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南非通史》，作者：郑家馨，出版社：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
歇斯底里的“种族隔离”（所谓“微型隔离”）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在约翰内斯堡、开普敦、比勒陀利亚、德班等大城市都可以见到十分现代化的城市外貌：高耸的豪华的写字楼、五光十色琳琅满目的广告牌、四通八达的整洁的街道、新式的双层电车、美丽的街心公园、6平方英里面积内拥有8万辆汽车……这一切都像表面薄薄地镀着一层金的假面。可在城市管理上却充斥着严酷的种族隔离的规则，形成极不协调的、令外国游客心寒的对照：占南非人口67.4%的非洲黑人居民却过着丧失人类尊严的、极端屈辱的生活。
在到处是公园的城市里，公园和动物园里的长椅上写着“only for white”，黑人不能坐在仅为欧洲人准备的长椅上。黑人一般不准乘用快速的公交车，也不准乘用写字楼或其他地方的电梯。在大城市的白人区，黑人不能使用白人厕所，却又极少有给黑人准备的公共厕所。约翰内斯堡城市中心的剧院、电影院和公共图书馆均不准黑人进入。在大饭店和大旅馆内，肤色区别极为明显：门警、看门人、领班侍者、侍女都是白种人；侍者是印度人、侍役是有色人；开电梯的可以是黑人。但黑人作为顾客不得进入这些星级饭店。
交通工具方面的隔离既严格却又很混乱：在约翰内斯堡有专门为白种人乘坐的和专为黑人乘坐的两种出租车。白种人乘坐的公共汽车只许白人上；黑人乘坐的公共汽车只载黑人。印度人和有色人可以坐在白种人公共汽车的车顶上，或者坐在靠后面的座位上。在居民区，等候公共汽车的白人可以在有遮盖的亭子里候车、躲雨；而在同一车站，黑人却只能在雨中站队候车。在开普敦郊区，火车也实行隔离。伊丽莎白港的公共汽车里实行三重隔离：白人、有色人、黑人。黑人不许进入列车餐车。在民航飞机上，座位上的坐垫套和座背上部靠头的白布，如果已被非洲人或印度人用过，必须与白人用过的垫套和白布分开洗涤或干洗。
在马兰政府上台以后，银行也实行隔离。邮电局也分隔使用，分行排队，黑人队伍等候时间要久得多。布隆方丹邮电局，白人与黑人有不同的入口。在约翰内斯堡，黑白人种间的关系最为紧张，一个公开向黑人打招呼的白人会受到其他白人的白眼甚至批评。
为了保持所谓“白人血统”不被黑人和有色人所“沾染”或“玷污”，白人政权对白人与非白人通婚采取严刑峻法予以禁止。一个白人牧师如果替一个白人男子和一个“非白人”女子证婚，将被判10年苦役，即使该女子只有1/16的黑人或印度人的血统也不行。黑人同白人妇女通婚被绝对禁止，违者将判处死刑。白人媒体“社会舆论”故意渲染黑白通婚的“危险性”。宣扬什么若不实行种族隔离将不可避免地产生一个血统混杂的社会：生下来的混血儿将不是“咖啡色的”，而是更黑的混血儿等。在南非，白人种族主义的统治已造成悲惨的现实：一个人的肤色越黑越遭殃。任何容貌不十分像白人的人都有可能被看作是黑人或有色人。部分白人居民尤其是阿非利卡人在肤色问题上已丧失理性，其态度带有歇斯底里的性质。白人社会中“最恶毒的诽谤”是“怀疑某人有黑人的血统”。混血种家庭中出现的外表酷似白人的成员，长大分居后只敢在夜深人静时去探望其父母和兄弟姐妹。
1966—1978年担任国民党内阁总理的沃斯特，在20世纪50年代担任司法部长时曾用严刑峻法推行种族隔离制。他促使议会通过“鞭笞法案”，主要用来惩罚非白人，受鞭笞者被捆绑在一块木板上，有的被打得十分厉害，拖走时已不省人事。“鞭笞法案”规定，任何人“用任何方法劝告、鼓励、煽动、指挥、帮助，或收买任何其他的人……用抗议来反对一项法
律或因支持反对任何法律的任何运动而犯罪时……均将构成罪状”并处以鞭笞，即任何人因抗议种族隔离法而被判罪，除罚款和坐牢之外，还得受鞭笞之刑。非洲人和有色人仅1952
年就受鞭笞49 111下。在南非，种族隔离法就是靠这样的刑具和牢狱而维持其存在的。这就是南非社会1948—1978年在闪金的假面具后的真面目。
