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外交礼仪之争:究竟要不要三跪九叩?

大家都知道，自清代以来，特别是1840年以后，中国不但国势日渐衰微，而且受到西方列强的侵略。这段中国历史基本上就是一段屈辱史。这个就是今天我们谈论“清代外交礼仪之争与外交趣话”的历史基础。因此，无论是外交礼仪之争，还是所谓的“趣话”，其实都承担着沉甸甸的历史重负。

做历史学研究和教历史课是不一样的。历史教学是告诉学生历史上曾经发生过的事情，讲历史事件发展的过程，讲一个基本事实。而历史研究是对历史上的某一个事件或者某一个人物，做出自己的判断。不是讲发生过什么事情，而是讲这件事情为什么这样发生、这样发生对中国造成了什么样的影响，等等。今天，我想把清代外交礼仪之争中的几个片段，向大家做一个粗线条的介绍。从这个粗线条的外交礼仪之争当中，我们可以看到什么样的历史现象、这种历史现象带给我们什么样的思考。

要不要三跪九叩

不同的国家之间要进行交往，进行交往就会产生外交礼仪的问题。一个国家的元首或者使者到另外一个国家后，受到什么样的外交礼仪待遇，反映了这两个国家之间关系的疏密程度。因此，外交礼仪在外交中虽然仅仅是一种形式，但可以反映出国与国外交中的重要信息。

最初，处于强盛期的清王朝，在与周边国家的宗藩关系问题上，采取的是静待各国来归的无为政策。但自乾隆后期、嘉庆时期开始，随着与西欧、俄罗斯等国家交往的增多，理念上的矛盾冲突倍加凸显，礼仪之争苗头初现，随之愈演愈烈。不过，正是在这样的磨合与碰撞的过程中，双方逐渐地彼此适应，形成了一套对接方式。

明代的时候，英国就向中国派遣了使团，但中途受到葡萄牙人的海上阻拦没有来成。到了清代的时候，1793年，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来了，1816年，英国的阿美士德使团来了，要和中国建立国家关系，建立商贸关系，从中获取各个方面的利益。

阿美士德使团来中国，先是到天津海口。清政府派出了两名接待大臣苏楞额和广惠，他们陪同使团从天津海口到北京觐见皇帝。

苏楞额告诉阿美士德，使团觐见大清皇帝时，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三跪九叩是什么礼节？跪下三次，叩头九次，这是我国古代政治生活当中最高的礼节。清政府认为外国人到中国朝见大清皇帝，必须要和中国的臣民一样行三跪九叩之礼，这是理所当然的事情。

面对这个礼仪要求，阿美士德使团有两种意见。第二副使埃利斯认为，使团来中国的主要目的是同清王朝建立外交关系，取得商业利益。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三跪九叩也在所不惜。

但第一副使斯当东坚决反对。这个第一副使，1793年的时候，就和父亲随马戛尔尼来过中国，觐见过乾隆皇帝。乾隆还赏了他一个荷包。1816年的时候，他已经长大，作为第一副使来到中国。他认为，行三跪九叩之礼有损国家尊严，对谈判也不会起实质性作用，所以坚决反对。

阿美士德认为斯当东对中国的情况比较了解，就听从了斯当东的意见，决定不在外交礼仪上屈服，不向清朝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

但是，不行三跪九叩之礼，就没有办法见到清朝皇帝，没有办法完成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使命。为此，使团和清政府接待大臣就外交礼仪进行了交涉和磋商。

传旨将英国使团遣回

英使抵达北京前，中英双方有一次重要的交涉，清廷要求阿美士德等演习三跪九叩之礼。阿美士德以本人“不敢私自更改本国礼节”，否则回国后，英王必定“重治我等之罪”为由，予以拒绝。清廷官员同英国使臣“自晨至午”，反复交涉，最后英国使臣表示：“跪一膝，一俯首之礼，贡使等所到各国，从无行过，今情愿加行九数”，也就是说，英国使臣同意以九跪一膝，九一俯首之礼觐见嘉庆帝。

苏楞额等认为：“九跪一膝，九一俯首，与三跪九叩之礼，究不相同”，仍要求英国使臣“遵照三跪九叩”之礼觐见清帝。英国使臣再次以退为进说：如果清廷认为九跪一膝，九一俯首的礼节，“不似中华之礼”的话，那么，英国使臣可以“跪一膝，三俯首，如此三次，与三跪九叩之礼，似相仿照”。

自英国使团在天津登陆后，双方谈判了很久，一直没有达成共识。直到阿美士德等人抵达北京圆明园门前时，双方都没有回旋余地了。阿美士德就说，我没有带国书，不能觐见嘉庆皇帝。

