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衣食住行、婚丧嫁娶、生老病死、岁时节庆……市井风俗，关乎历代民生，却罕见于史。网易历史推出“风俗通鉴”系列，钩沉历史细节。
往期回顾
作者|郭晔旻，网易历史频道专栏作家，文史爱好者，著有《丝路小史》。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娼妓大概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职业之一，春秋时齐桓公开设的“女闾”就是中国官妓的始祖。这较之古希腊梭伦创设雅典国营妓院（公元前594年）还早半个世纪。到了明清时期，所谓南朝金粉，北里胭脂，更是盛极一时。不过就上海而言，晚至明代中期还没有挂牌营业的妓女和妓院。直到鸦片战争前后，当时上海城内的妓院不过寥寥数十家，妓女数十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上海租界建立以后。
1842年的《南京条约》签订之后，五口通商，上海开埠。封建时代买卖妇女的娼妓业注入了资本主义的商业基因后，顿时一发而不可收拾。为上海带来西方近代物质文明的租界当局对娼妓业完全放任自流，1854年的《上海地皮章程》第十二条规定，“界内无论中外之人，未经领事官给牌，不准卖酒及开公店”，但在1920年前却一直把妓院列为娱乐场所，不发执照、不加限制，妓院只要纳捐（税）即可合法营业。于是，“富商大贾及五方游手之人，群聚杂处，娼寮妓馆，趁风骄集，列屋而居。倚洋人为护符，吏不敢呵，官不得诘，日盛一日，几于花天酒地。”只过了30年，1871年的上海已有妓院694家，妓女4175人。
流亡上海的白俄女子
到了1915年春，根据公共租界工部局的调查，光是缴纳“花捐（营业税）”的娼妓已有7791人，各种暗娼以及法租界的“失足妇女”尚不计算在内。又只过了5年，公共租界和法租界的娼妓加在一起，竟突破6万之数。其中甚至包括那些被苏联十月革命冲洗出来的“白俄姑娘”。上海大约有1万名白俄，其中—些稍有知识的“俄国妇女便进酒吧间充舞女，那些没有什么吸引力的，只能安心在法租界的一家妓院里占据一席位置……”。妓院的税收成为租界当局一项巨大而稳定的财政收入，仅次于旅馆业和餐饮业。
当然，上海娼妓的主体来源仍旧是以周边地区为主，其中江苏省内以扬州为最多，上海本地人则很少；大体分为“苏帮”与“扬帮”两类，“苏帮”妓女多数从苏州、无锡、常熟交界接壤的四乡而来，“扬帮”妓女则来自镇江、扬州四乡。至于其他广东、宁波等地的妓女则属少数。她们下海的原因，主要由于农村破产，农民卖儿鬻女，专业人口贩子将年轻姑娘买来或拐来转卖给妓院。此外，妓院老鸨经常回乡，亦会利诱意志薄弱的少女堕落风尘。
在当时的沪上青楼，按照晚清《海陬冶游录》的记载，娼妓“以苏常者为佳，土著次之，维（淮）扬江北，又其次也”。直到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苏州（吴县）、常熟两帮尚且旗鼓相当。然而常熟人在上海娼界人数较少，而苏州人较多，渐渐地苏帮占了上风。由于在近代上海的高档青楼，妓女绝大多数是苏州人，即使其他籍贯的妓女，要想提高自己的身价，也必须学一口吴侬软语，否则就不能在风尘业界立足。近代沪上“老中医”陈存仁在《银元时代生活史》里，就回忆自己曾经遇到一个本是广东人的妓女名曰肖红，“但能说一口软而且糯的苏州话”。滑稽的是1949年之后陈存仁赴港定居，居然意外遇见同在香港定居的肖红早已“嫁得一个大商人，归宿很好”，至于昔日在青楼的“前事一句都不承认”，甚至“开口都操广东语，苏州话只当不懂”，这当然也是不难理解的。
娼妓的来源既广，其等级亦多。近代上海最高档的妓院称为“书寓”。这一层次的妓女，沿袭中国历代曲部教坊官妓遗制，自幼拜师傅学艺，能操管乐、琵琶，会说书，善唱歌，专为客人弹唱、献艺、陪酒，似同日本艺伎，色艺俱全而卖嘴不卖身，价格同样十分昂贵。等而下之的则叫“长三”，因其出局陪席、留宿价格都为3元银元而得名。她们仅能唱曲，不能说白，会乐器的也不多，唱曲须用琴师伴奏。书寓、长三都是专供官场商界的达官巨贾，文人学士吃、喝、玩、乐的高等妓院，因循旧时官妓院的陈规旧俗，嫖客必须由熟人介绍才能进入，否则即使腰缠万贯也只能吃闭门羹。嫖妓流程也十分繁琐，必须经过打茶围（坐房间）、叫局（召妓女）、吃花酒（嫖客在妓院设宴）三个步骤，俗称嫖妓三部曲，直到这三部曲按部就班奏完，嫖客才有希望在妓院过夜（并不一定就能一睹芳泽）。因此，当时的西方人曾嘲笑中国人的旧式婚姻颇像西方人的嫖妓，而中国人的嫖妓则类似西方人的恋爱，实在令人无语。
