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战期间,汪伪政权有多少伪军?

作者|叶铭，网易历史专栏作者，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博士后。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军事力量在近现代的中国发挥了很大的作用。有了一支自己的军事力量,就有了权力,金钱等等实际的东西。汪精卫伪国民政府建立后,也力图建立起一支自己的军队。汪伪政府的军队是以“和平﹑反共﹑建国”为建军目的,是日本侵略者操纵下的一支傀儡军队,是日本侵略军的一支附庸军,是一支特殊形态的军阀部队。余先生在文章中论述了汪伪的军事机构及其演变,分析了汪伪的军事机构演变过程背后日汪的勾结与矛盾以及汪政权内部,汪政权与蒋介石国民政府之间的矛盾。研究人员认为1940年—1941年底为伪军的初期发展阶段,以1942年年为伪军的猛烈发展阶段,以1944年—抗战结束为伪军的恶性膨胀和消亡阶段。

简单介绍一下汪伪政权的军事指挥系统，汪伪政权的机构设置完全参照国民政府，以证明自己才是真正合法政府。其最高军事机关为军事委员会，于1940年3月与汪伪国民政府同时成立。其为“全国军事最高机关，其职掌为关于国防绥靖之统率事宜、军事章制、军事教育方针之最高决定、军费支配、军备补充之最高审核、军事建设军队编遣之最高决定及中将及独立任务少将以上任免之审核”，最初常委为九人，即陈公博、周佛海、刘郁芬、齐燮元、鲍文樾、杨揆一、任援道、叶蓬、肖叔宣，至1941年底共有委员四十一人。军事委员会下属有作为最高参谋机关的参谋本部，军事最高咨询建议机关的军事参议院，军事训练部，政治训练部，航空署，办公厅等机构。汪伪军事体制为军令与军政分权制度，军令权属于军事委员会，掌握军事情报、参谋、部队调遣、作战指挥、部队训练等事项（海军军令权由军事委员会海军军令处行使），军政权属于行政院，在行政院设置军政部管理陆军行政事宜（海军部掌管海军行政事宜），主要掌管军需、军制、军械等事项，1941年汪伪军事委员会设立调查统计部（李士群）主要行使特务工作之权。1942年，为配合日本所谓强化汪政权的行动，汪伪军事机关进行改革，主要举措有：1强化委员长的统率权，抬高汪的独裁地位；2军事委员会集中军令、军政各项权力，将原隶属行政院的军政系统改为隶属于军事委员会；3将原军事委员会办公厅、参谋本部、军政部、军事训练部及政治训练部等各组织加以调整合并，改设总参谋长一人，为军事委员会之幕僚长，设次长两人、总务厅长一人辅助之；4军政、军训及政训三个部改设为陆军部及陆军编练总监公署；5其余海军部、调查统计部、航空署等照旧。到了1943年，汪伪政权“参战”之后，为适应所谓战时体制，汪伪政权的军事机构又一次进行调整。将军事委员会置于新设的最高国防会议之下，撤销编练总监公署，其职权转到陆军部，撤销调查统计部，改设政治部，1945年又将政治部改为政治保卫部，并成立军令部。

汪伪地方最高军事机构为绥靖主任公署和绥靖总司令部，早期有苏浙皖、苏豫边区、开封、武汉、闽粤边区、苏皖边区、华北等绥靖总司令部和军事委员会委员长驻广州办事处，1941年设委员长苏北行营，次年撤销武汉绥署改设委员长武汉行营，1943年，随着所谓战时体制的推行，地方军事机构又几经改组，主要特点是进一步加强军政结合，实行军政一体化，以军队控制地方行政，这一年撤销苏北行营，改为苏北绥靖公署，撤销苏豫边区绥靖公署，同年增设徐州绥靖公署，1944年撤销武汉行营改为武汉绥署，增设蚌埠绥署、杭州绥署、苏州绥署、九江绥署。1943年设华北委员长办事处，1945年又改为军委会驻华北军务长官公署。

