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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大教授讲述宝藏背后:盗墓贼手上可能是假文物

2017-03-21 10:17:00 来源: 封面新闻(成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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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北大教授讲述宝藏背后故事:盗墓贼手上可能是假文物)

北大教授讲述宝藏背后故事:盗墓贼手上可能是假文物齐东方在考察山西云冈石窟窟顶遗址现场。图/社科院考古所

一艘阿拉伯商船,满载着中国的货物从扬州出发,在印尼触礁沉船。后来被德国人发现,打捞起来,最后被新加坡整体买下,再由好奇的由美国人拍成纪录片又出了书,将它的故事传播到全世界。

在揭开诱人的宝藏之谜以前,齐东方常常以上面这段话归纳宝藏的主人——“黑石号”沉船一生的境遇。而它的境遇正折射出千年以来人类海洋贸易的多姿多彩。

3月的一个阴冷的周末,北京大学考古博文学院教授齐东方来到成都博物馆,以“海上黎明”为题向观众介绍了当下海洋丝绸之路的考古新发现。成都博物馆地下讲厅的外春雨簌簌,讲厅内500多人济济一堂,聚精会神的听着齐东方讲述在印尼海港,此生最热的一次现场考古。齐东方飞快的讲述着数十万文物重现人间的经过,一张张幻灯片隋唐铜镜、长沙窑、唐青花、金银器、玻璃器……夹着东南亚的果香和海风扑向猝不及防的内地观众。

然而,他们没想到除了宝藏,齐东方即将告诉他们一个更大的秘密。

百姓的口味

“春水春池满,春时春草生。春人饮春酒,春鸟鸣春声。”

1200多年前,湖南湘江边的一名窑工在瓷壶上描下这首质朴的唐诗。订货的大食(阿拉伯)客商喜欢充满东方气息的毛笔字,让这个瓷壶有机会带着江南春色跨越重洋,走进千万海里以外阿拉伯贵族的泥土房中。

然而行程还未过半,客商的船便触礁而沉。直到21世纪初,齐东方来到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的保管处,看到这个“春色”壶和它的同胞兄弟姐妹们,“我到那儿一看就晕了”,齐东方形容这次邂逅时说,“书架似得(展柜),一个一个一个,一排一排一排,完好无损。这批完整的“黑石号”沉船出水瓷器,就是唐晚期长沙窑的杰作。

长沙窑瓷器是特别的,从唐以来的“窑系”家谱里,几乎不见它的踪迹。齐东方在各种文献里找来找去,只找到一句诗。但考古发掘出来活生生的长沙窑器皿却在自述它的历史,“长沙窑的瓷器是唐外销瓷器里面最主要的,同时也是由中国考古大规模发掘揭露(历史)最早的一种(瓷器)。”

齐东方介绍,过去对遗址发掘,很难发现好的东西。因为窑址留下来大部分是打碎的残品。而博物馆里面能收藏一两件就很不错了。“黑石号”沉船上的“长沙货”让齐东方大开眼界。更重要的是,许多瓷器上有文字或是图案。齐东方把上面的唐诗称作“顺口溜”,因为这些文字非常难得的反映了唐代百姓的意趣。

“长沙窑制作的产品特别接地气”,齐东方表示,“除了一般的纹样之外,很多写些字,很多都是当时的顺口溜,这种顺口溜老百姓比较喜欢,甚至题记,还有点带游戏状态。”这为研究一千多前中国社会的市井生活打开了一扇新的窗口。而上面的釉色,则对中国陶瓷工艺研究和色彩学有着重要的意义。

北大教授讲述宝藏背后故事:盗墓贼手上可能是假文物齐东方在青海都兰遗址发掘现场。图/社科院考古所

知识体系的颠覆

“黑石号”沉船上长沙窑、唐青花与江心镜对旧有知识体系进行了补充和印证,但沉船里成批文物带来的问题远比答案要多得多。

从“黑石号”沉船出水的唐代邢窑白瓷中,有的底部写着“盈”字,甚至有“进奉”的 字样。唐玄宗时期建“大盈库”作为玄宗的私库,存放各地贡品。器皿底部刻“盈”,即意为皇室专用。而“进奉”字样就更加明了,按过去的研究便是向皇室进奉的贡品。但这个认知却对沉船文物考察带来困难。

“有进奉字样的这种瓷器,出现在一个商船上,尤其是往外国运的货物上,没有道理啊。”难道贡品也可以在市场上流通?齐东方觉得这当中的原因,无法按照过去的知识来推理。

同时“黑石号”上还发现数百个半人多高的大罐子,长沙窑的瓷器被发现时就整整齐齐码在这些罐子中。用齐东方的话说,这就是古代的“集装箱”。本来唐代瓷器烧制技术已经很高,这些“集装箱”的工艺没有太多研究价值。直到齐东方通过一个印尼收藏家了解到当地人对这些大罐的认识。

“印尼的一个收藏家自己的家里收藏的这些,”齐东方说,“我英语很糟糕,只会一点,我那一进这个屋,我突然想起一个来:My  GOD!”

