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帝国英雄：布尔战争、绝命出逃与青年丘吉尔》，作者：坎蒂丝·米勒德，译者：陈鑫，出版社：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丘吉尔开始日落后在庭院里来回踱步。每天傍晚，他都会看着太阳在俯瞰战俘营的一座小山上的堡垒背后缓缓落下，这标志着“又一个痛苦日子”的结束。随后，他开始沿着一条战俘们十分熟悉的路绕着大楼转圈，战俘们很早以前就已经估算出，绕9圈就是1英里。他偷偷从看守身边溜过，小心翼翼地观察他们，轻蔑地看着他们“肮脏、邋遢”的制服，然后愤恨地盯着围墙。他后来写道：“被困在这么狭窄的空间里，栏杆和铁丝网围着你，武装看守守着你，你会有一种持续不断的耻辱感。”他的头脑跟随双脚沿着同样的道路走了一遍又一遍，一直在思考着一定有某种办法“能够帮助我重获自由，不管是用蛮力还是用欺诈，用钢铁还是用金子”。
对于逃跑的强烈渴望绝不仅限于丘吉尔一个人。自从有了囚犯和守卫，人们就一直在尝试各种办法来逃脱，不管是攀爬还是挖洞，贿赂还是蛮力，无所不用其极。结果，如果一名囚犯完全没有希望挣脱镣铐的话，他很可能会发疯。在丘吉尔不停地绕着国立示范学校踱步的20年后，一个名叫阿道夫·维舍尔（Adolf Vischer）的瑞士医生写了一本名叫《铁丝网综合征：战俘心理研究》（Barbed Wire Disease: A Psychological Study of the Prisoner of War）的书。维舍尔在一战期间访问了多座战俘营，以研究被俘造成的心理影响。他在书中指出，遭到长期关押的人几乎无一例外地都患上了他所谓的“铁丝网综合征”。
维舍尔写道：“他们很难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特定目标上；他们的生活方式变得动荡，所有行为都显示出焦躁不安的情绪。所有人都对形势有着令人沮丧的展望和悲观的看法……许多人还格外多疑。”尽管受影响最重的那些人通常都是已经被囚禁了几个月或者几年的战俘，但所有战俘都在某种程度上患上了这种疾病。维舍尔写道：“与那些知道自己刑期长短、能够每天做记号的罪犯不同，这些战俘一直处在彻底的不确定状态。”
在布尔战争中，自然是既有英国战俘也有布尔战俘，他们都对逃跑有着深深的执念——尽管对他们来说，逃跑几乎是不可能的。英国人最初将战俘关押在停靠于西蒙斯湾（Simon’s Bay）的驳船上，与开普敦近在咫尺。不久后，英国人又把他们转移到了距离非洲海岸1200英里的一座火山岛——圣赫勒拿岛（St.Helena）——上。尽管从许多方面说，圣赫勒拿岛都是一座完美的监狱——周围环绕着几千平方英里的海域，岛屿周边悬崖峭壁林立，很少有地方能够停靠船只——但仍然出现过几次逃跑尝试，其中一次还牵涉到克留格尔的另一个外孙，埃洛夫少校（P.Eloff）。不过，这些尝试没有一次是成功的。
事实上，在圣赫勒拿岛的历史上，有过一长串失败的逃跑尝试，其中许多都围绕该岛最著名的囚犯、法国皇帝拿破仑·波拿巴展开。在1815年的拿破仑战争后，他一直被囚禁于此。在拿破仑身处圣赫勒拿岛的6年痛苦时光里，出现过几十次营救他的行动，但在任何一个计划成功之前，他就死了。据说是服毒而死，不过更有可能是死于胃癌。
在走进国立示范学校的大门后，丘吉尔很快就表现出了维舍尔所描述的那种特质。他躁动不安、十分易怒。即使是对他来说最自然的活动也突然变成了一种煎熬。他后来回忆道：“我没办法写作，墨水好像已经在笔里蒸发了一样。我没有任何耐心去阅读。”以前经常能一坐下来就把一整本书读完的丘吉尔如今在一个月里甚至连两本书都读不完。他写道：“这两本书都无法满足我暴躁的期待。”他还对其他战俘没有任何兴趣，也对他们没什么耐心，尤其是在他们吹口哨的时候，这是他尤为讨厌的一种行为。霍尔丹写道：“毫无疑问，他感觉这种轻松愉快的行为与处于敌人魔掌之中的人不相称。”
丘吉尔不会允许任何事情来干扰他实现压倒一切、费尽心力的目标——逃跑。随着他不断地夜里绕着院子踱步、白天研究建筑结构，他的计划开始成型。当然，那肯定不是一个普通的计划，而是一个十分详尽、分多个步骤进行的策略，既复杂又大胆。用丘吉尔自己的话说，它是“一个绝望而大胆的计划”。
