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晚清小说的新概念地图》，作者：颜健富，出版社：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当“中国”被塑造成溃烂、昏迷、倦怠、断裂的身体，预告了近现代文学的“疾病”隐喻，把中国病人推到手术床，接受一连串的诊断与治疗，形成医/病相互指涉的想象（以下统称“医病”）。关于文学的“疾病”研究时有所见，我欲思考的是：晚清作者群如何结合崛起于彼时的医学技术、改造论述与器物发明，在小说叙事中展开医病想象。
时势牵动身体/国体的表述。当中国面临列强的侵袭而颓败不堪，慨然有问世之志的作者群愈感国势阽危，将国体置入“病体”的叙述架构，如“东亚病夫”此病体化的标签，经由一番生成演变，成为“中国”与“中国人”的标签。“新小说”此一高度诉求改革的文体一再出现“病夫”“病国”的标签，使得“复杂的诸种关系网失去了原有的平衡”。不过，反映个人与周遭世界裂变的“疾病”也引发拯救的契机，如桑塔格（Susan Sontag，1933—2004）指出“疾病”与“国家失序”之间的类比被认为能“敦促统治者追求更为理性的政策”。此将疾病视角置入社会、国家治疗学的言说模式大量出现于19世纪的西方文化界，如亨利 · 乌特（Henry Wood，1834—1909）的Ideal Suggestion Through Mental Photography反映医学结合进化论、医心运动（mind-cure movement）、新思想、心理卫生、自我改造并配合着卫生学的视角，且随着1896年晚清传教士傅兰雅的中译（名为《治心免病法》）而进入中文语境。
值此“医病”言说模式的转变中，晚清小说作者群结合医学、文化、政治、思想、心灵等论/叙述，拓展医病想象，甚至从“医心”扩及肢体、器官、意念等，构成更广泛的“治心免病法”，心、脑、身、欲都可视为医治的对象。以两部发表于1904年的小说为例：荒江钓叟刊登于《绣像小说》第二十一号至六十二号的《月球殖民地小说》与海天独啸子由东亚编辑局刊行的《女娲石》，分别通过“治心”与“治脑”开启“小说诊断学”。就文学史演进而言，作家以文学治疗民族痼疾的医病想象早在“五四”前便实践。荒江钓叟在小说中塑造的“医”心视角正可呼应《绣像小说》创刊时强调的“改造”主旨：“支那建国最古，作者如林，然非怪谬荒诞之言，即记污秽邪淫之事”，于是“纠合同志”，“远摭泰西之良规，近挹海东之余韵”，“醒齐民之耳目，或对人群之积弊而下砭，或为国家之危险而立鉴”。荒江钓叟安排龙孟华乘气球飞过“泰西”“海东”寻妻的叙事，意不在于搬演凡尔纳式的“环游世界八十日”，却反映“醒”/“砭”/“鉴”（中国）“黑暗之心”的治疗之旅。借由行旅、距离、异域而开启的“我族”观照，龙孟华此中国“义士”“志士”不见活泼气象，反而掣襟露肘，终日以泪洗面、自怨自艾：“苍天阿！苍天阿！你难我龙孟华也算是难到尽头了。”龙孟华沿途因发辫、黄皮肤等属性而备受藐视，精神狂乱，陷入昏迷，承担起因家国、文化、历史、伦理失序而引发的危机。
“医”需要“病”承载的负面符码，才能彰显诊断治疗的功能。作者安排“龙”体躺在孟买医院的手术床上接受透光镜检验与开刀解膛，涉及近代人体解剖学、病理解剖学、诊断学、麻醉法以及各种医疗器具（如听诊器、血压测量、体腔镜检查器等）在中国的传播。各种临床诊断、手术疗程、人体构造学经由衍生变调的方式出现在小说叙事。国外医师哈克参以“透光镜”扫描、诊断与记录“龙”体：“心房上面蓝血的分数占得十分之七，血里的白轮渐渐减少，旁边的肝涨得像丝瓜一样，那肺上的肺叶一片片的都憔悴得很。”作为“病体中国”的“龙”体在X光的穿透下被诊断为血液失调、肝涨、肺叶枯缩等多重并发症，病因归咎于“传统”弊端：“中国有种甚么文章叫做八股，做到八股完全之后，那心房便渐渐缩小，一种种的酸料、涩料，都渗入心窝里头，那胆儿也比寻常的人小了几倍”，因而得开刀解剖。荒江钓叟对“龙”体的手术清理与净化，反映克利斯蒂瓦（Julia Kristeva）所谓的“卑贱物”之“拒斥”（abjection）：切除异质的急迫性乃因面临尸体、腐烂物、疾病、感染物般代表来自体系外的危险，自我受到非自我的威胁，生命受到死亡的威胁。八股就如尸体、腐烂物、疾病、感染物等会搅乱身份、干扰体系、破坏秩序的“卑贱物”。
