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人接触到许多“洋派”

（原标题：成都人接触到许多“洋派”）

西风渐进。天性好稀奇的成都市民最有切身体会的，是身边日常生活的变化，他们惊奇地感受了一个新词：洋派。洋货大量地出现，成都人见到的洋货品种繁多，有的价格不菲；理发店、照相馆等新事物广受欢迎；数度东渡日本的周孝怀出任四川巡警道和劝业道后，成都市政管理水平迅速提高，风气为之一变。

洋玩意儿五光十色

我的小脚外婆，从来就固执地称肥皂是“洋碱”，香皂是“香胰子”，火柴是“洋火”，画片是“洋画”，自行车是“洋马儿”……她说的这些东西，是几十年前，她还是姑娘、少妇的时候看见的新鲜玩意儿 ，那时就是这么叫的，至终她也不改口。

外婆的年轻时代是西风渐进的时代。

成都人天性好稀奇。虽地处内陆盆地之底，然而外来的风也给静如止水的市井生活掀起丝丝波澜。已经过了几辈子不变的生活，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新旧交替的时刻，世道要变了，皇帝的龙座摇摇欲坠，乱世就要来到了。

但是对于市井小民来说，革命毕竟是说说听听而已的遥远的事情。乱世带来的是门户大开，他们最能有切身体会的，是身边日常生活的变化。成都人惊奇地感受了一个新词：洋派。

洋派就是时尚的意思。奢侈豪华的大公馆里，必得有西洋的玩意儿，否则就老土了。

半官半绅的郝达三的公馆里，新添了精铜架子，五色玻璃坠的大保险洋灯挂在客厅里，夜里点燃，光芒四射，全家人都看得不想睡觉。客厅窗子上，镶上了五色磨花的玻璃。郝达三的鸦片烟签的头上，有粟米大的一粒球，把眼光对准一看，可以看见一个精赤条条的洋婆子。甚为神奇的是留声机，把蜡筒套在机器上，用指头一拨，一根针刺着蜡筒，从这头走到那头，把机器上两条圆皮绳分塞在耳朵孔里，就能听见唱戏的声音。而洋人那些日常的用品，全家老小一用便离不得了，什么牙刷、牙膏、洋葛巾、洋胰子、花露水之类，使用起来甚是舒服。

郝达三是李劼人小说《死水微澜》中的人物，成都公馆中的“洋派”就是这样的。而《成都通览》中记载的还远不止这些。

到了20世纪初，洋货大量地在生活的各个领域出现了。成都见到的洋货品种繁多，有的价格不菲，自然不是一般人能使用的。譬如白兰地酒每瓶一元四，大瓶香槟酒三元，西洋镜九角，绸盒花露香水两元，头号浪瓮痰盂四元，扑粉盒两元，珐琅美人表十四元，打时报刻金表七十元，玻璃磨花宫灯五十元，头等钢丝眼镜九角，洋来牛乳汁七角，洋来奶瓶三角，卫生方瓶洋糖五角，西洋白铜调羹四角，牙刷两角，木匣小八音琴两百元……甚至文具中，洋货也大举“入侵”：自来水笔七角，十件绘图器三元五，铅笔半角，橡皮头一角，钢笔尖一角，红蓝墨水半角，五色洋纸每令五元。

这些东西让人感到新鲜，大多的老成都人即便无缘享受，也能饱饱眼福。

不可思议的镜匣子

更多的事情就让人倍感稀奇了。

最早让成都人领略照相术的，是光绪年间的吴焯夫。吴焯夫与平安桥天主堂司铎杜融（法国人）过往甚密，经过杜融的介绍，在上海学得照相、石印技术，于是带回照相机和手摇小石机，于光绪九年（1883年）在桂王桥开办了一楼一底的“涤雪斋”照相馆。后来在华兴街又有了“有容”照相馆，是广东人梁笑山办的。上世纪初，梁笑山买了一部八寸木制三脚架相机，用背篼背着来到成都。到了后来成都照相馆竟不下数十家。照相术让人弄不明白，何以一具镜匣子，能把不同影子，连一缕头发之细都逼真地照下来？所以老成都就有了一种说法，照相是把人的元神摄到纸上，照相之后，不死也要害场大病。可毕竟还是有敢于第一个吃螃蟹的，照相之后既没有死又没害病，看客们遂胆大起来。那时的照片是黑白的，初尝照相甜头的人却已不满足了，还要在照片上着色。着色最佳的就是吴焯夫的照相楼。起初接受照相术的成都人，“镜头感”较差是自然的，于是就留下了表情呆滞、略嫌造作的老照片。对于今人来说，却是弥足珍贵的。

街上不准喂猪

数度东渡日本的周孝怀出任四川巡警道和劝业道后，力主新政，成都风气为之一变，成都人见到了更多的“洋派”。《成都通览》记载的警察之“善政”，有“街道无渣滓无死鼠死猫，街边尿缸一律填平，各街茅房（即厕所）改良尽善，病猪肉不准入城，旅栈添窗通空气，认真大修理阴沟，井边不准淘米洗衣，染房臭水不准乱倾，街上不准喂猪”等。巡警道之所为颇像一个市政府，在成都建立了一些新秩序，这对于大乡场似的老成都来说，规矩未免过多。但过后人们却感受到规矩的好处。更重要的是，新的规矩是更接近都市文明的。及至周孝怀出任劝业道后，成都人更是眼界大开：在城市里原来是可以有另外一种生活方式的。

周孝怀最著名的业绩是令成都人津津乐道的“娼”“场”“唱”“厂”。“娼”，治理娼家，对妓女实行分类管理；“场”，兴建成都近代第一个商业中心商业场；“厂”，倡办乞丐厂、纱厂、造纸厂等实业；“唱”，改良戏曲和兴建戏园。成都由此开始，有了一点近代城市化的意味了。

(原标题：成都人接触到许多“洋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