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5月2日，康有为主张变法的“万言书”被送到督察院，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公车上书”。
为何要叫“公车上书”？
难道是“坐着公交车递上万言书”么？
解释“公车上书”这个词，首先要说一说何为“公车”。
汉朝时，很多地方用公家的车马，递送应征入京的士人，后来，人们就用“公车”作为举人入京应试的代称。
1895年4月，清政府向日本求和，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这激起了全国人民的反对。
正在北京参加会试的广东、湖南、湖北三省举人，首先上书清政府，请求拒绝批准条约。
其他各省举人也都闻风而动，纷纷到都察院上书。都察院门前人群纷集，议论沸腾，反对《马关条约》的声浪传遍京师。
正因如此，广东举人康有为，看到广大知识分子的爱国热情，认为“士气可用”，乃命其弟子梁启超奔走联络，集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位于今宣武门外达智桥，见下图），研讨共同联名上书。
康有为以一昼两夜时间，起草了一份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万言书”，参加签名者达一千二百余人。他在“万言书”中提出了迁都、变法、拒和的主张，三者以变法为要，并强调指出：“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1895年5月2日，“万言书”被投递到都察院。由于是起因于举人的爱国热情，后由康有为起草万言书，因此就称为“公车上书”。这次上书，虽因都察院拒绝呈递，而无法上达给光绪皇帝，但在清代历史中，作为一次士人联合大请愿则是没有前例的，对推动以后的变法运动起了重要作用。
清代督察院
也有一种说法，其实康有为并未将万言书递送到都察院，这在《公车上书记》中有详细交代，都察院很冤枉地背了这口黑锅。其实，都察院非但没有拒收万言书之事，反而是在1895年的上书大潮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
事实上，康有为是否递交万言书，这并不重要，历史上讲的是“公车上书”，又不是“康有为上书”。就在1895年的二月至四月间，反对和谈的奏折、电报多达150余次，参与人数超过2000余人次。各地的官员、举人们，不约而同举行了热情高涨的爱国上书活动。
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公车上书”，其实是两个，一个是由在京官员和高层发动，各省举人参加的上书活动；另一个，则是以康有为起草万言书为核心的“维新派登上政治舞台”的上书。
本文来源：团结出版社文化频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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