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铁道之旅:19世纪空间与时间的工业化》,作者:[德]沃尔夫冈·希弗尔布施,译者:金毅,出版社:上海人民出版社·世纪文景
从经济上讲,铁路的运转......使得距离消失了......里尔突然发现自己被运到了卢浮宫,加来运到了蓬图瓦兹,勒阿弗尔运到了普瓦西,鲁昂运到了塞夫勒或者阿涅尔,兰斯运到了庞坦,斯特拉斯堡运到了莫城,里昂则运去了默伦到科尔贝半道上的什么地方,马赛运去了内穆尔,佩皮尼昂运去了皮蒂维耶,波尔多运去了沙特尔或者埃唐普,南特运去了阿尔帕容,如此等等。
—康斯坦丁·佩克尔(Constantin Pecqueur),1839
19世纪早期的铁路旅行造成的效应之一,是“时间与空间的湮灭”。这个概念是基于新的运输方式所能达到的速度。某一空间距离,以往需要一段固定的旅行时间才能走完,突然之间,就只需要这段时间的一部分便可以走完了;换句话说,在相同的时间里,一个人能走的空间距离比原来多了好几倍。用交通经济学的术语说,这意味着空间的收缩,正如拉德纳在其《铁道经济》中所说:“距离的实际消失,与个体移动的速度正好成比例。”
在英格兰,早期铁道的平均旅速是每小时20—30英里,接近以前公共马车能达到速度的三倍。这样一来,任何一段距离只需要常用时间的三分之一就能走完:距离就好像缩短成了以前长度的三分之一。在19世纪早期的作品中,时间的缩短主要是用空间的收缩来表达的。1839年发表在《季评》上的一篇文章说,“迄今为止,空间和距离似乎都还在分割着全球不同的国家,不可改变,这空间与距离却在逐渐消灭,几乎接近最后的灭绝”,然后:
举个例子,即便铁路还是保持现在这种慢吞吞的旅速,也会立刻在整个英格兰建立起来,打个比方来说,这个国家的所有人口立刻全体前进,挪动他们的椅子,凑近大都市的炉火,比现在要花的时间少了三分之二;人与人之间也坐得近了,比现在分隔他们的时间短了三分之二。如果这个速度能够有效加快,这样一个过程还会反复出现;我们的港口、码头、城镇,以及我们的全体乡村人口,相互之间不仅会更近三分之二,也能以同样的比例凑近国家的壁炉。既然距离已经被消灭了,我们这个国家的表层,就会像已经发生的那样继续收缩,直到变得和一座宏大的城市规模相仿。
康斯坦丁·佩克尔是圣西门学派的经济学家,他的《社会经济学》(Economie sociale)曾于1838年获得法兰西学会的奖项。他在著作中,将时间收缩的图景视为一种空间图景,以一种更为夸张的表相呈现。在他看来,运输空间在时间上的收缩,在法国是一门新地理学,就像以前一样,是一门基于新的速度条件的地理学、一门浓缩的地理学。法国的城市彼此之间相互靠近,同时也朝着巴黎前进。本章的题记就列举了这种位置上的变化,佩克尔总结说,现在已经有可能看见“这个新法国,正好能放进老法兰西岛或者同样大小的什么空间里”。
运输距离的缩短,似乎创造了一门新的、缩减的地理学。尽管新的运输模式将点与点连接了起来,但并没真正改变其间空间的大小。《季评》中的文章在描述了这一收缩过程后说:“有了这样一种奇迹,每个人的领域,都不只在以前所在的地方,但又和以前一样大。”佩克尔用更夸张的笔法表达了同样的意思:法国运输地理的收缩,将法国真实的地理浓缩在其中了:“每一寸地面、地面上的每一块土地,还都没受影响;村庄里的每一座房舍、村庄本身,以及城镇,也是如此;每一片中间有村庄坐落的领土,都属于外省;在想象的地图上,所有这些,最后都会被再生产,被缩减到无限小!无论是卢浮宫、蓬图瓦兹、沙特尔,还是阿尔帕容,等等,很明显,它们都只会迷失在巴黎的街道上,或者是巴黎的郊区。”
法国的城镇会被纳入巴黎的街道这种观念,证明空间关系被铁路火车的速度所改变并不只是一个缩小空间的过程,更是一个二元的过程:空间既缩小了,也扩大了。这一过程的辩证法指出,空间的缩小(其实是运输时间的缩短),通过把新的区域合并到运输网中来,实现了运输空间的扩展。就像《季评》中所描述的那样,国家收缩成一座大都市,反过来也就是都市的扩展:通过建立运输线路,通往更遥远的地区,大都市就能把整个国家都合并进去。这样一来,郊区的时代,以前被农村包围的城市现在向着周围的农村变形繁殖的时代,由铁路所开启。1851年,拉德纳这样写道:
对于人们而言,他们在首都的市中心做生意,却和他们的家人一起住在离市中心15—20英里远的地方,现在并不奇怪。不过,他们还是能一早就到他们各自的商店、账房或者办公室,傍晚也能在通常的时间便捷地回家。因此,在大都会周边各个方向,只要是铁路延伸到的地方,就会成片地建起居住区,以前的伦敦居民有相当一部分被疏散到了这些居住区里。