汪精卫集团投敌之前,派高宗武等与日本方面谈判时就已经涉及到了军事问题,汪想成立一个代替蒋介石国民政府的政权,并全面代替蒋的政权法统,其中代替蒋政权的军事力量是汪的一个重要目标,建军是汪试图建立政权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汪最早提出的要价是日本帮助汪建立10—12个师。这个要价的提出是基于汪对于自己可能拉出军队的估计。汪认为以他的身望和在国民党中的影响,至少可以把云南的龙云,广东的张发奎以及一部分四川地方部队拉到其所谓的“独立”政权之中。然而汪发表艳电之后,却得到了全国各界人士一致唾骂,汪所预期拉出的军队一个也没有拉出来,汪成了光杆司令,这一点日本人看的一清二楚。日本政府指导方针就是将“新”中国政权的军事力量削弱到仅仅维持国防必需的程度,而不成为日本的威胁,所以趁机提高要价,在汪组织政府问题上提出许多限制条件并借机扩大日本的利益。汪政权因为自身实力的不足,只能喝下这杯苦酒,不但被迫放弃整合其他伪政权的要求,而且自己也只能成为一个徒具“中央”政权之名傀儡政权。汪政权成立之初只能接收原维新政权的军事力量和日本收编的军事力量并依靠这些力量,甚至于汪伪政权的军事机关的警卫部队也须由原维新政权的绥靖军派出,汪等伪国民政府首脑自然不甘心这种状况,但是暂时也无可奈何。汪在上海其间成立了一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培训了一批失意军人和青年学生,这批人成了汪所能依赖的唯一一支力量。其后不久,根据日华军事协定和军械借款协定拟先成立警卫军作为汪政权的主力嫡系军队,不过由于汪政权掌握军事力量不足,先成立了警卫旅和卫士大队,张诚为旅长,1940年9月29日张诚病死后由刘夷接任。这是汪政权成立嫡系军队的开始。 这一时期，日本方面由于战事比较顺利，在抗战初期对傀儡政权军事发展限制较多。日本方面规定“新兴政权为其领域内治安及边防之需要，建设其警察队及军队(当前每一省应以警察队两万名，军队两个师为标准)。”，“在日军指导下逐次改编军队，如形势允许，将军队裁减到国防所需的最小限度。”，只要形势许可，日本方面即对傀儡政权军事实力进行限制，避免威胁日本方面的利益。汪伪政权成立之后，建军是其重要活动。汪伪政权试图发展嫡系部队，但是日本方面以限制傀儡政权军事力量为原则，仅同意建立一个警卫旅，日本方面对于警卫旅建立亦设立了重重障碍。同时，日本方面力图控制汪伪军事力量的指挥。在日本政府与汪伪政权的《日华基本关系条约》的秘密换文中规定日本政府可以向汪伪政权派遣顾问，其中军事顾问部是日本政府对汪伪政权军事、政治控制的最高机关。其任务主要是：中国最高军事机关得聘军事顾问。其职权在辅助设计中国一般国防军事之设施，及中日防共军事协力事项。辅助设计中日防共军事协力事项之顾问，得由最高军事机关派往防共军事上之必要地点服务。第三国之军事顾问不得预闻中日军事协力事项。中国军队及警察之教育机关必要时得聘请教授与教官。其职权限于教授及训练，而不参预行政。罗君强回忆“汪伪政权成立后，梅机关人员大部分参加了军事顾问部，首席军事最高顾问就是影佐少将，以后继任的是松井太久郎中将、柴山兼四郎中将、矢崎勘什中将、浅海濑少将…军事顾问部对汪伪军各部队及各省市均派有军事顾问…军事顾问部不仅掌握汪伪军事计划、方案、法令、规章的拟定，还要注意到汪伪各部队一排一班的驻地。汪伪从日方搞了一笔军事贷款，即以此款购置汪伪军的武器。武器的分配，日方管的很严密，而且常常以废旧品充数。”1940年6月24日日本政府与汪伪政权签订的《治安协定》规定“汪伪军警各机关必须在日军指挥下，协助日军负责维持行政区域内的治安肃清，日军大队长可指挥伪军团长及其以下官兵。”日本方面通过军事顾问部控制汪伪各部队的指挥、调动，汪伪警卫部队也同样如此。