每天，从丘吉尔在铁架床上醒来、走到比宿舍更为凉爽的宽阔走廊起，一直到晚上爬上铁架床为止，他一直在构思他的计划。只要有时间，他就会搜集更多信息和情报，以给予他新的想法，或者帮助他提炼计划。虽然他对这座战俘营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但没有哪个方面比那些南非共和国警察更让他感兴趣。
尽管丘吉尔对于这些负责看守他的人没有丝毫的尊重，但他很清楚，他们非常危险。他还知道，阻碍他获得自由的真正障碍是这些警察，而不是环绕战俘营的围墙。他写道：“没有哪道墙像活的围墙一样难以穿透。”约有40名南非共和国警察负责看守国立示范学校，但同一时刻只有10人值守。另外30人左右要么在比勒陀利亚漫无目的地闲逛，要么就在战俘营附近百无聊赖地待着，既无趣又烦躁，还十分愤怒。丘吉尔希望，他们能够很容易就被分散注意力。
丘吉尔知道，夜晚是这些警察最脆弱的时候。不当值的约30名警察会在四方形院子一角的帐篷里睡觉。在盖上毯子之前，他们大多数人都会脱掉靴子、皮带甚至是衣服，然后把步枪和弹药带绕着帐篷支柱摆成一堆。通常情况下会有一名警察站岗执勤，但丘吉尔注意到，有时候，通常是在换岗的过程中，他们没有任何保护。他写道：“因此，在夜里有那么一段时间，这30个呼呼大睡的人……根本不像他们以为的那么安全，因为就在50码远的地方，有60名意志坚定、身手矫健的英国军官。”
虽然丘吉尔承认，要想制服那10个醒着且全副武装的警察会更加困难，但他连这个部分也计划好了。国立示范学校有一个健身房，里面有“足够多的”哑铃。丘吉尔认为，这些哑铃可以用来发动袭击。他写道：“谁能说藏身在黑暗中、手上拿着哑铃、内心孤注一掷而且知道自己需要做什么的三个人就敌不过一个虽然全副武装但是毫无戒备之心、对情况一无所知的人呢？”
丘吉尔的计划并不止于国立示范学校。他没有忘记还在赛马场受苦的士兵们。偶尔，那些与布尔看守或者英国军官发生冲突的勤务兵会被来自赛马场的其他人替换，而新来的勤务兵则会带来比勒陀利亚另一个战俘营里的消息。从这些汇报中，军官们了解到，士兵们非常痛苦，时刻准备进行反击。丘吉尔写道：“他们的生活单调乏味，给养短缺，住宿条件简陋。他们饥肠辘辘、怨愤满满。”事实上，赛马场的条件极为糟糕，以至于一小群对英国人抱有同情态度的布尔人秘密设立了一个基金，为战俘募集资金购买食品和药品。赛马场只有大约120名南非共和国警察，有两挺机关枪，但他们要看守的是大约2000名英军士兵。丘吉尔觉得，只需要“有人带头，就能让他们起身反抗他们的看守”。
丘吉尔把他的计划告诉了几个军官，很轻易地就说服他们加入了进来。尽管他是战俘营里最年轻的几个人之一，而且还是个平民，但他是一个非常有说服力的演说家。几个月后，一名记者这样描写丘吉尔：“他的演讲非常出色，声音清晰洪亮，非常自信。”即使是在煽动赛马场的叛乱时，士兵们也愿意接受他的领导。不过，在那之后，丘吉尔的计划发生了一次突然而惊人的变化，带上了一层几乎是痴人说梦的色彩。在他脑海中，这一计划不仅是要实现逃脱，而且是要完成一番“伟大而浪漫的事业”。
即使在多年后，丘吉尔在写到这一计划时也带有一种近乎狂热的兴奋之情，在描述计划的每个阶段时会激动地用“下一步是什么？”或者“接下来做什么？”进行强调。在他看来，计划的最终阶段不仅是要获得自由，而且是要全面接管德兰士瓦的首都，当然，这需要绑架德兰士瓦总统。他相信，如果他的计划能够完全开展的话，将给布尔人造成重创，突然而决定性地结束这场战争。他写道：“这将是多么伟大的军事壮举啊！克留格尔总统和他所领导的政府将成为我们手中的战俘。或许凭借着手上的这些牌，我们能够通过谈判实现荣耀的和平，用一个友好而公平的安排来结束斗争，拯救那些正在行军打仗的军队。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
事实上，这个计划太伟大、太炫目、太戏剧性了——总的来说，就是太过头了。在了解了这名年轻记者过于雄心勃勃的计划以及他为这一计划而招募的人手后，战俘营中的一些高级军官迅速制止了这一切。丘吉尔感到很失望，仍然坚持己见。他不服气地写道：“谁能说这件事是可能还是不可能呢？在当前形势下，不试试怎么知道。”