遏制非白人人才脱颖而出的“班图教育法” 1949年，马兰政府任命埃塞伦组成全部成员均为白人的“埃塞伦委员会”，以考察南非的非洲人教育状况。埃塞伦这个“土著教育设想的设计师”，其基本主张是“除了某些方面的劳动，白人社会中没有黑人的位置，因而他们接受旨在融入西方社会的教育是无用的”。马兰政府的土著事务部长说得更加赤裸：“非洲人应当学习为白人服务，不应当用算术、语法、历史等那么复杂的东西去烦扰他们未发达的、有限的智力。黑人应当会使用锹和锄，而黑人小孩应当会使用扫帚。”非白人教育必须具有建立在“先定论”基础上的“基督教特征”：即从小向黑人灌输“白人作为上帝选民，黑人作为劈柴担水的仆人，前者天然处于优越地位，后者命定处于低劣位置”的观念。黑人儿童被定为未来从事非技术工种的劳动力的主要来源，埃塞伦委员会坚持认为：首先，非白人的教育重点应放在小学的早期阶段。这样，黑人儿童很少念完小学四年级，100名儿童中大约只有两人念完小学六年级。1954年接受中学教育的非洲学生只占学生总量的3.47%。其次，所有小学教育实行母语教育（科萨语、祖鲁语、苏陀语……），中学阶段的英语和阿非利卡语教学，重点放在口语和会话练习上，以便工作时能听懂白人的命令。这样，母语教育培养的黑人劳动力不致威胁到白人的就业，难以同“穷白人”竞争。在南非向来以“母语”（科萨语、祖鲁语、茨瓦纳语……）出版的书籍、报刊极其有限，且多是初级读物。“母语教育”限制了教育科目的设立，使黑人学生难以培养宽广的视野来观察、思考世界上发生的事件，包括非洲民族解放运动。这是白人种族主义者采取的釜底抽薪的歹毒手段。
1959年白人议会通过立法在南非大学系统实施种族隔离制度，以前对黑人开放的开普敦大学和白水岭大学基本上对黑人学生关闭，大学内部的各种社会场所，体育场地也设立了“肤色栅栏”。即使招收黑人的少数大学，教师和职员也都是白人，主要是阿非利卡人，他们坚定支持种族隔离的理论和制度，既不通晓黑人的民族语言，也不尊重黑人的文化观念。在招收黑人的大学的图书馆书架上见不到恩克鲁玛、塞古· 杜尔等人的著作，许多关于非洲方面的书都另辟房间集中放置，只许部分学生（如“荣誉学生”）进入。
白人种族主义者存在一种阴暗心理：如果非洲人中没有大批优秀人物，缺乏精英，非洲人的反抗行动将会大大减少。扼杀黑人进步的杀手锏是剥夺黑人享受大学教育的机会。在1953年施行“班图教育法”之前，南非只有4所大学接受黑人入学，每年黑人大学毕业生不超过400人（白水岭大学100人，开普敦大学200人，纳塔尔大学几十人，弗德堡大学几十人）。1953年12月以后，白水岭大学和开普敦大学停止接受黑人大学生，弗德堡大学停办，此后几年（1953—1958年）黑人的大学教育在南非几乎已不再存在了。受到舆论压力，1958年专供黑人学习的大学又匆匆成立，1961年专供混血种人学习的大学也成立了。
白人政府教育拨款的71.4%用在只占居民人口20%的白人教育上，12.6%用于印度人和有色人的教育，只有16%用于占人口绝大多数的黑人居民的教育。由于经费短缺，黑人儿童学校校舍拥挤不堪，一个教室挤进400名黑人儿童，是十分常见的现象。按1978年统计的教育经费使用情况：白人学生人均641兰特（当年外汇比价80兰特∶100美元），有色人为226兰特，黑人仅71兰特。1966年全南非受过12年教育的学生中，黑人仅占1.9%。教育资源向白人的严重倾斜，造成严重的社会恶果：全社会99%的工程师、78%的自然科学家、
91%的技术人员、72%的技工是白人。白人报纸舆论就此种现象颠倒是非地归因为黑人“不求上进”，“不能进行创造性的努力”。
南非经济繁荣的基础
严酷的政治制度却促使南非社会经济在一定时期迅速发展，这在世界历史的某些时期并不少见。恩格斯曾指出：一切政府可以加速或延缓经济发展及其政治和法律的结果。[1]特别是当一个国家已处于工业革命不可避免的阶段，实现这一目的的手段可以由政府根据其所代表的