1941年，日本方面认为“…不能不以加强扶植为基本方针。以前曾给新政府对重庆政府工作和收揽民心的任务，尔后，还应要它们负担协力我们处理事变和建设新国家的新任务。”，制订了强化汪伪政权的政策。“清乡”运动是强化汪伪政权的具体措施，在军事上，日本方面希望“随着地方安定，政府实力的加强，要划分区域，将治安政治逐步委托给国民政府，给予其基本根据地。为此，首先从处于长江下游的小地方开始，在取得成果的同时，也要考虑到当时的各种状况，逐渐扩大之。由于上述区域的治安警备已委托中国方面，所以，原则上根据需要，给以必要的援助。”，因而确立治安是“清乡”运动的目的。日本方面试图利用汪伪政权军队分担后方防务，以解决日军兵力不足的难题，故放松对汪伪政权扩军的限制。汪伪政权亦以加强南京防卫为名，将警卫旅扩编为警卫师。日本方面同时也不放松对汪伪政权扩军的限制，规定“鉴于整建的目的，当前的编制，在正规军队，除特别规定者外，应以步兵为主。其装备，以步枪﹑手枪为主，并配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其他的武装团体，以徒步为主。其装备主要为步枪﹑手枪。均应避免大的合编。”，从编制及装备上限制汪伪政权军队。

汪伪政权成立后,由于其自身实力比较弱小,受制于各方面力量的制约,日本人也不是很重视这个政权,相反将视角重新投向了他们原本不视为对手的蒋介石国民政府,并加紧了诱降蒋介石政权的脚步。日本人认为只有蒋介石才能真正整合中国的各方面势力,控制中国的局势,从而使日本人在获得利益的同时,可以体面地顺利地安心地从中国战场撤军,为实现南进目标积蓄力量。日本政府在1939年底到1940年1941年于香港和化名宋子良的蒋介石代表进行了多次会谈,达成了一定的协议并讨论了蒋介石和板垣征四郎在长沙会谈的相关事宜。日本政府认为可以与蒋介石政府达成协议,并试图让汪蒋两个政权合并,成为亲日的政府。然而日本方面一厢情愿,蒋介石并不打算在日本划定的框架下与日本媾和,而是要日本撤出关内所有占领的中国领土,这与日本试图在中国拥有特殊利益地区并驻军的预案相去甚远,日本不得已放弃了诱降蒋介石的打算,转而全力扶植汪精卫的伪国民政府。1941年,随着李长江部投向汪政权,一批原国民政府的军队纷纷加入汪伪政权,汪伪的军事力量开始逐渐壮大。汪政权在日本政府面前的份量开始逐渐加重。日本为了报复蒋政权对其的戏耍,同时消除在华中日本占领区越来越大的新四军的威胁,日本决定对从上海逐步至整个长江中下游地区的广大地带进行清乡运动。清乡运动不仅仅是一次单纯的军事行动,而且它还是一个集经济政治等各方面于一身的综合性巩固占领区的行动。虽然日本军队在清乡中主要担负军事任务,而汪伪政权侧重担负征集和经济的任务,不过汪伪政权也试图通过这样一次大规模行动来扩展自己的实力,汪伪政权不但寻求政治经济方面的利益,也希望通过清乡运动整合在游击区的各个游杂武装,并扩大汪伪政权可以直接控制的嫡系军事力量的实力。汪伪政权成立了中央军校以培养自己的初级军官,为扩充自己的嫡系军队做准备,同时汪伪政权向日本提出建立警卫军的要求,以此作为自己嫡系武装的基础,然而日本人并没有答应,出于对汪伪政权的戒心,否决了汪伪政权这个大胃口的扩充计划。不过在汪伪政权的一再交涉下,最后日本同意汪伪政权将现有的警卫旅扩充为师的计划。其实这个所谓的扩充名不副实,因为汪伪的警卫旅在此之前就已经有三个团的编制,这次所谓的扩充只是将两个宪兵大队临时置于警卫师的指挥之下而已。这就是汪伪军事力量发展的第二个阶段。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方面从中国大陆抽调大量军队到南方作战。随着其战线越拉越长,其兵力的不足的劣势也暴露无遗。日本政府不得不从中国大陆逐步撤出主力部队而换以二线部队。为了保持一定的军事优势,日本政府不得不考虑加强汪伪政权。因此,日本政府逐渐放松了对汪伪政权的控制,并且逐步让给汪伪政权一些利益。此时,汪伪政权军事实力的加强,从某种程度而言,就是为日本在中国的侵略军分忧,这样一来,原本属于日军的一些作战任务将可以由汪伪政权的军队分担了。日本政府一方面加强汪伪政权,一方面试图打击蒋介石政权并迫使蒋介石国民政府求和,日本政府希望可以通过这种方式将陷入中国战场的近百万日军抽出调至太平洋战场并挽回败局。汪伪政权则是为了扩充自身实力,无论日本是胜是败,都有一点实力做本钱。汪伪政府在1943年对英美盟国宣战是其扩充武力的契机,在宣战的幌子下,汪伪政权一方面和日本政府讨价还价,一方面大力扩展在政治经济和军事等各方面的力量。军事方面,汪伪政权在1942年将警卫师和独立第十四旅合并成立警卫第二师,为扩充军队打下基础,1943年汪伪政权通过了军事扩充计划,其中重点在于警卫军的建立。1943年12月汪伪政权以中央军校的教导总队筹备处和军事教导团为基础,加上日军转交的一些国军俘虏和在汪伪控制区招募及强制抓来的青年,成立了警卫第一和第三师。警卫第一第二第三师一起编入警卫军,陈公博任军长,祝晴川为参谋长。这是汪伪政权嫡系军事力量发展的第三个阶段。1943年1月9日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日本方面认为“国民政府参战是日华间打开局面的一大转机，因此，它将在本着日华合作的根本精神加强国民政府政治力的同时，积极消灭重庆抗日的借口，真正使新生中国与我同心协力，为完成战争任务而努力。”并要“根据将来国民政府的充实和加强及其对日合作的具体实现等，考虑适时地对日华基本条约和各项附属规定，加以必要的修改。”为了占领区“治安”，日本方面调整了政策，进一步放松对汪伪政权扩充军队的限制，同意汪伪政权将警卫师扩编为警卫军，武器装备的标准也从单纯“以步枪﹑手枪为主，并配有轻重机枪和迫击炮”放宽为轻、重步兵武器齐全。