铁路消灭了旧有的空间与时间的观念,与新空间被纳入运输网中所引发的空间扩展无关。传统的空间—时间连续体,是旧式运输技术的特点,在人们的体验中它正在被消灭。这种最初嵌入自然之中的技术,在与其所穿越的空间的拟态关系中,使旅行者能够将空间感知为一个有生命的实体。柏格森(H.Bergson)所说的绵延(durée,即duration,也就是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路上所花的时间)并不是一种客观的数学单位,而是对于空间—时间的一种主观感受。这种感受要依赖运输技术,也就证明了涂尔干的观点,即一个社会的空间—时间感,是其社会节奏及其领域的函数。欧文·斯特劳斯(ErwinStraus)在讨论有关距离的心理学时说道:
“起决定作用的并不是能在客观上度量的距离,而是这种距离与潜在可能性之间的关系。”运输技术是潜在可能性的物质基础,同样也是旅行者空间—时间感知的物质基础。如果在某个社会文化的空间—时间连续体中,某个必要部分发生了变化,那就会影响到整个结构;我们对于空间—时间的感知,也同样会失去惯常的方向。循着涂尔干的思路,索罗金(PitrimA.Sorokin)也区分了社会文化意义上和物理数学意义上的空间—时间概念,进而说明了当社会文化中习惯性的度量时间的方式,突然被一种纯粹的数学性度量所取代时,可能产生怎样的效果:“如果我们要用一种纯粹的量化时间来取代社会文化的时间,时间就被夺去了生命。它失去了其实体,我们也会发现,我们要努力适应这个时间进程,要搞清楚‘我们在哪儿’,其他社会现象都在‘时间之桥’上的什么地方,都将变得极其困难。”
因此,必须把铁路消灭了旧有的空间与时间这种观点,视为由某种特定的运输技术所塑造的感知力,在突然发现这种技术已经被一种全新的技术取代时所做出的反应。与始生代技术的空间—时间关系相比,由铁路所制造出来的空间—时间关系,似乎更为抽象、更为令人迷惑,因为铁路实现了牛顿力学,这就否定了始生代交通技术的所有特征;铁路并没有像马车和公路那样,将自己嵌入景观的空间之中,而似乎是穿了过去。
海因里希·海涅注意到了传统的空间—时间意识在面对新技术时所感受到的那种迷失;1843年,正是在巴黎到鲁昂和奥尔良的铁路开通的时候,他写出了“惊人的预兆,就像在一个巨大的、闻所未闻的、后果也无法估量的事件正到来时,我们常有的那种感受”这样的语句,他还把铁路称为一项“如有神助的事件”,堪比火药和印刷机的发明,它“让人类转到了一个新的方向,也改变了生活的颜色和形状”。海涅继续写道:
在我们看待事物的方式上,在我们的观念里,现在一定会发生变化的!甚至最基本的时间与空间的概念,都开始摇动起来。空间被铁道杀掉了,我们只能感觉到时间。......现在你要去奥尔良,只需要四个半小时,去鲁昂的时间也差不多。那就来想象一下,当去比利时和德国的线路建成,并将这两条铁道连接起来,会发生什么吧!我觉得所有国家的山川森林,似乎都在向巴黎进发。就是现在,我都能闻到德国椴树的气息,北海的骇浪就在我的门口咆哮。
现在,我们已经说明了同一个过程的两个相互矛盾的方面:一方面,铁路打开了新的空间,而这些空间以前是不那么容易到达的;另一方面,这个过程又是通过破坏空间,也就是点与点之间的空间来实现的。这个中间物,或者说旅行空间,过去在使用低速的、劳动密集型的始生代交通技术时,是可以慢慢“欣赏”的,在铁路上却消失了。铁路只知道出发地、目的地这样的点。1840年一位法国作家说,“它们(铁道)所服务的,只是出发点、中间站,以及终点站,点与点之间的距离往往都很远”,“对于中间的空间,铁道就没什么用了,它们不过是带着鄙夷穿过,只留下一种毫无用处的奇观”。
点与点之间的空间,也就是传统的旅行空间被摧毁了,那些点移动来彼此紧紧靠在一起,甚至可以说它们碰撞到了一起。它们丧失了旧式的地方认同感,而在以前,地方认同感是由点与点之间的空间决定的。空间距离所制造的不同地方的孤立,过去正是它们认同的本质,也是自信又自满的个体性的本质。海涅关于北海冲刷着他家门口台阶(巴黎)的想象,就带有那种“惊人的预兆”,因为巴黎和北海这两个地方仍然呈现出相互孤立的状态,是“分离的世界”,所以它们要碰撞在一起似乎难以理解。三十年之后,当一张联通的铁道线路网把整个欧洲都连接起来的时候,这种意识便不再具有现实性。不管地理距离何其遥远,铁道都使得区域变得似乎很近,也似乎很容易抵达。海涅之后的一代人,也就是更有特权的巴黎居民,就可实现在几个小时的时间里让自己被运送到离他们的城市很远很远的地区,就像海涅的北海一样。地中海的沿岸并没有扩展到巴黎人的门槛底下,但到地中海却比以前快得多了,对于旅行的体验也因而完全不同。冬天搬到南方去的巴黎人,看见的只有蓝天和大海。《最后时尚》(La Dernière Mode)是马拉梅(Stéphane Mallarmé)编的一本期刊,在1874—1875年冬季的那一期里,他写道,他们是“平静而又自私的人,对于旅途中看不见的景观,他们漠不关心。他们的愿望,只是要离开巴黎,去那些天空澄澈的地方”。他们不再是旅行者,而是拉斯金(John Ruskin)所说的人包裹(human parcels),他们通过铁道,把自己派送到目的地去,到达就像离开,与他们穿越的空间无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