利益集团来选择。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南非正处于这种历史条件下。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经历了一场异乎寻常的繁荣，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中（1948—1971年），世界工业平均年增长率为5.6%，世界贸易年增长率为7.3%。繁荣的世界经济需要各种矿产资源，南非提供了宝贵的铀矿、煤、铬、金刚石等矿产资源。世界金融业和工业需要大量黄金，南非从1946年至1957年平均年提供36—52吨黄金，在世界各国首屈一指。最稀缺的铀矿，南非1956年生产3 958吨，1957年产量为5 171吨，仅次于美国居世界第二位。南非又拥有廉价的黑人劳动力，国内秩序相对稳定，罢工极少（黑人被明令禁止罢工）。在将近四分之一世纪里，南非成为欧美和日本投资者的天堂。南非的黄金生产成为美国操纵国际金融的重要基础。
1950年美国的黄金库存为其他列强的美元黄金资产的7倍。美国需要不断买进和卖出黄金，从1951—1966年它买进5 100吨黄金，同一时期又卖出了1.32万吨黄金。美国需要不断收购南非生产的黄金，在国际黄金市场上，黄金成为紧俏货，有多少就能卖出多少。
1966—1971年南非黄金开采量和黄金价值如下：1946年黄金产量为370 976公斤；1947年黄金产量为348 367公斤；1948年黄金产量为360 329公斤；1949年黄金产量为340 018公斤；1950年黄金产量为362 782公斤，价值4.08亿美元；1951年黄金产量为358 202公斤；1952年黄金产量为367 603公斤；1953年黄金产量为371 395公斤；1954年黄金产量为411 721公斤；1955年黄金产量为458 182，价值5.11亿美元；1956年黄金产量为494 443公斤；1957年黄金产量为529 754公斤；1960年黄金价值7.48亿美元；1965年黄金价值10.69亿美元；1970年黄金价值11.78亿美元；1971年黄金价值10.99亿美元。
1944年7月，美国主持召开布雷顿森林会议亦称“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确立了用黄金确定货币价值的固定比率的原则，即以美元为基础的兑换规定。把美元等同黄金，各国都要把自己的货币同美元订出固定的平价，不能随意变动。这就形成了以美元为中心的资本主义世界的货币体系。资本主义各国均把美元同黄金一起作为本国的储备手段，即通常所谓黄金外汇储备。但是，战后十几年，美国自身黄金产量一直在50几吨至60几吨之间徘徊，最高产量也不超过资本主义世界总产量的9%。而南非黄金产量则总是占总产量56%（1956年为494.4吨）左右。因此，南非的黄金工业对美国保持世界金融中心地位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在南非铀是黄金生产的副产品，南非铀生产量增长迅速，1957年产量（5 171吨）比1956年（3 958吨）增加了31%。20世纪50年代只有23个矿山被授权开采铀矿。铀由南非原子能局垄断收购，只卖给英美两个国家。南非的铀成为美国军用和民用铀的主要来源。有位政治评论家在20世纪50年代中期曾一语中的地指出：这就是“不论美国会怎样不喜欢斯揣敦（白人）政府，但是却要对它表示容忍的原因”。
半个多世纪以来，金矿生产为南非财政提供最大最稳定的资金来源。1952年南非产金367.6吨，向南非政府提供1 500万英镑税款，向矿主提供2 400万英镑利润。从1910年南非联邦成立以来，仅金矿就提供了4.24亿英镑税款。金矿收入一直为南非工业化提供充足的资金。南非工业化在1945年后加快发展，1950年南非国民收入超过20亿兰特（约10亿英镑）。
