族的地界，亦可称作阿萨神域，所有尊奉奥丁为主神的神明都住在这里）的异教神的时候，这些维京人就划着长船（longships）沿河逆流而上，洗劫修道院、强奸处女、在狂战士之怒中两眼血红。

但从60年代至今，维京人的形象基本上已经被重塑了。这种变化的起源可以追溯到1962年《维京年代》（The Age of the Vikings）的出版，这本由彼得·索耶（Peter Sawyer）所作的书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力。到了今天，早期维京人的历史已经成为历史频道（History Channel）连续剧的主题，而历史学家也更有可能强调维京人是商人和定居者，而非强奸犯和杀人狂。这些斯堪的纳维亚人的成就开始受到赞美，其中的一些人一路航行至美洲，并在那儿雕刻了刘易斯棋子（Lewis chessmen，一组12世纪用海象牙雕刻的国际象棋棋子）。

时至今日，有些学者甚至打算把他们描绘成当时促动经济发展的一份子，偶尔还被占人数优势的敌人杀害，这个民族甚至（如剑桥大学最近组织的活动中指出的那样）倾向于“整理外表而非抢劫”，还随身带着挖耳勺清理耳朵。引用人类学家弗朗西斯·普莱厄（Francis Pryor）的原话，他们在自己入侵的国家内能够“融入社区生活”，并“成为有产阶级”。

彼得·索耶的著作《维京年代》，1962年。图源：Amazon UK

当然，这些对维京人历史的修正是必要的。他们的确建立了一个文明，也曾耕种、冶炼金属。但是如中世纪史学家琼纳森·杰瑞特（Jonathan Jarret）所说，史料证据也表明，他们当时也掠回过成千上万的奴隶，维京人作为战士、雇佣兵令人畏惧的名头也不是空穴来风。

他们有时也是贪婪而难以对付的敌人，在数百年中，将几个强大而富有的国家【不止是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Anglo-Saxon England）。盎格鲁·撒克逊英格兰指从5世纪不列颠罗马统治的结束和盎格鲁-撒克逊诸王国的建立，到1066年诺曼征服的一段英格兰历史时期】劫掠到了崩垮的边缘。

不仅如此，许多情况下，那些平时种田冶金的人也要为那些强奸和劫掠负责。这是由经济需求决定的。在春天，维京人在挪威，奥克尼（Orkney）以及苏格兰北部的贫瘠土壤中播下种子，到了夏天，同一批人出门劫掠，并在收获季前回到家乡。最后，如杰瑞特所说，衣着入时、整齐干净和嗜血的士兵身份从任何角度讲都没什么冲突。1066年斯坦福大桥一役（Battle of Stamford Bridge）中战死的一个维京武士以他响亮的诨名为人所知：“耀眼的奥拉夫”（Olaf the Flashy），而在“这个创造并推崇詹姆斯·邦德（James Bond）这样角色的时代，没人会不理解一个人既能英勇正义、衣冠楚楚，同时也可以貌似有理地使用病态的暴力。”

斯多拉哈马尔斯I（Stora Hammars I）绘画石的一节，存于瑞典歌德兰岛（Gotland）。石刻中的内容似乎是一名受害者正要被从背部切开；一只猎食的鸟出现在他的身后。有种解读认为这幅画描绘了血鹰仪式。图源：Wiki commons

那些想要为维京人正名，认为他们爱好和平，一直被误解的历史学家们始终有些问题没解决，简而言之，其中最难解释的就是维京人对壮丽的仪式性杀戮的嗜好——至少在他们的编年史与史诗中是这么记载的。

在这类仪式最著名的几个受害人中，我们能看到有撒克逊国王殉道者埃德蒙（Edmund the Martyr）和诺森布里亚国王埃伊拉（lla, king of Northumbria）。前者死于896年，被绑到树上鞭笞一番之后【据10世纪书籍《圣埃德蒙之激情（Passio Sancti Eadmundi）》中说】，成了丹麦弓箭手的靶子，“直到他浑身插满了箭，像是刺猬身上长着硬毛。”后者则死于867年，据说，维京人为他安排了更加残酷的命运，一种名为“血鹰”（blood eagle）的仪式。

