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年份茅台、高档红酒，贪官们为啥大多好这口？）
62岁的苏利冕站在被告席上，忏悔自己自食其果、咎由自取。这位浙江省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原副主任、市总工会原主席，因涉嫌受贿900余万元于近日受审。
虽然涉案金额算不上惊人，但苏立冕的绰号却让人过而难忘——"拉菲苏"是当地干部群众送给苏利冕的绰号。因他穿衣讲名牌、吃喝讲排场，尤其对拉菲红酒情有独钟，不仅家中藏酒数百瓶，更自称“一口就能尝出年份”。
这位曾吃过草根树皮的“苦出身”官员，如何被享乐主义、奢靡之风击倒？一瓶酒看似事小，却折射出作风之变。
他是出了名的重享乐、胆子大、爱张扬
43年前，刚分配到浙江省慈溪县逍林供销分社百货部的苏利冕很“拼”，工作没有休息日，吃住都在单位。一年半后，21岁的他就成为岗位技术能手并出任百货部一部门领导。
1977年正月，一艘载着单位货物的货船在码头沉没了，他不顾刺骨严寒，第一个跳下水去打捞货物。“水里结着冰碴子，那时候真是一心只想着工作。”由此起步，他在仕途不断进步，历任余姚市长、宁波副市长等职。
今年6月27日，舟山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宣判:苏利冕犯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七年六个月，并处罚金人民币三十万元。
当天正是苏利冕62岁生日，当地惯例，在人大和政协工作的正厅(局)级干部，一般都在这个年龄退休，然而这对苏利冕来说已成了奢望。
“自己就是从收取小额礼金礼卡开始，逐渐到贵重物品，甚至巨额财物，最终走上了犯罪道路。”苏利冕回忆，自己在慈溪、余姚工作时，还比较谨慎，多次拒绝一些巨额礼品礼金。但当对仕途不再抱有期望时，他彻底放纵了自我，“我没吃拿卡要，他们主动给，我也愿意拿，两厢情愿”。
2007年5月，51岁的苏利冕走上了宁波市副市长的岗位，“算算时间，政治前途很清楚了，更应该抓住时间潇洒人生，该享乐就享乐，该吃喝就吃喝，吃点拿点是小毛病，不必较真。”
苏利冕收受大额钱款的行为多数发生在这一时间点后，以卖房为幌子收受一老板168万余元、收受手表及家具等价值152万余元的财物，以及价值90余万元的白玉壶、160余万元的清乾隆茶叶末釉六方贯耳瓶等古董。
5年之后，苏利冕出任宁波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仕途到了“最后一站”，苏立冕行事更加肆无忌惮，严重损毁了党员领导干部的形象。在当地，“拉菲苏”是出了名的重享乐、胆子大、爱张扬。
他不仅喜欢吃喝，且以“食不厌精，脍不厌细”自我标榜，常在酒局饭桌上对红酒、菜色品头论足，“让请客的老板们下不来台”；他注重个人享受，追求名牌，家中衣柜挂满了名牌服饰；几十万元的名表他敢收也敢戴，而且“敢变换着款式戴”，引得干部群众议论纷纷；他还有多位“女友”，公然“成双入对”出席各种场合，造成了恶劣的社会影响。
2012年，中央八项规定出台后，苏利冕也喊过“领导干部要严以律己”的口号。然而，老板、部下送来的礼金礼卡，他还是照常收下；规定工作时不能喝酒，他还是会在小范围里经常喝；身兼市总工会主席，他还违反规定，指示下属在接待时违规准备酒水招待客人，改头换面以农副产品、当地名优特产的名义公款送礼……
从案例中不难看出，享乐主义在苏利冕的心中早就如野草般疯长，他已经找不回38年前入党宣誓时的那份初心，他也终将付出代价。
“社会上流行什么，自己就跟什么、玩什么”
2017年4月18日，《中国纪检监察报》刊发评论文章《不守规矩 何谈高雅》，该文历数贪官8种装高雅的套路——入会所、打高尔夫、跳华尔兹、养宠物、品拉菲、抽雪茄、玩玉石、喝年份茅台。