南非制造业发展较为迅速。南非利用各种原料和初级产品特别是黄金换来的巨额外汇来发展制造业：钢铁工业、化学工业、金属加工业、机械制造业和交通运输业，并充分利用外国投资者所提供的资金和技术，让制造业从落后发展为先进。制造业产值10年内（1961—1970年）从210万兰特增加到310万兰特，涨幅为47%。20世纪60年代其增长率平均为8.5%。在南非总产值中所占份额从1946年的17%提高到1967年的20%和1976年的27.6%。然而，南非制造业和各种工业飞速发展的原因既有经济方面的因素，也有政治方面的因素。
国家的大力扶植和财政支持，就是政治方面的因素。马兰政府上台后（1948年）变本加厉地推行种族隔离政策，先是遭到英联邦国家（南非是英联邦成员国）的抵制和反对，而后又遭到联合国逐渐加重的制裁。历届南非国民党政府坚持臭名昭著的种族主义政策，为了冲破制裁，采取了一些未雨绸缪和事后补救的措施。这些措施首先是从白人国家的利益和安全出发的。主要措施和“对策”如下。
一是为抵消经济制裁，南非政府进一步发展出口替代工业。有些国家早在20世纪40年代中期就断绝同南非贸易，并禁止向南非出口某些商品。南非国民党利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因受战争影响大批日用品进口减少或断绝而发展起来的进口替代工业，加以巩固和扩大，掀起进口替代新热潮，短期内使南非市场的日用工业品绝大部分均能自给，少数产品尚能少量出口，如各种纺织品（1976年有606家纺织工厂）、成衣（高档服装）、日用器皿制造、家用小机械和化学工业（生产工业炸药，军用炸药，各种药品疫苗、抗生素等）。以纺织业为例，1960年南非已建有棉纺纱锭20万锭、30个棉织厂，毛纺纱锭6万锭，10个毛纺厂，以及8个毛织厂。
二是利用国家资本发展机械制造业、汽车制造业。到1976年“南非制”的汽车中，由南非制造的部件已达66%。生产各种机动车及部件的工厂已增加到685家，拥有职工近10万人。1970年汽车工业产量达29.8万辆，其中小轿车为20.2万辆。
三是动用国家机器力量大力攻关，基本解决了煤、油、气三大能源问题。由国家投资并动员白人技术力量，建立起大型的煤、油、气公司。南非缺乏石油矿藏，但煤蕴藏量十分丰富（338.14亿吨），产量巨大。为对付经济制裁解决石油进口困难，南非集中科技力量解决“煤变油”尖端技术难题，从煤中提炼石油以及用天然气合成燃油，并取得突破，技术居于世界先进水平。1955年此技术基本成熟，正式投产，当年石油产量价值130万兰特。20世纪50年代至70年代接连建立三个大型煤、石油和天然气公司（SASOL萨索尔公司），其中第二个公司规模比第一个大10倍。20世纪60年代初年产汽油2.3亿公升和其他液体燃料3 000万公升。基本上解决了南非因受制裁而缺乏燃油的问题。
四是大力发展军事工业。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南非军工生产在英国帮助下有相当大的发展。1963年8月7日联合国安理会以9票对0票的表决，要求联合国全体成员国不向南非运送军事装备。南非政府针对联合国“181号决议”（对南非实行非强制性的武器禁运），投入巨资和大量技术力量，将南非军火工业在较短时间内加以完善化、系统化和先进化。为此，1964年国家成立两个军工机构：国家军备局和国家军火公司，1977年合并为“南非军备公司”。1981年军事预算高达24.65亿兰特，比1960年增加了55倍。1975年葡属非洲瓦解后，南非政府利用美国和西方一些国家同苏联在南部非洲的争夺，花大价钱从欧美国家引进军事科学和技术，扩大军工生产，军工企业资产达到12亿兰特。南非军备公司领导10个国营厂商，并通过它们指导1 200家私营军火生产公司，全国生产军火的工人达10万人，成为南半球最大的军火生产国。1981年生产军火价值12亿兰特。至80年代南非不仅能生产先进的战斗机、导弹、重炮、雷达、电子制导系统，高级电子计算机和火箭燃料，而且还有能力秘密制造核武器。它的两座原子反应堆（1982年和1983年先后建成），年产400公斤钚，可供制造40—50颗原子弹。南非白人政府总理向世界夸耀其武器生产技术已达到西方主要工业国水平。