历史频道中，有关血鹰仪式的视频截屏。图源：History Channel

不用翻太久的二次文献，任何人都能找到对血鹰这种处刑方式的露骨描述。最详尽的当属莎朗·特纳（Sharon Turner)在《盎格鲁-撒克逊史》（History of the Anglo-Saxons，1977）或J·M·莱蓬伯格（J.M. Lappenberg）在《盎格鲁-撒克逊王朝下的英格兰》（History of England Under the Anglo-Saxon Kings）中对仪式的描绘。

艺术家再现“血鹰”仪式的雕塑作品。图源：New Noise Magazine

仪式分为几个明确的阶段：开始，受刑者被面部朝下地捆绑着；接着，他的背部会被刻上一只展开双翼的鹰。这之后，行刑者用斧头从背面贴着脊柱一根接着一根劈断他的肋骨，然后两肋被连骨带肉地拉开，这样，他的背上就生了“翅膀”。据说，到这个地步，受刑人依然还活着，承受着特纳口中所谓的“盐分刺激”带来的剧痛——顾名思义，行刑人会在这巨大的伤口上抹上盐。然后，他暴露的肺部会被拉出身体，摊在背后的“翅膀”上，这样在他死去的时候，观看行刑的人就能看到最后鸟一般的“振翅”。

毛裤子朗纳尔（Ragnar Hairy Breeches）在国王埃伊拉的蛇窟里陨命。摘自《斯堪的纳维亚古代历史图集》（Teckningar ur Skandinaviens ldre Historia），雨果·汉密尔顿（Hugo Hamilton）绘（1830年斯德哥尔摩）。图源：Wiki commons

到了上世纪，大多数维京史学家都承认，血鹰虽然非常令人生嫌，但确有其事。杰出的中世纪史学家J·M·华莱士-哈德里尔（J.M. Wallace-Hadrill）称，血鹰的受害者不止诺森布里亚的埃伊拉，可能还有挪威王哈罗德·法恩海尔（Harald Finehair）之子哈佛丹（Halfdán），以及爱尔兰明斯特（Munster）国王迈尔瓜莱（Maelgualai）；在一些版本中，甚至殉道者埃德蒙也遭遇了相同的命运。

要从当时的背景看这些推论，我们必须得知道，这几个受刑的王族都死于9世纪末10世纪初，其中两人（埃伊拉和埃德蒙都是被当时最可怕的维京人无骨者——伊瓦尔（Ivarr the Boneless）杀死的。而伊瓦尔的父亲则是名声和他并驾齐驱的（先忽略一下史实）朗纳尔·洛德布洛克，名字的意思翻译过来就是“毛裤子朗纳尔（Ragnar Hairy Breeches）”。

朗纳尔应该就是那个在845年洗劫了巴黎的维京人，根据中世纪冰岛传说《朗纳尔之子的传说故事》（áttr af Ragnars sonum, Tale of Ragnar’s Sons），他在北部盎格鲁-撒克逊王国诺森布里亚的海岸边遭遇海难，性命因此走到了尽头。当地的统治者捉住了朗纳尔，他被扔进一个满是毒蛇的坑中，死在了那里。

了解了这些背景，埃伊拉的惨死多少有些合乎情理了，因为他就是那个捉住了洛德布洛克的国王。以在埃伊拉背上刻下血鹰的方式，伊瓦尔报了杀父之仇；不仅如此，维京人对朗纳尔之死的愤怒或许也可以解释约在那时于英国出现的丹麦异教徒大军（Danes’ Great Army）。

这支军队和他们的劫掠最终催生了盎格鲁-撒克逊历史上一些最重要的篇章——尤其是阿尔弗雷德大帝（King Alfred the Great）的崛起和他最终的胜利——许多杰出的学者接受了这一史实，帕特里克·沃尔玛尔德（Patrick Wormald）称这一事件为“凶猛的献祭”。