上海市检察院原检察长陈旭在忏悔书中自曝，“社会上流行什么，自己就跟什么、玩什么。喝酒要喝茅台的，还要喝得出年份；红酒要喝法国三大酒庄的，还要品得出牌子。有人说我是‘老克勒’（上海话，即有点年纪、生活有情调的人），我还引以为荣。”
重庆市武隆区政协原主席张晓江喝酒只喝茅台，抽烟只抽中华，衣服非名牌不穿，相机非高档不玩，连家里洗锅洗碗都全部用矿泉水，还违规占用4辆公车。他长期在滨江新城管委会职工食堂宴请亲朋好友，专门聘请厨师制作他喜欢吃的一种面点，一年公款消费红酒30余万元。
贪官爱喝茅台，更爱别人送他们茅台。今天中纪委网站刚刚披露的案例中，长春市中级人民法院院长张德友除了收受巨额财物，收受的年份茅台酒就多达几十箱，价值上百万元。
剖析这些贪官的心理，或许能够弄清楚他们为何对高档红酒和茅台如此“痴迷”。
其一是补偿心理。张晓江出身贫寒，早年生活经历坎坷，一粒米饭掉桌子上也要捡起来吃掉，后来当上乡村代课教师，在组织的关心培养下，成为一名国家干部。
张晓江落马后说：“眼看身边的非公务员朋友通过经商，日子过得比我红火得多，但是他们的知识以及能力都在我之下，我心理不平衡，内心开始产生对金钱的迷恋。”背叛宗旨、丧失信念，他开始了纸醉金迷的生活，最终被依法处理。
其二是从众心理。“中国历来就是个人情社会，酒该喝还得喝。”这是河北省委原书记周本顺对公款大吃大喝的说辞。
安徽省原副省长倪发科说得更具体：“我把社会不正之风误认为是普遍潜规则，吃一点、喝一点、摆弄些字画、玩点石头等，在我这个职级层面上也没少见，思想麻痹、放松了警觉。”他们的“从众心理”，背后则是享乐主义、官僚主义上身。
其三是侥幸心理。吉林省原副省长谷春立说，“公款吃喝是为了工作更融洽”。有的人认为“退赃了就没事”，或自诩劳苦功高，能瞒天过海，逃过党纪国法惩处，甚至营造一套逻辑来麻痹自己。
其四是天花板心理。与过去常提的“59岁现象”类似，许多退休后被查的官员都有此心态，即自认“升迁无望，转入钱程”，自称“大把年纪歇歇脚，转向享福乐逍遥”。
王三运到甘肃后“开始为退休后打算”也是活生生的例子——从此，他和老板打得更加火热，将中央多项重要指示消极应付。
其五是攀比心理。曾任云南省委书记的白恩培出镜《永远在路上》讲的“心里话”，反映的就是典型的攀比心理：和同事比，见不得别人职位高；和商人比，想像他们一样有钱任性：“他们住豪华的房子，坐豪华的车，个人还买私人飞机。（我）也追求像他们一样的生活，这思想就变了。”
值得注意的是，有的落马高官，甚至是几种错误心态叠加。如广州市委原书记万庆良，其搞腐败就有攀比、侥幸、补偿等心理在作祟。
从这些惨痛的案例中可以看出，“思想上松一寸，行动上就会散一尺”。从清廉走向贪腐，往往就在受到刺激、心理失衡的一念之间。
在各种名利声色、“糖衣炮弹”的诱惑不断出现的情况下，作为共产党员要保持政治定力，正三观、强党性，树立宗旨意识和共产主义信仰，筑牢思想防线的极端重要性。
另一方面，通过暴露这些“心病”和具体症状，加以正确引导、也有助于我们加强教育和防范，从制度方面堵塞漏洞。及时掌握党员干部思想动摇、心态失衡等情况，加强日常提醒防范，以及顺藤摸瓜发现其违纪线索，都是在防微杜渐、加强监督，构筑完善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体系。
本文来源：上观新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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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亚萍_NN9005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