汪精卫早年军事活动多以失败告终，他认为原因在于没有军队这一当时政权的支柱，故汪精卫在成立伪政权时非常关注建立军队。1939年2月4日，汪在河内向日本政府提出“以国民党的名义发起组织反共救国同盟军，并组织12个师的军队。”，从河内到上海的船上他与梅机关的首脑影佐祯昭进行了谈话第三点就是：“建立政府，则必要具备兵力。，但是日本方面并没有允许12个师的要求，汪精卫只能接受日本方面的限制。但是汪精卫为了巩固政权并扩大影响，必须建立嫡系部队。1939年，他在上海成立“中央军官训练团”，试图仿照黄埔建军模式建立嫡系部队，警卫旅即从“中央军官训练团”发展而来。汪为政权建立后，汪立即收编原维新政府的绥靖军及开封张岚峰的和平救国军。

日本方面强化汪政权的政策给汪伪政权警卫部队的发展带来机会，周佛海认为“建军有两种途径，第一是吸引重庆军的方法，其次便是自己成立军队。前者现正在工作中，后者已决自七月起，拟有设军官学校，养成二千军官的方针，并拟扩警卫旅为警卫师，及编成教导师。还都以后的军队，现已增至十六﹑七万，今后当能逐渐强化”7，汪伪政权利用日本政策的转变将警卫旅扩编为警卫师，并建立军官学校为警卫部队的进一步扩大做准备。汪伪扩编警卫师的主要目的在于加强警卫部队战斗力，使其能够成为汪伪政权军队的样板。这一时期，汪伪政权通过诱降李长江为契机，建立了第一、二集团军（李长江与杨仲华），第十一（李宝琏）、十二（张启黄）、十九（蔡鑫元）、二十（李讴一）、二十二（刘相图）、二十八（潘干臣）、二十九（邹平凡）、三十（郑光熏）、三十一（文大可）师，第二军（刘培绪）和税警总团。

汪伪政权试图通过“参战”获得利益，早在1942年，汪伪政权在其军事计划中就试图利用编练整编军队获得参战资格，其第一个举措是将警卫师与独立第十四旅合编为警卫第二师，并制订了警卫军整编纲要。1943年汪伪政权对英美“宣战”后，加快了警卫军的整编。汪伪政权此时扩军为了“确实做到后方治安之确保，与警备区域之扩大，…以促渝方之觉悟，使全国人民更加一层之认识。…”以及“增强国军实力，俾待于地方防卫及作战上，能与友军作同盟一体之活动，以达成确保治安之任务。”，主要目的在于扩大自身军事实力，提高政权地位。这一时期，汪伪政权军队猛烈发展，最终编为七个方面军（任援道、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庞炳勋、孙殿英、郝鹏举）。