不过，即使是“长三”的价格对于一般商人、公司职员而言也显得昂贵，面向这一群体的是“么二”，白天接客限收一元，夜间限收二元。进入此类妓院不需要熟人介绍，自己叩门而入，立即受到热情招呼，听由你在一群花枝招展的妙龄女郎中挑选意中人留宿过夜。
总的来说，“书寓”、“长三”、“么二”的房屋都宽敞明亮，厅堂布置奢华，实际上成为近代上海上流社会不可缺少的社交场所。辛亥革命时期的同盟会会员陈其美等“为秘密结社之故，偶借花间（妓院）为私议之地”；表面上酣歌狂饮，花天酒地，借以避清廷耳目；每晚则趁夜色与其他同志讨论革命事宜。至于上海滩的三大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也都是出入长三堂子的老主顾、总后台。杜月笙虽然家有5个老婆，还经常到长三堂子“白相”，每请一次花酒，花费竟达500到1000元。对于像他这样的“海上闻人”来说，高级妓女漂不漂亮已经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消费的价格够不够高。能够消费得起头等娼妓是一种炫耀性的挥霍，更成为一种身份和地位的象征。后来，杜得了气喘病，连上一层楼都费力，就叫人用藤椅拾上抬下。经他捧红的妓女，不仅身价倍增，并且成为他施展“美人计”的王牌。
另一方面，随着上海迅速发展为近代中国最大的工商业城市，娼妓行业在商品经济及商品生产的冲击影响下，计件制卖淫的低等妓院与日俱增（此类妓女约占总数97%）。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妓女成为商品，而商品交易需按价值规律和市场法则运行。嫖客一手易钱，妓女立即提供性服务，人称“野鸡”的妓院就是这种现钱交易的卖淫地。“野鸡”一词原是老上海对商业界没有加入行会而营业的人的贬称，如无公司的轮船为野鸡轮船；后来就专称低于么二、出门拉客的妓女。赌棍或是丧妻无眷的光棍汉往往流连于此。而会说英语，专做黄浦江轮船上的外国水兵、海员生意的广东妓女则被称为“咸水妹”。这是因为海水是咸的，她们则在海面做生意。另有一说，咸水妹是英语“Handsome（漂亮、清秀）”的粤语音译。总之每逢休假口，她们总是顾客盈门。至于价格最便宜的还是钉棚中的娼妓。在这里，“出银币三角，于光天化日之下，即可求欢……”。在这里消费的多为车夫、苦力等底层体力劳动者。另一方面，娼妓的来源也发生了变化，因贪图享受，好逸恶劳而自愿下海者越来越多，在40年代对上海高等妓院中500多名妓女调查，竟有56%的人表示满意自己的职业，而在新中国成立后的1953年的调查里，“自甘堕落”的妓女竟占总数的36%。
娼业大盛之下，亦有人痛心疾首。晚清的松江文人韩邦庆原是欢场常客，却劝诫人们不要出入青楼，特意写作《海上花列传》，希望读者“便返观风月场中，自当厌弃嫉恶之不暇矣”。1916年11月，上海妇女戒酒会的678位女士也共同签署了一封信，要求关闭城市里所有的妓院和严禁在大街上拉客。1945年日本投降后，上海才真正处在国民政府的管理之下，当时一个美国大兵在沪嫖娼时染上性病，回国后他就此事写信给上海市府，指责上海对娼妓管理不善。友邦惊诧之下，国民党当局表面上非常重视，于1946年3月提出5年内禁绝娼妓的“愿景”。当然这不过是说说而已。1948年出版的《上海市大观》一书对上海欢场作了一番描述，所谓“沪滨风月，天下艳称，青楼妙姬，韶颜稚齿，烟视而媚行者，不计其数”，如此繁荣“娼”盛的景象直到1949年之后，才随着新政府取缔与改造运动而画上了休止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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