在拥护血鹰仪式真实性的学者中，最出名的也许是阿尔弗雷德·史麦斯（Alfred Smyth），这位充满争议的爱尔兰学者是九世纪不列颠群岛（British Isles）斯堪的纳维亚国王历史的专家。对史麦斯来说，埃伊拉国王诺森布里亚的蛇窟不过是文学杜撰（不过得说这是个合理的结论，因为英国并没有多少毒蛇）：

“很难相信这种屠杀的细节是后来中世纪挪威编纂者的杜撰……这些细节精确地解释了血鹰的意思……“bloorn” （即blood eagle）一词在古代北欧语中是个有意义的概念，表示这个词汇本身就能代表着一种仪式性的杀戮。”

当时维京劫掠者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是他们的移动能力。吃水浅的长船让他们能够突破河流的支系，并且轻易地逃走。

为了支持这个观点，史麦斯引用了《奥克尼伯爵史诗》（Orkneyinga Saga），一本12世纪晚期对奥克尼诸位公爵的冰岛语记事。其中，另外一位著名的维京人领袖，托夫-埃纳尔公爵（Earl Torf-Einar），在他的敌人哈佛丹·长腿（Halfdán Long-legs）的后背剜出了血鹰，公爵“把剑对准脊柱的中央的凹陷处，从脊椎上剁掉了所有的肋骨，一直到腰部，然后把肺扯了出来”。史麦斯进一步推测，哈佛丹和埃伊拉都成了北欧诸神的祭品。他表示：“为了胜利而献祭是奥丁邪教核心的特点。”

bloorn：残忍的仪式。图源：Millie Thom

任何研究这段历史的人都不会对这种说法中的问题感到奇怪；9、10世纪的斯堪的纳维亚世界没有留下多少记录，其中大部分都来自后世，并有相当多阐释的余地。史麦斯对几位血鹰仪式受害人的设想当然也受到了不少质疑。阿列克斯·伍尔夫（Alex Woolf）是《奥克尼伯爵史诗》中那一时期的苏格兰最新版通史的作者，他直率地表示，这部史诗是描写（9、10世纪）到1100年那个时期的文学作品，并非历史记录，而明斯特的迈尔瓜莱的真正遭遇只出现在几个世纪后编纂的记录中。

根据12世纪完成的《Cogadh Gaedhel re Gallaibh》（爱尔兰人与外族战争，the Wars of the Irish with the Foreigners），迈尔瓜莱死于859年，“他的背在一块石头上摔断了”——史麦斯坚称，这一幕暗示了“令人想起血鹰过程”的仪式性处刑。但是另一部古老爱尔兰编年史《四王年记》（Annals of the Four Masters）的记录也同样可信，上面称，马尔瓜莱仅仅是“被北欧人用石头一块块砸死的”。

所以，关于血鹰的记录基本都相对较晚，大部分来自于十二三世纪，而且相当不可靠地基于北欧与冰岛的史诗。诗人创作这些长诗的目的就是为了在北方的漫长冬天来朗诵取乐，它们的情节都很动人，深深地诱惑着那些苦苦研究这个迷人的历史时期、而线索仅有只言片语的历史学家们，但由于这些作品难以与同时期的编年史保持一致，在作为严肃历史参考的方面，它们已经大不如之前流行了。

假如从血鹰受刑人的名单上划去哈佛丹·长腿与迈尔瓜莱，并且忽略掉那种完全未经证实、却会让让这些夸张的死亡方式更加不可信的说法，即殉道者埃德蒙有可能是被斧子劈死的，而非被弓箭处决【或者如《盎格鲁-撒克逊编年史》（Anglo-Saxon Chronicle）中暗示，他仅仅是战死】，在这种处决仪式中死亡的可能就只有埃伊拉国王一个人了。