汪伪军事力量的发展,是以日本对华政略战略的改变而进行的,同时汪伪政权则抓住日本对华政策的调整契机,趁机扩充自己的军事力量,不过汪伪政权的扩展还是不得不听命于日本的指导,处于日本的掌控之下。由此看来,汪伪政权是一个听命于日本政府的傀儡政权,不过汪伪政权出于收买人心以及自身利益的需要,仍然抓住任何机会从日本主子手中争夺利益。

汪伪特工系统的成立早于汪伪政权的成立。1938年---1939年是其萌芽期，此时李士群等人还只是在上海处于拉帮结伙的时期，并不能掀起太大的波浪。1939年5月前是其形成阶段，李、丁等人由清水董三的引荐与土肥原会面，得到日本军方的援助，日本军方下达了《援助丁默邨一派特务工作的训令》，指定由土肥原的助手晴气庆胤负责直属日本大本营，影佐的梅机关成立后由梅机关负责。至1939年8月汪伪特工总部正式形成，随着汪的出逃，李等人与周佛海建立了联系，双方达成协议：1承认丁、李的特工组织是汪派的秘密警察，并成立特务工作总司令部（特工总部），汪供给经费；2给李、丁以相当的职位。汪政权成立前，特工总部有八处四室，即第一处（对付军统）万里浪，第二处（对付中统及中共）胡均鹤，第三处（对付忠义救国军）张劲庐，第四处（对付租界）潘达，机要处傅也文，总务处叶耀先，电务处晋辉，情报处唐克明，四室为督查室、专员室、审讯室、化验室，此外还有修械所、看守所、招待所、警官训练班、警犬训练班、女特务训练班等附属机构。执行部门为行动总队（林之江）和警卫总队（吴四宝），由于特工组织与李士群的关系很深，随着李任职的变化，特工组织也向汪伪政权其他组织进行渗透，例如警政部（后来的调查统计部）、清乡委员会、伪江苏省政府、江苏保安司令部等部门。但随着日本在战场上战局的失利，日本转变了其对华政策，一方面加强汪伪政权，另一方面则要求日本侵略军“尊重”汪伪政权及中国人。以恐怖血腥政策起家的特工政权已不符合日本政策的需要，同时汪伪政权内部许多重量级人物与李士群在权力分配上发生严重矛盾，于是在日本方面的支持及周佛海的授意下，熊剑东与冈村毒死了李。李死后，周佛海与汪精卫在特工总部继承人的人选问题上进行了争夺，周推荐罗君强而汪属意陈春圃，由于日本顾问柴山支持周，最终双方妥协，将特工总部改为政治保卫局隶属于政治部，，同时撤销调查统计部，也隶属于政治部，由黄自强任部长，而政治保卫局的正副局长分别由万里浪、胡均鹤担任。1945年，陈公博将政治部改组为政治保卫部，自任总监，而万、胡分任副总监和秘书长，特工总部最终为陈所有，但此时距汪伪政权的覆灭已为时不远了。

总体而言，汪伪政权的军事力量具有工具性、支柱性、相对独立性及与汪伪政权内部势力和日本的相互依赖性四大特点。汪伪军队是汪伪政权镇压抗日军民的工具，也是汪伪政权赖以存在发展的支柱，同时汪伪的军队由于其来源、驻防、经济方面的原因具有相对独立的特性，不过汪伪军队同时与其政权内部各派系势力之间有相互依靠的关系，相互利用，各取所需。汪伪政权的军队为日本顾问所控制，日本人在试图限制、控制汪伪军队的同时也想利用汪伪军队承担一部分军事任务。汪伪军队的指挥者们以军队为自己的实力依靠，并以此换取权力，不过同时也承受来自日本方面、汪伪政权内部、国民政府方面和中共方面的四重压力，在夹缝中求生存。汪伪军队与汪伪政权一样，与国民政府存在着天然的联系与相似性。同时汪伪军队与日本方面存在控制与反控制的斗争，这决定了汪伪军队在各方面的矛盾中只能寻求妥协之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