在医病想象中，“医学”与“文学”的视角并非和谐共处，内蕴着仿/反医学的冲突感。作者一方面援引医学原理塑造医生替病人开膛剖腹的情节，可是一方面又被治疗功能牵引而导入反医学的脉络。此如作者写医生以“透光镜照了一番”后，“拔出一柄三寸长的小刀，蘸着药水，向胸膛一划”，乃是以“透光”检验人体后再开刀解剖的手术流程，接下来却“用两手轻轻的捧出心来，拖向面盆里面，用药水洗了许多功夫”，又吩咐实习员托着病人的心，“倒了些药水，向那肝肺上拂拭”，一一洗净心、肺、肝，安置回去后，“不用线缝”，以“棉花蘸了小瓶的药水”擦拭，“那胸膛便平平坦坦，并没一点刀割的痕迹”。“龙”体接受检验、解剖、治疗、缝合的医疗效果愈是写得掷地有声，愈是偏离医学原理；其愈偏离医学原理，愈能反映作者急切的改革之心，医学原理变为实践文学治疗的手段。荒江钓叟以仿/反医学的悖论达成如此一则叙事教诲：唯有将致使“心房便渐渐缩小”的毁国灭身的传统荼毒彻底洗净后，才能让病体痊愈。由此，“龙体”的医病想象隐藏着现代与传统、文明与落后、医生与病人、拯救与被拯救的身份地图，通过前者对后者的凌驾，牵扯出李欧梵所谓的“现代性”与“传统”的交锋：“从道德的角度把中国看作是‘一个精神上患病的民族’，这一看法造成了传统与现代性之间的一种尖锐的两极对立性：这种病态植根于中国传统之中，而现代性则意味着在本质上是对这种传统的一种反抗和叛逆，同时也是对新的解决方法所怀的一种知识上的追求。”
标榜“闺女救中国”的海天独啸子《女娲石》将“心”的治疗推到“脑”的治疗，拓展验/洗脑术，反映近代身体观的转变。海天独啸子以天边陨落的“女娲石”作为开场后，从《红楼梦》转成《水浒传》脉络，开拓晚清版的“女性水浒传”。根据卧虎浪士的《序文》，可见海天独啸子以男性视野预设晚清习见的“女性救国”话语：“妇女一变，而全国皆变矣。虽然，欲求妇女之改革，则不得不输其武侠之思想，增其最新之智识。”于此性别规训的眼光中，海天独啸子凸显女角色的身份改造，让瑶瑟乘空中飞马考察国势时遭人射落昏迷，送到四周挂有解剖图、生理图、微虫图的“洗脑院”。作者借由红十字社员楚湘云与瑶瑟的对话交代“洗脑院”主旨：社长汤翠仙因人民暗喻国疾的“软骨症”，许诺国病若愈，“愿洗四万万脑筋奉答上帝。今已建醮半年，洗下脑筋也有四五百万了”。“软骨症”反映晚清作者对羸弱、卑怯等国民性的批判，而“洗脑院”则凸显其对国民性改造的企图。
在批判与改造的叙事架构中，仿/反医学的“验脑剖脑”显得轻松利落，重点不在于医学逻辑的合理性，却是随之衍生的文学治疗。海天独啸子塑造一系列可呼应前述亨利 · 乌特的“mental photography”，对脑筋影像做出“脑——国民性”的扫描：官场人士因观摩上司意旨，脑筋“其色灰黑，如烟如雾”“现出一个上司相片，周围筋络交错，好似金钱现影”；士子熟念朱注八股，脑筋“其臭如粪，其腐如泥，灰黑斑点，酷类蜂巢”；学生虚唱革命、假谈自由，实想着妻妾顶翎，脑筋“其虚如烟，其浮如水”。由此，“洗脑院”变成文化身份的检验、改造中心，反映作者切除“异质”的绝对性命令（categorical imperative）：脑筋为利禄所惹坏，“用绿（氯）气将他漂白”；脑筋印有相片或金钱影，“用硫强将他化除，再用骨灰将他滤过”；脑筋如烟如水者，“能用药使之凝结，又能用药使之结晶”，碰到“洗不可洗，刷不可刷”时，更出现骇人听闻的治疗方式：“挖去原脑，补以牛脑。”