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河漂流30年,昔日首漂勇士今何在?

2017-07-27 00:00:00 来源: 南方都市报(深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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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黄河漂流30年,昔日首漂勇士今何在?)


2017中国山西吴堡黄河大峡谷国际漂流赛,30年后又一群“黄漂”勇士在劈波斩浪。


漂流赛现场,老“黄漂”人唱起了《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视频来自新华社客户端

“天下黄河九十九道湾,九十九道湾湾里呀九十九条船……”7月22日,陕西吴堡,几位头发有些花白、身穿橘色T恤的男子站在黄河岸边,望着河中漂流竞速的橡皮艇,忘情吟唱,若有所思。

这是一场国际漂流公开赛,亦是黄河漂流30周年的纪念活动之一。

围观比赛的观众鲜有人察觉,这几位看似普通的大叔,曾是举国关注的勇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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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首漂勇士、河南队队员朱磊在冲击黄河壶口瀑布。马挥摄

30年前,他们和队友共70余人乘坐无动力装置橡皮艇,从黄河源头出发,辗转近5个月,成功首漂全程5464公里、落差4831米的黄河。尽管为此付出7条生命的代价,但“黄漂”精神和连夺五次世界冠军的中国女排精神,在当时被并称为中华民族的两支精神催化剂。

30年过去,昔日“黄漂”勇士今何在?当年勇士们经历了什么?他们的人生又因此发生什么改变?

本文4356字,阅读完需要06分钟

立誓

抢在外国人前征服巨龙

尽管如今漂流遍地开花,甚至被列入奥运项目(皮划艇激流回旋),但30年前的中国,这是一项风险极高、少有人参加的探险活动。在水文资料尚未完善的情况下,要一寸不落地在黄河完成全程漂流,难度更是可想而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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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首漂勇士、北京队队员张晓军乘坐密封船冲击壶口瀑布。马挥摄

对于30年前的队员而言,首漂黄河不只是勇敢者的游戏,更是要为国争口气——1985年,美国探险家肯·沃伦出资30万美元购买长江首漂权。得知消息,来自西南交通大学的尧茂书于当年6月独自一人驾驶“龙的传人”号,北上长江源头抢漂,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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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探险家肯·沃伦。网络资料图

尧茂书之死,在当时的中国唤起了江河探险热潮。1986年,中国漂流队完成了长江漂流壮举,漂流探险热达到高潮,我国第二、世界第五条大河黄河自然成为勇敢者的下一个目标。

如果说当年“长漂”是被动仓促的,那么“黄漂”则是主动自发的行为。当年,国内各地分头组建了三支“黄漂”队伍,分别是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科考队、河南黄河漂流探险队和安徽马鞍山爱我中华漂流考察队,队员共70余人。

48岁的丁凯至今记得,30年前,得知自己入选北京青年黄河漂流探险科考队时激动雀跃的心情。他是“黄漂”队中年龄最小的队员,当年还不满18岁,但已在北京农业大学(现中国农大)低空遥感研究室工作两年,担任无人机飞行员。1986年,中国人首漂长江的消息令他心潮澎湃,当年年底,一看到报纸上登的招募黄河漂流队员信息,他便毫不犹豫地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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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队部分队员合影。

“当时我还是个小孩,憧憬家以外的所有世界。 黄漂 是在那个时候,是你能在地球上做的最好的事”,丁凯告诉南都记者。

当时的北京队由北京团市委组建,队员皆是“工农商学兵”。丁凯去报名时,组织者很高兴,“就等你这个 学 了。”当时,组建者要求队员至少25岁以上,丁凯虽然年纪小,但身高1米75,戴一副野外科考用的变色眼镜,待人接物也很成熟,没人发觉他隐瞒了年龄。

那是一个热血沸腾、理想主义的时代。改革开放带来蓬勃生机,女排五连冠激励全民拼搏。“黄漂”队员们不只是要跟外国人较劲,抢先完成首漂,也是在跟黄河、跟大自然较劲。“当年北京队的口号是, 征服黄河巨龙,振奋民族精神 ”,丁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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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队部分成员合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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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队队员在玛多县合影。

与北京队的半官方性质不同,河南队由参加过“长漂”的雷建生、郎保洛发起,队员多是慕名而来。工人袁世俊当年36岁,与雷建生是多年好友,曾一起参加“长漂”,“黄漂”自是当仁不让。“肯定很危险,但总得有人做这件事,这与民族荣誉有关”,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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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朝革(中)与两名河南队队友在黄河入海口合影。

李朝革也是其中之一。1987年,26岁的李朝革在洛阳铜加工厂当工人,从朋友那得知将组建“黄漂”队时,队员已招满,他软磨硬泡才求来一份介绍信。“黄河是母亲河,不能让外国人抢先。这是时代赋予我们的责任,也是实现个人价值的途径”,多年后,李朝革告诉南都记者。

