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被指性侵 公益人士雷闯称愿担刑责）
2015年7月，雷闯（右一）、赵欣（右二）参加“益行去北京”徒步活动。图/微博截图
7月23日，赵欣（化名）爆料称三年前被知名公益人士雷闯性侵。对此雷闯回应，承认文中事实，愿承担相关刑事责任，正考虑自首。他还称两人是恋人关系，赵欣则表示否认，并提到保留对雷闯相关言行进行法律追诉的权利。
另据媒体报道，北京市公安局新闻中心表示，警方已注意到网上关于雷闯涉嫌性侵的情况，目前正在核实。
“乙肝斗士”被指性侵
雷闯是全国首位拿到从事食品行业健康证的乙肝病毒携带者，后发起乙肝互助公益组织“亿友公益”并成为法人代表，被称为“乙肝斗士”。
赵欣提到，2015年7月28日，她20岁生日时，报名参加“益行去北京”的徒步活动，随后几天一直与雷闯同行，到北京后遭受性侵。今年7月“又得知还有其他的受害者，我如果不做点什么，还有更多受害者出现。”
雷闯于7月23日在朋友圈回应称“承认文章中的事实”，并致歉。“我必须受到惩罚，我想已经触犯《刑法》，愿意承担相关刑事责任，在考虑向警方自首。”他还提到，将不再担任现机构(亿友公益)负责人。此外“对于我的其他类似行为，同样沉痛和后悔莫及，并愿意承担一切责任。”
当天下午，雷闯发给新京报记者的一份情况说明中提到，自己与赵欣徒步去北京时相识。在徒步后期对赵欣产生好感，也有一些主动表示好感的举动，抵达北京只开了一个房间，第二晚“发生了关系”。
雷闯称是恋人 女方否认
雷闯自称，此后认为两人是恋人关系，活动结束各自回到所在城市后还经常打电话。之后两人还在重庆、杭州相聚旅游，随后联系少了就分开。他说：“不管道德上还是法律上，既然对当事人产生很大的伤害，愿承担各方面的责任。”
对此赵欣则表示，二人不存在恋人关系。她还提到，正在考虑向公安机关报案，通过法律途径维权。其保留对雷闯相关言行进行法律追诉的权利，包括刑事侵害与民事诽谤的部分。
此外，24日，亿友公益发声明称，即日起撤销雷闯负责人的职务，法定代表人的变更将按章程进行。亿友公益将进行内部反思检讨，开展员工性别意识培训，目前对外暂停工作一周；出台机构反性骚扰规则，并会将肝炎公益事业继续做下去。
观点
专家：熟人性侵案有上升趋势
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钟兰安介绍，性侵是指加害者以威胁、权力、暴力、金钱或甜言蜜语，引诱胁迫他人与其发生性关系，或在性方面造成对受害人的伤害的行为。是否强烈反抗不是构成性侵害的标志，主要看是否违背被害人的意志。
目前性侵害定罪难在于收集证据困难——很难收集和固定性行为是违背受害人意志的证据。若雷闯性侵行为属实，则其涉嫌构成强奸罪，应当承担三年以上甚至十年以上刑期。他表示，“即使此事已过去三年，女生仍可以报案，追究相关当事人的法律责任。”
“如果赵欣所说属实，两人认识且彼此有信任关系，那本案就属于典型的约会强奸，也称熟人强奸，是加害人利用女生不好意思反抗的心理实施强奸行为，这类案例非常多。”钟兰安律师建议，女生受到性侵害应当在保证安全的情况下立即报案，外出时最好结伴而行，在外过夜确保安全，不与异性共处一室。
女性议题专家李思磐也提到，北京和深圳检察院的一些官方数据显示，熟人性侵案件有上升趋势。
她分析，按照赵欣的说法，面对公益团队的领导者、公益运动“明星”，可能有两种心理情况：一是人和人之间留个面子，一是让比较崇敬的人马上面临刑罚，“这对年轻的学生是个很难做出的决定。”
“以前我们都说要有反抗行为才算性侵，但是比较完善的规定应该是，没有积极同意就是性侵。”李思磐解释，在双方有不对等的权力下，受害人处于“精神上得罪不起”状态，没有说“不”不代表就愿意发生性关系。
对话
爆料女生：希望此事引发关注 他不值得被信任
昨日下午，昌平某老旧楼房内，当事人赵欣向新京报记者详细讲述了她与雷闯相识及发生关系的情况。她表示，自己在非自愿的情况下发生关系，时隔3年后才发声是因为得知还有类似情况存在，希望建立行业内的反性侵机制。
“对主动示好有拒绝”
新京报：你是如何参与到徒步活动的？