尽管他们否定了丘吉尔占领比勒陀利亚、一举击败布尔人的想法，但即使是战俘营中最理智的军官也知道，从国立示范学校逃跑是可能的。事实上，已经有人成功了。12月7日，也就是黑色星期的三天前，有两名勤务兵在其他战俘吃晚餐时翻过围墙逃走了。霍尔丹注意到，在晚餐时分，“看守的警惕有所放松”。或许是感到难堪，或许是担心受罚，看守们没有向上级吐露有关这次越狱事件的半个字。这两个人少有人认识，也不会有人很快想起他们来。不过，他们不久后就被抓住了。在被抓时，他们没能逃离比勒陀利亚太远。最后，他们被关到了一座布尔人的监狱里，没有被送回战俘营。
霍尔丹写道：“这两个人的逃脱让人感觉不应再浪费时间了。”在丘吉尔向其他军官灌输他的想法，并且将自己的计划变得更加复杂、更加雄心勃勃、更加庞大的同时，霍尔丹也在与布罗基密谋。没过多久，他们就制订了一个他们有信心一定能够成功的计划。天生足智多谋、熟练掌握荷兰语和祖鲁语的布罗基正是霍尔丹需要的那个人。与霍尔丹一样，布罗基对于戏剧效果没什么耐心。他也没有兴趣去给任何人留下深刻印象。他只想迅速而悄无声息地逃出去，而且他肯定不想一边逃跑一边还大肆炫耀。
与丘吉尔庞大、复杂的计划相比，霍尔丹和布罗基的计划非常简单。与那两名在12月初逃跑的勤务兵一样，他们打算翻越战俘营庭院背后的一排铁栅栏。问题在于，因为有人成功逃跑而倍感羞辱的看守提高了警惕，而且如果有任何借口，会更加愿意开枪射击。霍尔丹曾试图贿赂其中一名较为友善的看守，提出给他100英镑，让他“故意朝另一边看”，不过，虽然这名看守对霍尔丹感到很同情，但——霍尔丹后来失望地写道——“他没法被收买”。这名警察还向霍尔丹指出，他的企图是徒劳的。霍尔丹写道：“他说，即使我能逃出这栋大楼，我也没法逃离这个国家，到处都是巡逻兵和其他防范措施来防止战俘逃跑。不管怎样，他右手边和左手边的看守总会看到我的，而且绝对不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除此以外，即使在晚上，战俘营的庭院也会被灯光照亮。丘吉尔写道：“整个庭院都被高高立柱上的电灯照得透亮。” 在战俘们发现连接电灯的电线穿过了他们所在的宿舍后，一名曾经接受过电工训练的战俘坚持认为他可以“随时把电线剪断，让整个地方变得一片漆黑”。他们甚至还设法测试了这一想法，在一天晚上造成所有电灯瞬间熄灭，随后又迅速让灯光恢复。
不过，霍尔丹和布罗基可不想参加任何有可能引起注意或者需要复杂调度和额外人手的计划。就他们的目标而言，他们也不需要整个营区都一片漆黑，只要一个角落就行了。尽管防止战俘逃跑的灯位于四方形庭院的中心，照亮了几乎整个营区，但霍尔丹注意到，东边有一小段围墙处在阴影之中。他发现，“只有一名守卫有可能看到翻墙的人，如果他转过身去，什么也没听到的话，那他的眼睛肯定也什么都看不到”。
他们知道，要想翻墙，既需要技巧也需要运气。不过这还只是他们全部旅程的开始。即使成功逃脱南非共和国警察的看守，他们距离最终目的地——葡属东非——也非常遥远，那片地方位于比勒陀利亚正东，是非洲的印度洋沿岸地区，如今被称作莫桑比克。作为世界上第一个全球性帝国葡萄牙帝国的领土，葡属东非是德兰士瓦最近的邻邦，距离比勒陀利亚只有不到300英里，在布尔战争中保持中立。不过，要想到达那里，霍尔丹和布罗基必须想办法逃离比勒陀利亚，躲避分布在德兰士瓦数百英里土地上的卫兵和检查站，找到那条通往位于葡属东非海岸的德拉瓜湾的铁路，跳上一列火车，在漫长的旅途中隐藏自己，祈祷没有人会在火车上进行搜查。
让情况更加复杂的是，这两个人很快就将面临另一个问题：温斯顿·丘吉尔。在他自己的逃跑计划被制止后，丘吉尔立刻开始搜罗另一个计划。他无时无刻不在眼观六路耳听八方，寻找新的机会，很快就发现他的两个室友已经联合起来，正在策划出逃。丘吉尔知道，布罗基肯定会反对他加入他们的计划。但霍尔丹会很难拒绝他。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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