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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节"被夺:清官李秉衡的悲剧人生

2018-07-12 11:22:04 来源: 团结报文史e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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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节被夺:清官李秉衡的悲剧人生

李秉衡

鸦片战争以降,一批晚清的官员与读书人逐渐看到一个千疮百孔的清帝国步履维艰,他们倡导“经世致用”,他们从自身所受的儒家传统教育中寻找济世的方案,所以他们关注于漕运、盐政等,认为这些问题是济世的钥匙。其中晚清名臣李秉衡(1830-1900)算是其中的一位,若按二十四史的写法,他能被归入循吏,能算百姓心中的清官。他虽然不是进士出身,由太学生报捐知县,但在历任州县期间,他为官廉正,时称“北直廉吏第一”。他所关注的,也是厚厚的二十四史中的清官们一贯关注的领域。

李秉衡不仅在生活中一直躬行节俭的原则,在为官时也处处勤俭持政,精简机构,反对大兴土木。在1896年朝廷要修整圆明园等处时,他上折说:“今天下财力竭矣,借款至二三万万之多,摊还至数十年之后。此时刻意撙节,如沃焦釜,捧漏卮,忧惧不及,安所得艰难之帑项作不急之工程?譬犹久病之人元气虚弱,培养之不暇,其可纵嗜欲以耗之也哉!”直言进谏奋不顾己,这一点,有几成的官员能做到?他不光勤俭持政,还很注意赈灾恤民。他历任知县、知州、知府、按察使、巡抚等地方官,从许多奏折、方志中,我们都可以看到李秉衡赈灾救济的事迹,他甚至还能注意到战争造成的救济的需要。宁津县岁贡生于春华在《李公德政碑记》中写道“民之望公如望岁焉,如望慈父母焉”,他达到了成为百姓心目中的爱民如子的父母官的目标。这与其胸中儒家的“仁”是一致的。成为爱民如子的清官,这一点,在晚清有几成官员能做到?

忠节被夺:清官李秉衡的悲剧人生

李秉衡故居

李秉衡在1894-1897年的山东巡抚任上对漕运与治黄倾注了大量的心力,效果也十分显著。这是清代山东巡抚因为地缘关系必须关注的两件牵动国家的大事业,而李秉衡这方面的工作特别突出。他经常前往治黄第一线,几乎每次都要吃住在工地几个月,这在历任山东巡抚中极为罕见。所以在他任职山东期间,黄河无大的水患发生。而继任的张汝梅在1898年任职期间就发生了特大黄河洪灾,恰恰因为张汝梅对治黄没有足够的重视,整个夏天没去堤坝一次。

由于深受儒家传统思想的影响,李秉衡还特别注重整饬吏治、举荐人才。他认为“天下之治乱,视乎百姓之安危;百姓之安危,视乎守令之贤否”,所以他对“吏治之举废,人品之清浊,无不随时考察”。在他的努力下,其治下吏治较为清明。这在潜规则横行的官场里,有几成官员能做到?

假使他不生在晚清而是其他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他都是一个没有争议的清官,在人治为社会需要的历史阶段中,他绝对能做出无愧天地的事业。可惜时代变了,中国正在经历一场“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他的某些坚守恰恰成为自身悲剧的种子。

忠节被夺:清官李秉衡的悲剧人生

李秉衡故居

李秉衡与义和团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首先,义和团在山东的发展与李秉衡的纵容有关。甲午战争爆发后,李秉衡就被起用为山东巡抚。他一直坚持传统的排外态度,使义和团势力迅速发展,后来终因巨野教案中德国的压力而被罢职。其次,在义和团势力迅速扩大之后,他在求战与求和的统治集团内部斗争中,毫不犹豫地主张“义民可用”。当时,湖北巡抚于荫霖两次建议朝廷起用李秉衡,称其于直隶、山东做官时,深得两省民心,为众人所佩服。于荫霖认为皇太后、皇上应“电招李秉衡迅速入都,畀以帮办武卫军事权,必于大局有补,不胜悚迫”。可见许多人都希望李秉衡出来收拾残局,因为他的卓著政绩,因为他在中法战争中的出色表现。于是他作为排外的顽固派中最优秀的一员被委任督师京津,直接与外国军队作战,保卫首都。当他“出京之日,人见其以红布幂首,短衣红带,一如大师兄装束”,是怎样的迷信义和团并且信心百倍,难道装神弄鬼真的能打败西洋的先进文明?当他见败局已定,怀着“宁为国而捐躯,勿临死而缩手”的信念饮金而死时,又是怎样的悲哀,难道支持义和团真的是能成功救国的救国之方吗?与义和团并肩对抗八国联军失败后的自杀真的能算是“为国捐躯”吗?