值得注意的是，南非军事工业的发展促进了民用工业水平的提高。南非白人当局将军事工业技术转让给阿非利卡白人的民营工业，从而推动了采矿、冶金和机器制造业的技术跨越式发展，大大加速了南非工业化和现代化的进程。1982年南非外贸组织总经理宣称，南非工业水平已得到很大提高，过去许多工业技术设备都依靠从国外进口，到70年代中期制造业自我装备能力获得显著提高，已有能力供给南非工业设备需求量的80%，并已开始向外出口工业制成品，其中包括工程、采矿、石油和电子工业方面的技术设备。这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的非洲大陆是绝无仅有的。
五是动用国家机器全部力量扶植阿非利卡人经济。
西方国家和日本的大量投资
战后，英国仍然保持着南非最大投资国的地位，至20世纪80年代初，英国直接投资约有50亿英镑，并在南非拥有1 200家英国公司。英国的著名大公司如尤尼莱佛公司、帝国化学工业公司、英国石油公司、邓禄普公司、联合工程公司等都是南非的重要投资者，其资本分布在南非诸多企业之中。特别是英国贝克莱银行和标准银行约占南非各商业银行总资产的2/3。美国、德国、日本等国资本也蜂拥进入南非，尤其是美国，为南非战略矿藏资源所吸引，投资增长速度有后来居上之势：自20世纪50年代中期以来一直保持着年均追加投资1.4亿美元的增长速度；至1981年直接投资总额达26亿美元，公开宣布的数字为30亿兰特。美国为了避免国内反种族主义运动的谴责，许多数字并不公开。它在南非约有350个公司，主要分布在汽车制造、炼油和电子工业上。美国几大石油公司如壳牌石油公司、飞马石油公司、德士古石油公司和加州美孚石油公司都在南非炼油业中投入巨资。通用电器公司在南非家用电器和电机产品的生产中也占有重要地位。德国在南非投资国中居第三位。1978年估计投资有23亿美元，其后增长很快，主要集中在化学、机械和汽车工业上。著名的西门子、赫施公司等在南非均有投资。法国投资占第四位，占外资总额5%，集中在军事装备、建筑、石油等行业。[2]日本投资大约排第五位。日本政府表面上禁止日资对南非投资，但日本私人资本对南非投资的热情很高，往往由它们在欧洲和美洲的公司投资。1982年通过这类方式，日本丰田汽车公司在南非子公司，赢利额在所有外国在南非公司中拔取头筹。
外资对南非经济发展起了关键性作用：第一，外资带来了先进的设备、技术和最新知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头30年，南非的许多新兴工业如机械、汽车、纺织、炼油、电子、原子能和军事工业都是依靠外资和外来技术建立起来的。有的学者认为，1957—1972年南非国内生产总值增长，有2/3是靠外资引进新技术完成的。第二，外资直接帮助南非经济维持较高的增长率。南非本身资金不足，外国资本一度（50年代）占到南非新投资的35%。南非经济官员认为，仅靠南非本身积累，在最好情况下，南非国内生产总值年增长率也只能达到4.5%；要使增长率超过5%，就要靠外国资本的输入。第三，南非除个别年份外，对外贸易几乎年年入超，造成国际收支赤字。南非不能靠影响其经济发展的限制进口方法来解决这一棘手问题，外国资本的大量输入帮助解决了这一经济难题。
[1]恩格斯致· 尼· 弗· 丹尼尔逊（1892年6月18日），载《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
[2]在陈一飞主编的《开拓南非市场：环境与机遇》一书（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4年版）中，由夏吉生撰写的第二章《南非对外经济关系》对南非外资数目有不同的估计。他认为，1985年在南非的外国资本，包括直接投资和间接投资，大约400亿美元，其中英国资本最多，约150亿美元；美国次之，130亿美元；德国25亿美元；法国20亿美元。见该书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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