嘉庆皇帝觉得自己受到了侮辱，怒不可遏，“中国为天下共主，岂有如此侮慢倨傲，甘心忍受之礼”。意思说，中国皇帝是天子，天子是统治天下的，各个国家的人都应该尊为共主，现在受到了这种侮辱，怎么能忍受呢？传旨将英国使团即日遣回。中国和英国之间不进行交往了。

这次礼仪之争，发生在清代前期，具体来讲就是1840年之前，外国军事侵略还没有到中国，清政府才有可能和英国方面在外交礼仪当中采取这样的态度、形成这样的结果。

到了改变礼仪的紧要关头

到了1873年，清廷内部围绕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礼仪争论时，国际国内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中国和外国的关系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外国公使觐见清帝礼仪的争论，是清代最重要的一次外交礼仪之争。

1860年的时候，英法联军打到北京。后来咸丰皇帝病死热河，年幼的同治继位。清政府便以皇上年幼，太后垂帘，不便见人为由，拒绝外使入觐。理由很堂皇，各国公使也没办法。觐礼问题就被搁了起来。

到了1873年，皇帝长大了，亲政了。五国公使提出觐见皇帝的要求。这时候，清政府已没有拒绝外使觐见的充足理由。那么，外使以什么礼仪觐见皇帝？清政府还是坚持三跪九叩，但外使说我们行三跪九叩有辱本国的国体。双方开始了外交礼仪方面的争论。

与此同时，清廷内部也产生了分歧。一些官员坚持三跪九叩，也有一些官员主张修改传统的“中国之礼”。李鸿章认为，可以同意外国公使以敬其国君之礼敬我皇上。外国人敬他们国家君主最高的礼节是什么，就用这种礼节觐见大清的皇帝就可以了，而不必像中国人这样三跪九叩。大清朝以前有和藩属国家交往的礼节，而没有与平等国家交往的礼节，这种状况已经不能适应现代形势的发展，需要改变。他认为，清政府到了改变传统礼制的紧要关头，如果还继续传统的外交礼仪，就会和世界各国的交流格格不入，那么，最后是什么结果可想而知。

究竟是哪一方胜利了

1873年7月29日，英法美俄荷兰日本各国公使在紫光阁觐见同治皇帝。这次觐见同治皇帝，各国公使行了什么礼？鞠躬礼和作揖礼。

整个觐见仪式大概半个小时，时间很短，却是清代中外外交礼仪之争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在这之前，清政府一直坚持外国使臣见清朝皇帝必须行三跪九叩之礼。而这次各国公使觐见同治皇帝，不行跪拜礼，改为鞠躬或作揖礼，从传统礼制上来讲是非常重大的转变。

但是，1873年这次觐见之后，清朝的一些负责同外国交涉的大臣们说，中国在外交礼仪当中取得了胜利。他们认为，经过几个月的交涉，终于使外国人放弃了一些无理要求，取得了当初预定的外交目的。而且，觐见的时间、地点都是由清朝皇帝决定的，所以，外交主动权还是在大清朝。

外国方面也说，在这次外交礼仪之争中我们取得了胜利。各国公使觐见清朝皇帝的时候，仍各服其国之朝衣，仍各行其国之大礼，不卑不亢，言行得体，维护了各自国家的君主尊严和利益，在外交上取得了胜利。

都说自己取得了胜利，那么，究竟是哪一方胜利了？

清政府原来要外国公使三跪九叩，最后对方没有三跪九叩，而是用了鞠躬或作揖礼，仅从外交礼仪方面来讲，清政府没损失什么。但是，如果说从两个国家的外交关系方面而言，清政府无疑是失败的。为什么是失败的？因为，这是清政府在外国人的强大压力之下，改变了自己传统的政治礼仪。这种改变，不是清王朝自己认识到自己的政治礼仪不合乎世界发展形势而进行的主动改革，而是外部压迫之下的被动之举，所以说清政府失败了。

传统政治礼仪观念的残余

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隔一日去世。清政府通知各国使馆，要求使馆人员摆上灵位进行祭拜。

外国驻华公使在给庆亲王奕劻照会中称，“各国驻京大臣惊悉大皇帝龙驭上宾，皇太后仙驭升遐，同深哀悼”。经过会议，“各国大臣同定戴孝二十七日，并挂半旗二十七日，以致哀悃”。