在“说话者”（洗脑院）与“聆听者”（瑶瑟）的相互唱和中，此压抑“非我”的暴力成分受到合理化，瑶瑟高度赞颂对方：“真个回春妙手，救国良医！若非贵领袖婆心慈肠，发下这等大愿，怎能再造国民，重睹天日呢？”就小说叙事安排，瑶瑟原被误为“脑内必有反筋”的清廷奸细而被射落，必须剖脑“加工洗涤，务必拨乱反正”，可是却被发现“洁白无垢，不似乱臣贼子”。原本由瑶瑟与红十字会的误会而营造的“洗脑院”情节，在小说理论中属于“危机”（crisis），可让作者继续渲染不同阵营的冲突与误会。可是，作者无意延长冲突，让“危机”急转到“下降动作”（falling action），宾主瞬间尽欢。除了“脑”的治疗外，海天独啸子长驱直入女性身体的禁区，将生殖器视为务必除去的卑贱物：“人生有了个生殖器，便是胶胶黏黏，处处都现出个情字，容易把个爱国身体堕落情窟，冷却为国的念头。所以我党中人，务要绝情遏欲，不近浊秽雄物。”当“情欲”变成“国家”大防，专收女性会员的“花血党”规定入党者必须“灭下贼”——割除生殖器官，不近雄物。此将“情欲”病理化、卑贱化而得管控改造的叙事，亦出现在1909年许指严的《电世界》中，十岁男女都得到修养院服用可清心寡欲的“绝欲剂”，中年后才会春情发动，“这时阅历深了，主见也有了，那些不道德的事情，竟没人做出来了”。
从上述两部作品，可见1904年的中国小说书写已拓展出丰富而完整的医病想象，牵引出文化传统、国民性批判等思考，大致奠定了晚清结合医学、文化、思想的医病书写模式。晚清作者群继续于此基调推陈出新，扩展更多叙事样态与思考内涵。1905年，吴趼人连载于《南方报》、1908年由上海改良小说社出版的《新石头记》提供另一种命题的医病想象。作者在最关键兼转折的第二十二回——宝玉从黑暗社会进入“文明境界”时，嵌入具有检验、筛选功能的“过关”仪式。作者以医病想象替“天演”门槛把关，各闯关者必须通过“验质性房”的X光检验，“隔着此镜，窥测人身，则血肉筋骨一切不见，独见其性质。性质是文明的，便晶莹如冰雪；是野蛮的，便混浊如烟雾。视其烟雾之浓淡，以别其野蛮之深浅”。当X光检测法从身体内部的扫描转而文明性质的判断，医学原理必定变成身份改造的论述：“若验得性质带点野蛮，便要送他到改良性质所去，等医生把他性质改良了，再行招待”。如此的“过关”门槛正是实践“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教条：“将入敝境时，要先历一番劫运，也是天演的定例。”
吴趼人通过仿/反医学的“烟雾之浓淡”测量法安排宝玉取得过关资格后，继续以医病视角让他游逛“文明境界”的医院，见识“专验骨节上毛病”的验骨镜、“现出了半红半白的骨髓”的验髓镜、“血运行上下”的验血镜、“通体筋络全现”的验筋镜、“五脏六腑历历分明”的验脏镜等。作者刻意渲染宝玉借由透光术看到自己“雪白一具骷髅”时的魂不附体，凸显近代中国人面向器物发明的心理震撼。不过，吴趼人阐扬文化传统与道德伦理的立场，让他发展出不同于传统与现代交锋的命题，将仿西方医学的验脑、耳、目、鼻、舌及五脏六腑镜变为中国英雄“竭瘁精力，创造出来”或中国“古已有之”，处处针砭西医“不及中国古医”、批判西医肢体锯截法的“野蛮残忍”。王德威评论晚清小说时曾提出不同“真理”相互争斗的“修辞战场”概念：作者可通过修辞自圆其说，回避任何解释，亦可颠倒时代，将“过去”拯救回来，抢先预见未来。于此“修辞战场”中，吴趼人逆转颓势，缝合晚清人面临的“历史”与“价值”内在统一性的撕裂。当颓败的“历史”（如传统文化、伦理、政治观念）无法作为晚清人的价值依据时，吴趼人通过“修辞战场”将西方医学发明列入中国“古已有之”的系谱，使得“历史”再次辉煌，理所当然地转化成当下的价值依据。更精确而言，《新石头记》已非“现代性”与“传统”的交锋，却是“历史”与“价值”的断裂与缝合。
