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都在唐代享有“扬一益二”美誉

2017-05-26 07:33:42 来源: 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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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成都在唐代享有“扬一益二”美誉)

成都在唐代享有“扬一益二”美誉

木芙蓉 马千笑绘

肖 平 (成都图书馆副馆长、成都历史文化研究专家)

隋文帝统一全国后,分封第四子杨秀为蜀王出镇成都。杨秀对成都城进行了大规模的新建和改造,使隋城达到“通广十里”的规模。由于筑城大量取土,在今市中心人民南路科技馆一带形成风景秀丽的人工湖——摩诃池。此后数百年,摩诃池作为成都重要的皇家园林和游览胜地,吸引了众多文人骚客泛舟游览。唐代武元衡有“摩诃池上春光早,爱水看花日日来”的诗句,宋代陆游也留下了“摩诃古池苑,一过一销魂”的吟诵。摩诃池在宋代水域面积大幅缩小,至明代修筑皇城时最终消失。

公元759年冬,诗人杜甫带着妻儿从甘肃穿越秦岭来到成都,写下一首《成都府》:“曾城填华屋,季冬树木苍;喧然名都会,吹箫间笙篁。”当时北方大地正经受安史之乱,成都优美的自然环境、繁荣的商业经济和深厚的人文底蕴给杜甫留下深刻印象。

唐代晚期西川节度使高骈(音pian)扩筑成都,兴建“罗城”,改二江并流为“两江抱城”,使成都城市布局发生重大变化,从而奠定了现代成都城市格局。这一时期,成都的文化和经济已跻身全国前列,是当时全国四大名城(长安、扬州、成都、敦煌)之一,人口仅次于长安。由于成都在中国城市和世界商贸版图上的地位日益凸显,在唐代又享有“扬一益二”的美誉。

初唐著名诗人陈子昂在给武则天的谏疏中准确地描绘了成都的重要地位:“蜀为西南一都会,国家之宝库,天下珍货聚出其中。又人富粟多,顺江而下,可以兼济中国。”唐代《元和郡县志》称:“扬州与成都号为天下繁侈,故称扬、益。”时至唐代,中国长江经济带已初见雏形,位居长江上游的成都和位居长江下游的扬州见证了这一时期长江经济带的形成和繁荣。在当今实施“一带(丝绸之路经济带)一路(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战略背景下,成都作为南方丝绸之路的起点和长江经济带的重要城市,正以其故有的历史资源和优越,成为“一带一路”和长江经济带战略布局的交汇点和中心枢纽。

唐代成都是中国的造纸中心,英国学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四川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成都的浣花溪旁,集中了上百家造纸作坊,成为益州麻纸的主要生产地。《唐六典》载,当时中央图书馆集贤院所藏古今图书10多万卷,全部以益州麻纸书写。《新唐书》也记载,当时朝廷掌管图书、秘书工作的集贤院每月耗费“蜀郡麻纸五千番(张)”,还不包括皇帝诏书和官府文书用纸等。

唐代成都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雕版印刷中心,一直延续至宋代。1944年,成都望江公园附近出土的、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陀罗尼经咒》,即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印”。目前世界上有明确刊印日期的最早印刷品,出土于敦煌、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金刚经》,也为“西川印本”。宋代“蜀刻甲天下”,中央政府很多重大出版工程都在成都刻印完成。如公元971年,宋太祖组织各方力量在成都刻印《大藏经》,共刻板13万块,历时12年完成,这是世界上第一部用雕版印刷技术印刷出版的佛经总集。唐代后期,国内大部分印刷品出自成都,而且实现了品牌化,统称“西川印子”或“西川印本”。

蜀绣在唐代扩大了生产规模,产量在当时的三大名绣(蜀绣、定州缂丝、苏绣)中高居第一,既是朝廷贡品,也是重要的外贸商品。

唐代成都还是中国的第二政治中心,唐玄宗、唐僖宗分别于公元756年和公元880年先后避安史之乱、黄巢起义来到成都,并一度改益州为成都府,后再升成都府为南京,此为“南京”一词在历史上首次出现。明人于慎行总结这段历史说:“唐都长安,每有盗寇,辄有出奔之举,恃有蜀也。所以再奔再北,而未至亡国,亦幸有蜀也。”这句话把成都作为中国后花园或大后方的历史地位说得非常清楚。