外国驻华公使依照当时的外交惯例，对光绪和慈禧的去世表示哀悼，这是非常正常的外交活动。但是，“各国大臣同定戴孝二十七日”，这不同寻常，也不可信。对此，我理解有两个可能。一个就是外交文件翻译上的问题。还有一个可能就是，这个时候清王朝没有完全摆脱传统的政治礼仪、政治伦理观念的影响，把外国政府的降半旗志哀之举，称作为光绪和慈禧“戴孝二十七日”。至于到底是什么样？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判断。

有些外交礼仪要求很荒谬

前面讲了这些，我们会看到，在中外外交礼仪之争中，外国方面提的有些要求是对的，符合世界发展的潮流，符合近现代国家关系的外交惯例。

但也有一些对中国提出的外交礼仪要求，很荒谬。

讲一个例子，在义和团运动期间，德国公使克林德在华被杀了。他被杀以后，醇亲王载沣被派前往德国赔礼道歉，还在克林德遇难处修了一个纪念牌坊。

载沣使德前，清政府多次向德国探询有关会见礼节等问题，德国方面未提出任何具体的礼仪要求。但醇亲王载沣到了瑞士和德国交界的巴塞尔，距德国皇帝见载沣只有六七天了，德国方面突然告诉清政府驻德公使，德国皇帝要坐在椅子上，接受醇亲王载沣的三鞠躬，使团成员要向德国皇帝行跪拜礼。这个要求是非常无理和失礼的。

无理是没有道理，失礼是有违外交礼仪。以前，中国皇帝坐着接待外国公使，是在遵从中国传统政治礼仪基础之上，坚持本国的文化传统，没有恶意改变本国的文化传统礼仪羞辱贬低外国人的意思。虽然不平等，但不是刻意羞辱外国人。而德国皇帝要求中国人行跪拜礼，则是对中国使团、对清政府外交上的藐视，就是故意要羞辱。后来，德国方面放弃了这一无理要求。

社会历史因素的凝结

清政府为什么要求外国公使对皇帝行三跪九叩之礼，这是中国传统文化的一种反映。清政府认为，中国是世界的中心，所以，其他国家的使臣来就要行三跪九叩之礼。这是中国传统文化影响的结果，也是各种社会因素的综合凝结。

本土中心论，不仅仅清王朝有，世界各国家都有这种思想。为什么？因为在人类早期的时候，世界形成了几个相对独立又相对封闭的文明区，中国、印度、希腊、罗马、幼发拉底等形成了文化中心，受到历史条件的限制，彼此之间不可能来往，这造成各自的封闭。封闭，则不可能认识整个世界，只能认识到自己所在的中心，所以，形成了我这个地方就是天下中心的想法。这是一种历史的局限，也是一种时代的局限。

第二点，是统治阶层政治意识层面的原因。在这个政治意识里，清朝皇帝是天下共主，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外国人来了，见到君主当然要行三跪九叩之礼。

第三点，是社会历史层面的原因。中国长期以来处在一个先进国的地位，先进的文化肯定会吸引和影响落后地区，这是文化的一种势能。外国人看到先进的中国之后，自然仰慕中国。中国统治者认为，这些外国人仰慕我们，我们当然就是世界中心了。不仅仅是统治者，普通老百姓也有这种认识。我们是天下礼仪之邦，我们的文化达不到的地方的人是不懂礼仪的。清朝政府还没形成国家之间是平等的理念。

外交礼仪是其中重要一环

随着人类历史的发展，“礼”及礼制逐渐成为文明国家、文明社会中，人们在思想、生活、交往时约定俗成的行为准则。外交礼仪是国家间表示尊重和友好、互相认可并进行交流的重要形式。

中国的《礼记·曲礼上》有言，入境而问禁，入国而问俗，入门而问讳。

俄罗斯的谚语是，不要把自己的规矩，带到别人家中。

欧洲人的谚语说，在罗马行，如罗马人。

非洲人的谚语则以更为夸张的语言说，到了独脚人居住的村子，就应该用一条腿走路。意思是说，作为客人的一方应该克己从人，尊重主人家的风俗习惯、礼仪规矩等，采取“客随主便”的态度。

客随主便，并不是说东道国可以无视来访国的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或人民利益，也不是东道国可以不受任何限制，至少要受各国交往通例或惯例的制约。

讲到客随主便，还得提另一个问题——主随客便。什么意思呢？即是说，东道主国家要尽可能考虑或尊重外国的一些习俗。但前提是，不能因此而否定、损害东道国的国家主权、民族尊严或人民利益，也不是来访国可以随心所欲，如同在本国本土一样。

但无论是客随主便，还是主随客便，既然各个国家要交往，就应该找到一个大家基本都可以接受的外交规矩，主和客都不可能完全坚持自己，都要有所妥协、有所改变。这就需要外交理念的改变、外交水平的提高。

（本报记者　黄玮　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