就晚清小说的医病想象，可见各作者赋予文学诊断民族痼疾的功能，构成文学/医学的视野。以此而言，鲁迅“弃医从文”的生命历程与“唤起疗救”的书写内涵，使他成为文学/医学最鲜明的标志。不过，在鲁迅之前便崛起于晚清小说界的陆士谔早已初试啼声。陆士谔，名守先，生于古镇珠溪镇（今上海朱家角），自幼从名医唐纯斋学医，父逝后到沪行医，鲜有患者问津，改营租书业，潜心钻研小说。小说界前辈海上漱石生（孙玉声，1864—1940）时于福州路开设上海图书馆，劝陆士谔到上图设诊悬壶。比起刘鹗或鲁迅的“弃医从文”，陆士谔可谓“医文兼具”：医生陆士谔替病人身体诊疗，作家陆士谔替中国国体把脉。鲁迅虽只比陆士谔小两岁，可是出道甚晚，1918年在《新青年》发表《狂人日记》，已属“五四”阶段。“医文兼具”的生命背景与小说书写的时间点，都使得陆士谔的代表性不可忽略。1910年，陆士谔由改良小说社出版的长篇小说《新中国》第四回的标题“催醒术睡狮破浓梦，医心药病国起沉屙”，正能反映其一生替“病体中国”寻找“催醒术”与“医心药”的心志。为达成“催醒”“医心”的诊疗意义，陆士谔《新中国》先采取类似吴趼人的“修辞战场”，将西方技术篡夺成“中国发明/改良”，如西方“爱克斯光”由“我们国里光学大家改良了三五回”，便可“隔着六七丈厚石壁，也能够洞烛无疑”，捍卫民族尊严时，也解决中国何以凌驾全球的逻辑问题。穿透石壁的X光让“中国之心”无所遁形！作者安排发明家苏汉民发明治疗中国之心的“醒心药”，可让心邪者归正、心死者复活、心黑者变赤、疑心变决心、怯心变勇心、刻毒心变仁厚心、嫉妒心变好胜心。“心”网恢恢，疏而不漏！陆士谔通过“心的变异”，力挽狂澜，改变“欧美日本人都称吾国为病夫国”，“国势民风，顷刻都转变过来”。
具有医学背景的陆士谔更进一步以“种牛痘”原理，回应中国哲学传统关注的问题——人性之“恶”。崛起于十八世纪的种痘术于19世纪初译入中国，借牛痘病毒具有与天花病毒相似的抗原（antigen）之理，使得曾感染牛痘病毒者的免疫系统制造天花抗体（antibody），即可杜绝天花病毒的入侵。陆士谔对“种牛痘”有所偏好，如他在《新野叟曝言》一书中虚拟的“无毒世界”：“先以痨症喉痧伤寒急痧等之微生毒物，设法取下，再用刀布种于畜类身上，病发而死，再传种于健强的畜身上，辗转传种，必至所种之畜，病发而不死方止，然后收取其浆，移种人的身上，此人被种后，即可永远不染此等毒症。”他在《新中国》中更是异想天开，试图以种牛痘法遏止“恶”的滋生，“人萌恶念，总因肚里头恶根性没有除掉”。陆士谔将原属伦理范畴的“恶”念病理化成体内病毒，再借由医病想象塑造“药到病除”的叙事：婴儿未满周岁时便要仿种牛痘般将恶根性种在手臂上、未及施打的成人则可服用药水，“恶根性便从大便里一泻而出”，即或是豺狼虎豹服药后“和善得绵羊一般了”。病症较重者则“用刀解剖，取出恶根性才好”。小说中仿/反医学原理显然忽略每种疾病对应的抗原，过于一厢情愿、以偏概全，不过愈加反映其治疗身体/国体的急切心理，使得历史、现实、政治的纠葛、矛盾、分裂、痛苦，可以一蹴而就地翻转过来。当救国欲望与民族尊严凌驾一切，小说的“修辞战场”极易走向神秘式的“操之在我”的战斗宣言。
在晚清的颓衰时势中，具有“改造”之喻的“医病”想象恰逢其时，成为时人诊断治疗中国的视角。就文学书写而言，论者已指出：“中国现代作家把中国看作一个有病的躯体，把自己放在医生的位置，为其诊断和治疗，腐烂的身体与腐烂的文明一起构成了整个中国现代的历史。”晚清小说正好可视为现代文学的转轨，将“病体中国”推上手术床，接受医学器物如透光镜、验脑机、解剖刀的穿透，实践文学治疗民族痼疾的叙事。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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