唐代成都还是中国的佛教文化中心,出现了大慈寺(唐玄宗敕建)、昭觉寺(唐僖宗敕建)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佛教寺院。其中尤以 “大圣慈寺”最为壮观,占地1000亩,拥有96院、8524间廊房,号为“震旦第一丛林”。著名佛学家玄奘曾在此剃度修行。同时大慈寺还是一座巨大的艺术宝库,拥有“精妙冠世”(苏东坡语)的壁画群。宋代李之纯《大慈寺画记》说:“举天下之言唐画者,莫如成都之多;就成都较之,莫如大圣慈寺之盛。”时至宋代,成都的唐代壁画藏量仍为全国第一,寺中佛教题材壁画有13976幅,还不包括其它类型壁画。

唐代成都也是当时的东方音乐之都。杜甫《赠花卿》一诗说:“锦城丝管日纷纷,半入江风半入云。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前蜀皇帝王建陵墓“永陵”出土的石刻24乐伎图,就真实地记录了唐代燕乐中“座部伎”的演奏情形,图中乐器多达20种,以龟兹乐(西域民族音乐)为主,清商乐(汉族大曲)为辅,又吸纳天竺(印度)、扶南(柬埔寨)、高丽(朝鲜)等异域音乐,是唐代音乐由雅乐向燕乐转变时期的代表,也是唐代成都作为古代世界东方音乐之都的历史见证。有学者考证,永陵24乐伎图所演奏的曲目,应为著名的蜀派音乐“蜀国弦”。此乐伎石刻图,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唐五代时期的石刻宫廷音乐演奏实景,在中国石刻艺术史、中国音乐舞蹈史、中国服饰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由于唐代成都的空前繁荣,成都也成为中国文化精英们汇聚之地,形成了“天下才人皆入蜀”的文化聚集效应。清代学者李调元,曾用“自古诗人例到蜀”来总结成都所拥有的这种奇特的文化地理现象。有唐一代的大诗人,如李白、杜甫、王勃、卢照邻、高适、岑参、李商隐、白居易、刘禹锡、元稹、贾岛、温庭筠、韦庄等都曾旅居成都,极大地促进了成都的文化交流与融合。

唐朝灭亡后,王建、孟知祥分别于公元907年和公元934年在成都自立为帝,史称前蜀后蜀。这一时期,成都跟北方的战乱局面形成鲜明对照,人民安居乐业,经济文化稳步发展。尤其是在文学艺术方面创造了多个中国第一:成立了中国最早的皇家画院“翰林图画院”,编辑出版了中国文学史上第一部词集《花间集》,刊刻了中国最早有注文的石经《孟蜀石经》,发明了中国第一副春联(蜀后主孟昶所作:“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

蜀后主孟昶还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四十里如锦绣”,成都因此有“蓉城”的别称。在城墙上大面积栽种花卉植物用于观赏,这在中国建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孤例,说明成都自古就是一座花园城市。

唐代中国三大中心在成都

唐代成都是中国的造纸中心,英国学者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认为:“四川从唐代起就是造纸中心。”成都的浣花溪旁,集中了上百家造纸作坊,成为益州麻纸的主要生产地。

唐代成都也是中国乃至世界的雕版印刷中心,一直延续至宋代。1944年,成都望江公园附近出土的、目前国内发现最早的雕版印刷品《陀罗尼经咒》,即为“成都府成都县龙池坊卞家刻印”。目前世界上有明确刊印日期的最早印刷品,出土于敦煌、现藏于大英博物馆的《金刚经》,也为“西川印本”。

唐代成都还是中国的佛教文化中心,出现了大慈寺(唐玄宗敕建)、昭觉寺(唐僖宗敕建)等一批在全国有影响的佛教寺院。其中尤以 “大圣慈寺”最为壮观,占地1000亩,拥有96院、8524间廊房,号为“震旦第一丛林”。著名佛学家玄奘曾在此剃度修行。

唐代成都:当时的东方音乐之都

唐代成都也是当时的东方音乐之都。前蜀皇帝王建陵墓“永陵”出土的石刻24乐伎图,真实记录了唐代燕乐中“座部伎”的演奏情形。此乐伎石刻图,也是迄今为止唯一完整保留下来的唐五代时期的石刻宫廷音乐演奏实景,在中国石刻艺术史、中国音乐舞蹈史、中国服饰史上都有着极其重要的地位。

成都自古就是一座花园城市

蜀后主孟昶在成都城墙上遍植芙蓉,“四十里如锦绣”,成都因此有“蓉城”的别称。在城墙上大面积栽种花卉植物用于观赏,这在中国建城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孤例,说明成都自古就是一座花园城市。

(原标题:成都在唐代享有“扬一益二”美誉)

netease 本文来源:四川新闻网-成都晚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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