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校研究生当着母亲面跳楼，多少人在跪着拿文凭

3月26日早上七点半，读研三的陶崇园，作为211重点大学的优秀学生，在只剩两个多月就能拿到硕士学位、连工作都找好了的关口，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

陶崇园的母亲，几乎是亲眼看着儿子挣开自己的手，转眼就从宿舍楼顶跳下。

陶崇园的姐姐回忆，自杀前弟弟曾和母亲通话，表示其无法摆脱导师施加的压力。陶妈妈听到儿子不舒服很担心，第二天一大早就赶到学校。

“早上的时候他们见面了，坐下来还吃了早餐呢，后来我弟说，他受不了导师了，他真的很难受。”

“我老妈当时挺害怕的就安慰他说，你最近写论文压力大了呀什么的，但是他论文其实已经交了。”

“然后我弟说要回宿舍收拾东西，我老妈担心他不让他走，让他去医院看一下，但是我弟说不去不用，没什么事。”

“等我老妈追到宿舍的时候，我弟就已经躺那儿了。”

虽然陶崇园的手机和身份证都失踪了，但在他的电脑里，很多令人难以置信的信息被整理出，导师三年来对陶崇园的压迫也曝光于众。

他让陶崇园叫他起床。

帮他找眼镜。

帮他洗衣服。

陶崇园对这一切似乎早就习以为常，多数的回答只有“是！”、“到”，没有半个不字。

“就在上个星期，我弟给我发了一张截图，说那个老师让他去买饭，我弟冒着雨饿着肚子去给他买了，然后敲门的时候可能急促了点还是怎么样，他就说我弟敲门不按规矩，让我弟道歉，让我弟作揖……我都不敢想象我弟平时每天去他那里发生了什么。”

陶崇园的姐姐还说：“读研二研三的时候我弟说导师总是找他，每天晚上七八点都要去他那里打扫卫生。”

如果说这些只是日常帮忙不必要较真的话，让学生叫自己“爸爸”呢？

导师多次要求陶崇园喊他“爸爸”，还要他说“爸我永远爱你”，也常常直接称呼陶崇园为“儿子”。

导师和陶崇园以父子相称 / 环球时报

此外，还要求陶崇园捐出自己的奖学金支持研究所。

导师要求陶崇园将奖学金捐给研究所 / 环球时报

面对导师的命令和压迫，陶崇园也并非毫无怨言，他曾多次向家人和好友倾诉自己的绝望和无奈，说导师太强势，让他没有自己的时间，甚至都无法拥有属于自己的人生。

同学与陶崇园聊天的截图，左为陶崇园 / 环球时报

陶崇园家庭群，蓝色头像为陶崇园 / 环球时报

但陶崇园依然选择了忍耐，原因是导师曾经在他本科毕业时承诺会推荐他去美国深造。

抱着这层希望，他不想和导师“撕破脸”。

据其姐姐描述，大学保研时陶崇元曾被顺利保送到华中科技大学，但当时导师挽留他，并以“控制与决策研究所”所长的身份向陶崇园许诺，每年给他5000元补助，并推荐他进入美国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读博或作访问研究。

所以陶崇园留了下来。

导师给陶崇园的许诺书 / 环球时报

但在硕士研究生学习快要结束的时候，陶崇元准备好出国读博的材料，不料导师翻脸不认账，对陶崇元施以多次“威胁”，干预陶崇元对未来的自主选择权。

导师威胁陶崇元的聊天记录 / 陶崇元姐姐微博

导师威胁陶崇元如果不留下来读他的博士，有可能拿不到理工大硕士毕业证。

他还通过删除QQ好友、赶出实验室、撤除干部职务、踢出足球队群、限三天之内离开研究所等方式向陶崇园施压。

不仅如此，这个导师甚至还联系国外导师阻断陶崇园的求学之路。

聊天记录中，在国外的华人导师对陶崇园的导师说，“我大概率不会接收，除非您同意。”