约翰·奥古斯特·马尔姆斯托姆（Johan August Malmstrom）1857年的作品《埃伊拉国王的使者在朗纳尔·洛德布洛克的儿子们面前》（King lla’s Messenger Before Ragnar Lodbrok’s Sons）描绘了丹麦皇室得知洛德布洛克的死讯的情景。图源：Kopihijau

这就有必要求助于罗伯塔·弗兰克（Roberta Frank）30年前左右发表在《英国史学评论》（English Historical Review）上的论文了。弗兰克是位研究古英语与斯堪的纳维亚文学的学者，当时就职于多伦多大学，现任教于耶鲁大学。她不仅在文章中讨论了埃伊拉国王之死这个故事的源头，还提出了重要的论点：“血鹰仪式的过程在文本间有很大的差别，在几个世纪中变得越来越耸人听闻，邪教色彩更加浓重，耗时也更长。”她强调，最早记录血鹰的人，例如丹麦历史学家萨克索·格拉玛提库斯（Saxo Grammaticus）：

“仅仅把这个仪式设想成有人在埃拉（Ella，lla的另一种拼法）背上尽可能深地刻上一只鹰的图形……《奥克尼公爵史诗》中则想象出了扯出肋骨和肺的场面，并且指出仪式是向奥丁献祭……再之后的《朗纳尔之子的传说故事》则给出了血鹰感官刺激强烈的全貌……到了19世纪初，几部史诗的主题——刻鹰图、剁肋骨、剥肺、“盐分刺激”—— 被以充满想象力的顺序融合在了一起，最大化了这种刑罚的恐怖。”

在这场学术争论中，想要做出判断看似很难，但是研究这段模糊历史时期的乐趣之一就是：由于资料如此匮乏，每个人都能对它们如数家珍。对我来说，弗兰克更胜一筹的原因是，她指出了（如果不把晚期冰岛语事实当成历史证据，它们本来也不是）唯一可靠的资料只有半节11世纪早期古代北欧吟唱诗人（skaldic）的诗句。这些句子是一系列名为“Knútsdrápa（克努特诗）”残篇的一部分，因为学者认为，它们是为了向克努特大帝（King Canute）朗读所作。诗如下：

“Ok Ellu bak,

at lét hinn’s sat,

varr, ara,

Iorvik, skorit”

直白而又神秘地翻译成以下的文字：

而埃拉的脊背，（And Ella’s back,）

在拥有居坐者，（at had the one who dwelt,）

伊瓦尔，用鹰，（varr, with eagle,）

约克， 割。（York, cut.）

维多利亚时代史书中描绘维京人在敌人的领土上登陆的场景。图源：Timetoast

接着，弗兰克博学地讨论到，由于维京人对格言诗的喜好，想要翻译好这些诗句，显而易见，必须要借助夺格（ablative，又称为离格，指在语法功能上为表示某些意义的状语）。她明确地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吟唱诗的熟练读者会把诗节从史诗的情节中剥离出来，很容易就能识别出诗中传统的表达方式，鹰作为食腐动物出现，这只红爪的白鸟落在被杀者的背上，撕扯着他的背部：‘伊瓦尔放鹰撕咬了埃拉的脊背。’”而鹰爪的画面，她总结道，在中世纪前和中世纪早期的基督教书籍中，通常对应着殉道者的受难。

弗兰克在论文的另一处提出了关键的一点。其中有一段指出，诗节中的几个晦涩的词语“除了格式不确切之外，含义也模棱两可；但在现代校订者的编辑下，诗节中任何的不确定性全都消失了”。这就意味着，血鹰仪式是，并且一直是个诠释的问题，实质与托尼·科蒂斯露着臀部的皮短上衣没什么两样。

从这个角度看，至少只要学者们还打算把维京人定性成喜欢偶尔打斗的农民，对血鹰真实性的质疑会被鼓励也没什么奇怪的。但是风水轮流转，这几乎是定数，如果哪天历史学家们又开始坚称这些嗜血的斯堪的纳维亚人为他们的异教神献祭活人，你也不用大惊小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