当时,李朝革一拿到介绍信便向车间请假。当时“长漂”掀起漂流热,厂里对他的行动不支持也不反对,唯一的要求是需经父母同意。李朝革立即请了父亲去,“我父亲对厂领导说, 我一共四个儿子,就是死了一个还有三个给我送终,我同意他去,为国争光! ”

征途

三支队伍都曾弹尽粮绝

由于是前无古人的第一次,风险未知,出发前,所有黄河“首漂”队员都曾写下过“生死状”。不少队员瞒着家人悄悄启程,丁凯骗父母说自己要参加来年高考,需要闭关学习;袁世俊当时已娶妻生子,原本跟家人说只是去探望雷建生,但被拆穿,“他们担心,但也拦不住,只能祝我平安归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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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徽队队员在黄河源头留念。

三支队伍中,北京队有官方支持,装备最好,准备最充分,内部细分为科考、漂流两支小队,所有队员在出发前都曾在怀柔登山训练中心接受专业体能训练,平时还有思想教育、黄河知识等课程;河南队虽有经验丰富的“长漂”队员,但毕竟是民间组织,无力承担专业集训,“所有队员都是直接上,在实战中边干边学”,李朝革说。而安徽马鞍山队当时人最少,条件也最差,有队员接受媒体采访时曾透露,“我们当时很快就没了资金,后来可以说是靠着唱歌跳舞、卖小商品,一路要饭坚持下来的”。

尽管皆以抢在外国人之前首漂母亲河为目标,三支队伍之间却也暗自较劲,都希望自己是“第一漂”。三支队伍,不约而同提早出发,3月底竞相抵达黄河源头。“当时的青海零下20多度,绝大多数人都是第一次上高原,又冷,缺氧,通讯、补给都成问题”,丁凯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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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河源头扎陵湖。马挥摄

冰天雪地,无法漂流,队员们就背着物资装备,拖着空船徒步冰上,不少人多次陷入冰洞遇险。在严酷的气候条件下,队员们爬冰卧雪,遇浅滩就下水推船,遇冰原就上冰拉船,“为的就是要一寸不落地 漂 过黄河全程”,袁世俊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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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严酷气候条件下,黄漂队员爬冰卧雪,遇浅滩就下水推船,遇冰原就上冰拉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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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漂队员背着物资装备,拖着空船徒步冰上。

队员们白天漂流,晚上在河边就近扎营。丁凯在漂流前期负责北京队的后勤补给,每天跟着司机队开车载着物资追随漂流队送补给,“黄河源头地区就像月球表面,很多地方车开不过去,有时找不着人,有时发现人就在附近却隔着冰原过不去,往往两天以后才能把物资送到。”

“弹尽粮绝”是三支队伍当时都常遭遇的困境。李朝革说,北京队的装备、补给已是最好,河南队是民间发起的组织,补给难度更大,队员们每次漂流都会将物资装进船里,一旦落水,便失去所有补给。“我们曾有三天没有任何东西吃,只能饿着。守着黄河却没有水喝,我曾渴得受不了捧起河水就喝,一连几天,嘴里的泥沙都吐不干净”, 李朝革说。

遇险

7勇士不幸殒命母亲河

从黄河源头到玛多再到军功乡,队员经历了多次翻船和险情,一路有惊无险地闯了过来。但在黄河落差最大的长峡谷,全长216公里、落差588米的拉加峡,发生了“首漂”中最大的伤亡事故——1987年6月19日,袁世俊与雷建生、郎保洛、朱红军和张宁生乘坐一条橡皮筏漂经拉加峡时,其中四人不幸遇难,唯有袁世俊死里逃生。

那是袁世俊每每想起就痛苦不已的回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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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队在黄河青海拉加峡漂流数天后,有四人不幸遇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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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队两位队长雷建生(左)和郎保洛(右)皆在漂经拉加峡时遇难。

当天,拉加峡刚下过一场大雨,气温较低,当时水温仅五六摄氏度。他们5人在上午乘坐一只皮筏出发,“刚下水没漂多长时间,因水流太急,船筏撞到了一块大石头。”袁世俊说,当时水温太低,大家体力不支,5人被冲散,雷建生头部撞击石块,不幸遇难,至死还拉着船上的绳子。袁世俊和雷建生随船一起被冲到岸边,当袁世俊昏迷醒来时,雷建生已停止了呼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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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队也曾在黄河青海拉加峡翻船遇险。

在那之前,安徽队在过龙羊峡时,队员汤立波、张建安两人翻船遇难。北京队亦有一名队员杨浩牺牲。

接二连三的噩耗让三支队伍受到沉重打击。随后,国务院办公厅发文要求加强江河漂流活动管理,“黄漂”热潮减退。

杨浩牺牲后,丁凯从科考队转为漂流队,不再在岸上做后勤,而是下河漂流。他回忆,一个月的时间里,追悼会断断续续地开,士气大受影响,但也有不少队员因此更加斗志昂扬,“拼了,把这条命豁出去”。