李秉衡的这种结局,并非造化弄人,却是缘于自身。他在太多地方显示着保守顽固的本色。他力阻近代工矿交通事业,极力反对文教方面的西学。他对漕运上心,竟然是为了不用新式的铁路来取代运河。开矿、铁路影响风水,“改驿归邮”能够节约费用他也表示大大的反对,乃至于还要反对纸币。他还崇拜“西学中源”说,认为,“夫中国之所以维持于不敝者,以有圣人之教耳。自尧、舜、汤、文以至孔、孟,所以范围天地,曲成万物,正人心而厚风俗,非此莫由”,“臣恐天下之患不在夷狄,而在奸民,不在贫弱,而在乱臣贼子,其祸有不可胜言者矣!”可见他完全不明白现实形势,也不去观察,只是从古书中找原因。仅仅节俭就能挽救日落西山的清帝国吗?难道不走改革办洋务的现代化之路中国能走向独立富强?

忠节被夺:清官李秉衡的悲剧人生

李秉衡故居室内陈设

在外交上,他在中法战争中有极大的功勋,是“夺取镇南关到谅山大捷的奠基人”,在甲午中日战争中也发挥了自己的作用(对于李秉衡在甲午战争中的功过,学界尚有争论)。但是他完全不觉得军事只是一种手段,在处理各个教案上,在参与中法勘界中,在反对《马关条约》时,总带着一种不知来自何处的自大与不分青红皂白的仇恨。从泰安教案、新泰教案、兖州教案、兰山教案到巨野教案,李秉衡本欲通过反教来压制并驱除山东的洋教势力,结果一次次地并没有消灭教会的势力,反而在巨野教案中差点酿成德国侵华占胶澳的口实。巨野教案后,德方要求“山东巡抚李秉衡革职,永不叙用”。一番讨价还价之后,终于删去了“永不叙用”。本已被擢升为四川总督的李秉衡,正在山东等待交卸,结果连降两级,日后不准再莅大员之任。

凡此种种,都向我们展示着李秉衡的性格。一方面,他是个好人。他生活俭朴,衣着朴素,长年不修官宅,住在草房里;他性格刚正,在冀州任上,“部吏挟案例求金,悍甚。公笞之,百吏逃归”,逃回的官吏对李秉衡进行了诬告,尽管李鸿章为李秉衡求情,李秉衡还是受到了处罚;他爱民如子,他总是注意赈灾,不让老百姓没法生存。另一方面,他又那么保守。他恪守着“天朝上国”的世界观,他曾说“定中外之大防,勿任用夷变夏之术”,可惜已经防不住了;他用道德评判一切,生活在礼教之中,将“奸民”看作亡国之因,把洋务派看作“奸”,顽固派当然是爱国的,没有人比他们更爱国,可惜这种“爱”对清帝国没有丝毫的好处;他总是认为尧舜之治是最美好的政治,提出“法制未可轻变”,“法祖宗之成宪,严察辨言乱政之非”,“不必侈言变法”,这种路子早已被历史所证明不可行。

当李秉衡1900年兵败通州饮金自尽时,不知他是否意识到自己的梦与路实际只是泡沫,一点也不可行?是否意识到义和团的“神兵神将”绝对打不过洋人呢?或许没有,或许只是感叹“天亡我也,非战之罪也”。李秉衡最大的悲哀就在于中法战争中取得了不小的胜利,所以他总是觉得,自己所使用的方案是能战胜西方的,许多顽固派官员也认为李秉衡既然取得过胜利,所以用他的方法是能战胜西方的。可惜,最后的惨败与最高领导人慈禧太后的匆忙逃窜证明他们的想法错了,李秉衡的自杀和顽固派们被惨烈打压证明他们的想法错了,《辛丑条约》让每位中国人赔一两的4.5亿两赔款证明他们的想法错了。

庚子之乱之后,顽固派们被杀及处置的较多,从此一蹶不振,李秉衡就是其中一位。在他死后,朝廷优诏赐恤,谥号“忠节”,但是不久之后,就在列强的重压下,将其撤职,并追夺其恤典。“忠节”,其实很恰当,他忠于大清,且为了守节自杀。但最后被夺走的,其实不光是谥号,许多人在这么一场闹剧之后也逐渐对大清帝国丧失了信心,因为“忠节”的李秉衡的谥号都被夺走了。可是,这种“忠节”,真的不是当时的清帝国最需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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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京昴 本文来源:团结报文史e家 作者:谷卓 责任编辑:吴京昴_NN93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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