赵欣：2015年“亿友公益”来学校宣讲“益行去北京”的五百公里徒步活动，我那时刚过完20岁生日，想做一件有意义的事，就以志愿者的身份报名参加了。
新京报：雷闯在徒步途中对你主动示好？
赵欣：那次徒步是我们第一次见面，前两天没怎么讲话。队伍中大多是情侣，只有我一个单身女性，他就开始对我亲近。
新京报：亲近表现在哪些方面？
赵欣：第一次单独在一起，是因为到了新地方我想去买特产寄给爸妈，他说跟我一起，还一直看我写的内容，说我像个小孩子。
徒步过程中，我走得最快，会一段时间停下来休息半小时等后面的人，雷闯就提出来等他一起走。他说经常请大家吃饭，对我也是当小妹妹看待，但有时我觉得他太热情太肉麻了。
新京报：太肉麻指的是？
赵欣：他单独请我吃过一两次饭，到景区还叫我一起去。他买冰淇淋喂我吃，我扭头躲开；他还会把葡萄剥好皮喂我，我说自己来。他声明中说主动示好我没有明确拒绝，难道这些不是拒绝吗？
“当时没有剧烈反抗”
新京报：事发时你们为何会单独出行？
赵欣：快到北京时，雷闯说收到消息，进京最多3人成行。他安排了我和一个男生和他一起，但人因为体力消耗太大没跟上来。到北京后，雷闯让我在外面等，他去开房，我以为是两间，因为沿路我一直是和女生睡，就算条件不好需要男女混住，也是一间房子四五张床。
新京报：他当时开了间大床房？
赵欣：对，打开门看见是大床房，我就站在门口问，他说北京房费很贵，做公益的人经常男女混住，他可以睡地上，我就不好说什么。一路上他塑造的是个痴情于出国前女友的形象，我想着不会有什么事。
晚上，他突然一手关了灯，一手大力搂抱住我，我就说还没发生过性行为，他就停了。
后来他开始脱我的衣服，我说不行，只能想到没有避孕套的托词，但他马上拿出一个，事情就发生了。
新京报：你有没有剧烈反抗？
赵欣：没有，我还没有反应过来。在之前认知里，他是公益领袖，对于肝炎公益圈是有特别象征意义的。在接触后也觉得他很热情，其他人也评价他内心很强大。
一路上我受他指导、安排，我们一直处于权力不对等的关系，我也是通过这个圈子认识到女权主义者、残障公益人士，所以事情发生后，我内心隐约知道这不对，但一直在说服自己这是正确的，因为想着否定了他，就推翻了我对这个圈子的认知。
“我们不是恋人关系”
新京报：后来你们还保持了关系吗？
赵欣：对，我不愿意承认是受害者，一直在说服自己这是正常的，但非常痛苦。其实加上徒步那次，我们一共只见过三面。第二次是我让他不要再联系，他说要见面谈，我当时离重庆很近，他给我买票见了面。第三次我在杭州谈工作，他也在，让我面谈。他声明中说我们到重庆和杭州旅游，也是指的这两次。
新京报：你否认和雷闯是恋人关系？
赵欣：不是恋人关系，我们从来没说过这个字眼。他一直发短信给我，我不经常回；他还会寄东西到学校，我都拒收，有次朋友帮忙签收，我打开看到是口红，上面还刻着我的名字。
新京报：什么时候你确认自己是受害者？
赵欣：2016年5月初，我和雷闯的一个朋友见面，得知还有其他类似情况存在，那时确认自己是个受害者。
新京报：为什么事发3年后才说出来？
赵欣：因为我知道还有更多的受害者存在。以前不说，因为怕这事波及到公益圈，筹款之类的活动没办法继续进行。今年6月27日，遇上以前雷闯的同事，他说还有几个人和我有同样遭遇。
新京报：你的诉求是什么？
赵欣：他现在再做任何事都没办法弥补对我的伤害。我希望这件事能引起关注，建立一个行业内的反性侵机制，让以后有同样遭遇的女生有地方去诉说、维权，而不是像我一样只能通过朋友圈来呐喊。
7月23日，一封指控知名公益人雷闯性侵的长文在社交平台流传，文章作者自称为受害人。23日中午，记者看到雷闯在朋友圈发布回应，表示承认文章事实，“虽然有一些前因后果，但是任何因素都不是我可以推脱责任的理由。”雷闯回应记者，不会逃避这件事。7月24日，北京警方在接受现代快报记者采访时称，正在核实此事。律师表示，针对目前的情况，警方应当介入调查处理此事。
本文来源：新京报
作者：张彤 陈晓蓓
责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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