李朝革还记得,当时河南队在西宁为4位牺牲队员开追悼会,河南省领导专程赶来。追悼会结束后,漂流队召开全体会议,大家讨论是结束漂流,还是继续坚持下去。队员们一致要求继续漂流,甚至还有人写血书表决心。“队长没了,我们就这样灰溜溜地回去,丢不起那人”, 李朝革回忆。

死里逃生的袁世俊,众望所归接过队长的接力棒。“雷建生就死在我的身旁,我活着就要完成他未竟的心愿”,在他的带领下,河南队全队又开到雷建生等人遇难的地方,从那里再次开漂。

在与激流险滩的拼搏中,三支队伍渐渐建立生死友情,互相帮助和救援,更加团结。至当年9月25日,三支队伍陆续抵达山东垦利黄河入海口,黄河首漂终于得以完成。

转折

有队员从此再不提黄河

黄河“首漂”结束后,江河漂流一度沉寂。队员回归原来的平凡生活,有人自此与江河漂流的关联愈来愈深,也有人从那时起便刻意逃避黄河。他们都不曾想到自己的人生会因这段经历有所改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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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玉树漂流世界杯,国际漂联主席威利琼斯为尧茂书纪念碑献哈达。马挥摄

“当时差不多90%的队员工作都做了调整”,丁凯说,“黄漂”归来后,他失业了,工作不好找,曾一度养鸡为生。1994年,他进入一家外企,之后在不同的外企间辗转,做了20年职业经理人,2006年辞职后,将更多时间放在他所爱好的漂流上。

“黄漂”之后,漂流就成了丁凯“一生都不会割舍”的爱好。他是国内外多起江河漂流活动和赛事的参加者、组织者。1996年,他担任中美怒江第一漂技术总监;1998年,任珠江第一漂技术总监兼副队长;1998年,漂流美国科罗拉多大峡谷;2006年起,他连续两年担任国家皮划艇激流回旋项目教练、顾问,为国家队备战2008年奥运会做准备。今年“黄漂”30年,他是各项纪念活动的联络人和协调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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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年“黄漂”队员于忠元、巴鲁、刘国强、袁世俊(从左往右)在吴堡参加漂流赛。

陕西吴堡漂流赛和纪念活动结束后,队员们将前往黄河源头为7勇士竖立“魂系黄河”纪念碑,并于7月30日抵达青海玉树,组成“黄漂老将队”参加漂流赛。

“黄漂”归来,袁世俊离开了工作多年的工厂。“请了那么长时间假,厂里虽没说什么,但肯定是不理解的。当时我又是队长,还有很多后期的事要处理,就放大假了”。之后,他自己创业,开了一家公司。“好汉不提当年勇,黄漂过后,我再也没向外人提过这段经历,很多朋友都不知道我竟然还参加过黄河首漂”,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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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黄漂”30年,北京队队员在洛阳雷建生墓前留念(最后排者为丁凯)。

为缅怀昔日队友,三支漂流队共同将“黄漂”纪念日定为6月19日。每年此时,身为河南队队长的袁世俊便会组织一系列纪念活动,昔日“黄漂”队员从天南海北赶来,在郑州花园口黄河岸边的纪念碑旁点上红烛,在洛阳龙门山上的雷建生墓前叙旧,在黄河中纪念性地漂流一段——这是他们每年的固定动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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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年前,李朝革在黄河壶口漂流时的情景。

令袁世俊感到遗憾的是,他既要经营公司,又要坚持漂流,“什么都没干好,如果我能像王石那么成功,每次的活动经费都不成问题”,他笑言。

与丁凯、袁世俊主动与江河漂流捆绑不同,64岁的河南队队员郝景川一直在刻意回避黄河。30年来,他参加过很多次“黄漂”纪念活动,却再也没有在黄河里漂流过。当年他和雷建生同为洛阳一所中学的老师,他教地理,雷建生教历史,两人在同一个办公室共事十来年,感情深厚。雷建生等4名队友牺牲之后,郝景川怕触景生情,不想再看到黄河。

“不论之后的人生如何选择,一旦经历过 黄漂 ,就终身打上了 黄漂 的烙印”,袁世俊说,“黄漂”队员最大的共同点就是,都有不怕困难,勇于探索的精神,“不论做什么,这种精神总是有助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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河南队的李朝革赤身乘敞口船成功冲击壶口瀑布后留影。

李朝革也认同这种观点。他曾创业惨败,又重新站起,靠得就是当年咬紧牙关拼死抗争的劲头。当年他和队友用敞口船冲击壶口瀑布,冲过最汹涌的跌水,船被大浪打翻,他晃晃悠悠爬上船底,猛然做了个倒立的动作,腿还没伸直又跌进河里。

“那时我连死都不怕,现在还有什么苦难是克服不了的呢?”李朝革说。

出品:南都采编指挥中心

统筹:南都人物新闻工作室

主持:胡群芳

采写:南都记者 刘苗(受访者供图,除署名外)



(原标题:黄河漂流30年,昔日首漂勇士今何在?)

netease 本文来源:南方都市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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