导师联系国外老师阻挠陶崇园出国? / 陶崇园姐姐微博

在导师对学生的前途“一人说了算”的制度下，陶崇园就像一枝脆弱的枝桠，无法与导师这棵根深叶茂的大树抗衡。于是他暂缓出国读博的计划，选择先就业，逃离导师的控制。

陶崇园联系好了工作，但得知消息的导师非常不满，依然没有停止对陶崇园的各种打击，甚至让陶崇园签下了工作以后也要继续为他的球队服务的保证书。

导师要求陶崇园签署的保证书 / 陶崇园姐姐微博

面对导师不留一点余地的步步紧逼，陶崇园觉得自己再也掌控不了自己的前途，于是选择终结未来。

面对陶崇元的死亡，把他逼到只剩“死路一条”的导师在学生群里发消息，认为陶崇园是死于抑郁症，并表示网上的很多来自家属的说法都是谣言，自己是一个很正派的人。

还在3月28日发表声明，暗示陶崇园有心理精神方面的问题，宣称陶崇园在出事当天的凌晨“语气异样、身体不适、行为不受控制”，但拒绝了要他去医院的神经科就诊的要求。

导师针对陶崇园事件的声明 / 环球时报

他说自己一直很关心陶崇园的身心健康，发现他有比较严重的睡眠障碍，并安排他调养休息，已经取得了良好成效，可最近却出现了“季节性严重反复”。

导师针对陶崇园事件的声明 / 环球时报

对于要求陶崇园为他做家务一事，导师说这是他们之间“一套独特的语言系统”，他们长期采取晚上面对面交流30分钟以上的交流制来沟通。

声明结尾，导师表示对陶崇园的离世“难以自恃、痛心不已”。

导师针对陶崇园事件的声明 / 环球时报

与陶崇园关系极为密切的朋友都说，陶崇园没有抑郁症，倒是之前是为了摆脱导师的“控制”，有过“装病”。

对于陶崇园事件，学校方面已成立专班调查。

悲剧背后，是家人和陶崇园永远再没机会解开的心结。

忍气吞声“交易”一纸文凭

陶崇园事件发酵到现在，种种细节让人揪心，但这样的事情不是个例。

三个多月前，同样的悲剧也发生在西安交大博士生杨宝德身上。

杨宝德家属在西安交大门前拉横幅求公道 / 图源见水印

他每天早晨需要到停车场接送导师，中午给她买饭，周五晚上去她家打扫卫生，陪她应酬挡酒。

甚至中午不能睡觉，晚上十二点前时刻待命。

导师挑唆杨宝德和女友的关系，撮合他和师妹在一起；曾经答应帮杨宝德联系出国，却又责骂他学英语耽搁正业。

杨宝德在与其硕士生导师聊天时说：“自从转了导师，每天都活在痛苦之中，本来性格并不开朗的我开始变得沉默抑郁。本来就不善于与人打交道的我开始变得恨不得每天谁也不见。我不会拒绝人，基本上老师让我干的所有的合理的不合理的事我都去干了。对于科研我抓不住重点，总在取舍之间摇摆不定。”

巨大的压力让他喘不过气，他在一年前就曾尝试自杀，没能成功。

然而死亡来得只是稍晚了一些，终究没有放过他。

相似的经历，相似的结局。就在杨宝德事件发生后，陶崇园的姐姐还曾满是担忧地劝诫过他，不料一语成谶。

像陶崇园和杨宝德一样选择自杀的学生是少数，被导师当作廉价工甚至“佣人”使唤的硕博群体却是普遍存在的大多数。

在杨宝德事件中，受害的学生不只是杨宝德一人，而是一个群体，他们组建了“难兄难弟群”。

杨宝德同门的“难兄难弟群” / 新京报

中科院的博士孙兵（化名）回忆：临毕业时导师临时加码，要求他的毕业论文写出新东西，不能仅仅做之前研究工作的总结。于是孙兵每天早上8点起，工作到凌晨一两点，中午也无法休息，最终完成了老师交代的任务，并将其中一部分写入了毕业论文。

但导师又说，此内容和毕业论文主题关系不大，应删掉，却问他要了原始数据。“这不是明摆着要窃取我的劳动成果吗？我能有什么办法啊，他说什么就是什么。”

孙兵最常说的话，就是“我又能怎么样”，“导师握着你的毕业证，你最好听话。”

终于熬到拿到毕业证的那一刻，他决定和导师永不再联系。

1、“派系山头”决定前途

北京语言大学文科博士生杨晶（化名）说，在学术圈内，“导师能决定你的前途”是“常识”。投到哪个导师门下，就被贴上了标签。对博士生来说，选好导师、投入师门的那一刻，就开始进入学术圈的原始积累。

“学术圈是要混资源的。你导师能拿到多少项目，分给你多少课题，帮不帮你发文章，甚至给不给你找工作……一个好的导师，比什么211、985之类的平台都重要。”杨晶说，博士生和导师确实有人身依附关系，进了哪个导师的门下，你就被贴上了他所在“山头”的标签。导师权力过大，就会形成派系山头，使唤学生干私事也仿佛成了正常不过的事情。

此外，换导师也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A老师如果收了B的学生，就是得罪了B，没有哪个老师愿意为了学生得罪同事。

2、变质了的人情味

杨宝德自杀事件持续发酵后，清华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师常江发了一条微博，指出此事应该给所有高校研究生导师敲响警钟：“中国传统下的师生关系私人化成色太重，契约精神不足，发展到某个极端，完全有可能酿成悲剧。

传统中不好的东西需要一点一点肃清。导师和研究生的关系首要是学术生产体系中的契约关系，这一点必须成为双方的共识。”

陶崇园杨宝德等所遭遇的劳力剥削既有“学徒制”的传统惯性，又有“一日为师终生为父”的伦理基础，还有“老板/雇员制”的现代理念加持。

若非特别过分，师生溢出学业契约之间的互助，实是“人情味”的一部分，而且也许有或多或少的传承。

但师生互动的分寸感确实不好把握，是非界限难以区分，举报导师又要冒着“大逆不道”的道德风险。

3、身份地位决定话语权

面对导师的不公正待遇，要抗衡的不是老师个人，还有背后庞大的人际关系和社会地位。

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刘志权曾评论：“如果缺乏独立第三方的评价机制，不构建学生畅通的申诉机制和切实的权利保护机制，精英学生们只能在理论上属于他们的权利面前止步，转而在“难兄难弟群”中相濡以沫，苦苦挣扎。

在这样的困境中，他们也许会初步领略犬儒、苟且与权术。苟如此，当非社会之幸。”

想象中纯净的学术象牙塔，在多少导师的压制下，成了要挟、控制学生的地狱，又有多少学生，都像陶崇园一样，觉得“忍忍就过去了”，没有及时寻求心理帮助的意识。

就这样，走进死胡同里。

不被正视的心理压力

如果说导师的压榨对陶崇园来说尚可忍耐，难以承受的精神压力则是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

一项研究发现，研究生出现抑郁症状的概率是普通人的六倍。

德州大学圣安东尼奥分校的研究团队对26个国家的2279名学生做了调查，40%左右的受访者出现了中度至重度焦虑症状，近40%的受访者还表现出中度至重度抑郁。

2010年3月28日下午3点左右，南京林业大学一名22岁女生黄某，在学生公寓楼四区24栋302室洗手间上吊身亡。而导致她轻生的原因是：选择就业还是考研的压力让她无法承受 / 视觉中国

网络上单方面批评研究生心理素质差、抗压能力差的言论显然有失偏颇。在现今的教育系统和社会环境下，研究生们不仅承受着学术压力，而且存在着对未来发展的担忧。

国家教育部公开的数据显示，近三年来，全国研究生报名人数呈现出加速增长的态势，这一数字一路狂飙突进，2017年全国硕士研究生报名人数已达201万。考研报录比大约是3：1，这意味着庞大的报考队伍，最终考到研究生的还不到60万人。

不算低的入学门槛，给学生们一种考上研就有好前途的假象。这个费尽力气拿到的文凭，却没有想象中那么“好使”。

相关研究表明，硕士研究生就业期望趋势集中在东部地区大城市。研究生“扎堆”就业增加了经济发达地区的就业市场饱和度，无形间加大了研究生个体的就业竞争。

就业市场越饱和，国家和学校对研究生培养的把关也将趋于严格，研究生们就得面临毕业和就业双重压力。

北京邮电大学研三的学生孙某曾因实习不顺，毕业论文未能通过而延迟毕业一年，一度被抑郁症所困扰。

就在他还有三个月就毕业、被一家知名银行录取、与女友感情稳定的情况下，还是选择了跳楼轻生。

在读研究生要考虑的，已经不只是自身的发展，还有父母、家庭的因素。而教育投资对于家境一般的学生来说，还承载的更是改变命运的梦想。

所以，当出路被不可抗力断送之后，那些寒门学生才会感到常人无法理解的绝望和痛苦。

中国对心理卫生的研究起步较晚， 对学生心理健康的关注也是有限的。虽然目前很多高校里面基本都有配备心理咨询室，但高校心理健康教育宣传力度不够，很多学生根本不知道有寻求帮助的渠道。

而学生们寻求心理帮助的认识不强烈，也让陷入心理困境的他们，找不到走出这座迷宫的路，最终害了自己。

别让校园遍布阴影

有阳光的地方，也会有能要人命的黑暗。

悲剧的背后，都隐藏着一个血淋林的潜规则：作为个体的学生，永远都是弱势群体。

在这种不平等的权力距离中，如何对抗剥削成性的导师成了学子救赎自己的生命课题。

所谓“善斗”，是要学会寻找时机，收集证据，通过合理合法的途径举报；当心理不堪重负之时，一定要及时寻求专业的心理援助。

而相比于中国，美国的研究生制度在某些方面更为人性化。一方面双向选择制度为学生提供了深入了解导师并自由更换的权利，另一方面，以导师指导为主、指导委员会为辅的培养方式，避免了由于采用单纯的导师负责制所造成的导师权利膨胀、权利滥用等弊端。

虽然美国的学术界本身也存在着诸多问题，但在保障学生公平权益的改进之路上，却能多一份借鉴。

无尽的遗憾久久不能退去，逝者已矣，年轻的生命用最绝望的方式反抗黑暗。

不知还有多少优秀的学生，不愿被当劳动机器，更不该做导师的奴隶，却在苦苦挣扎着。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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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北邮研究生自杀引热议 象牙塔里如何走出“抑郁”阴霾.中国青年网.2016-01-14

[3]徐笑婕. 大学生心理健康教育存在的问题及对策研究2017-06

[4]向亚琳. 硕士研究生就业期望与就业价值取向研究——以上海市七所高校为例.2017-05

[5]刘怀宇.打破研究生“老板制”培养模式需分散导师权力

[6]教育部关于全面落实研究生导师立德树人职责的意见

[7]李亚楠.研究生自我和谐与人际交往能力额的关系研究-以中国石油大学（北京）为例[J]才智.2014年12期

[8]罗云，李姝蓉.美国导师与研究生关系的特点与启示[J].理工高教研究,2010,29(02):88-90

[9]How do I deal with a psychopathic professor. Quor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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