不大的屋子里,各式各样的大罐子满满当当,一直从地上摆到墙上的壁柜里。后来齐东方才知道,当地人十分喜欢这些大罐,甚至买椟还珠,不要里面商品只留罐子。

原来当地的部落把大罐作为尊贵的神器,有的放在门口,有的在嫁娶派上用场,“酋长死了,还用它装骨灰”。就这样一种物品通过贸易来到另一个地区,改变了原来的用途,被赋予新的含义。除了“集装箱”罐子,在海上丝绸之路考古中发现的类似情况还有很多。齐东方解释,这里面有误读,也有转化,这也是海上丝路考古中一个亟待研究的文化课题。

盗墓贼的假算盘

比起精美的瓷器,齐东方更喜欢这些脏乎乎的大罐子和并不起眼的伊斯兰陶。他认为这些物品更说明问题。然而现实却无法给予齐东方更多的空间对它们进行研究。

目前,海外有三艘沉船的出水对中国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有重要意义。分别是1998年印尼勿里洞发现“黑石号”沉船,2003年印尼爪哇发现井里汶沉船、还有1975年在韩国发现的新安沉船,这三艘船上出水的数十万件文物,正逐渐拼凑出从公元9世纪开始到公元12世纪之间,中国与海外诸国之间海上贸易往来和文化互动。

其中新安沉船由于学术界的早期介入,被研究和宣传的最为彻底。“黑石号”沉船经历一番周折,也总算整体被新加坡亚洲文明博物馆收藏,然而被称作“海上敦煌”的井里汶沉船最后结局却和陆上敦煌一样无奈。据齐东方了解,井里汶沉船出水近40万件文物目前已经四散。

即便如此“黑石号”的研究依然进展缓慢,其中原因之一就是“黑石号”所谓的“抢救性打捞”只是一个商业行为。“考古和打捞是两回事,考古就要按照考古学程序进行调查”。拿唐铜镜来说,如果是考古式打捞就一定得交代这个铜镜出现在沉船的哪个部位,它的旁边都是什么。这些问题同样出现在陆上的考古发掘中。

“电视里面这儿赛宝,那儿赛宝,这个东西多么值钱。考古的无动于衷。(因为)我们考古的都知道,经过文物普查,早就知道(下面有宝藏),但是不去挖,主要是(出于)保护的意义。”

此外,齐东方表示,墓葬中的物件,一旦被盗墓者拿走,“就没有价值了”。在引起轩然大波的“曹操墓”认定问题上,有民间人士就指考古队从盗墓者手里采集来“魏武王常所用慰项石”不能用于墓葬的认定。其原因也在于失去环境的文物,很难说明任何问题。

对于沉船文物的研究也是一样。先要对整船上上下下,里里外外有一个整体了解,才能分别对器物进行论证和研究。“对单个文物进行研究是一件危险的事情”,齐东方表示。

海上丝路的考古博弈

十七世纪以后,东印度公司的兴起,让亚欧之间的海上贸易变得十分频繁。动则一年以上的远航,死亡率很高,但人们仍然踊跃上船做水手,“假如当两次水手侥幸活了下来,一辈子就衣食无忧了。”

即使这样,沉船率也有10%之高。再往前溯,远航的风险更高。据《新唐书》记载,印尼爪哇岛(古称诃陵)是中国来往南亚和西亚海上交通的要隘,也是后来海上丝绸之路的中转站。这里海盗出没,沉船频发。

据齐东方推测,在爪哇岛礁石密布的水域间还有很多宝藏等待被发现。然而没有节制的打捞将会是对这些文物带来灾难性的破坏。考古挖掘技术性极强,擅长北方田野考察的考古学家,到了南方可能就无法施展手脚,更不要说水下考古。

“我知道现在民间对于考古事业是支持的,但是比如说私下拉出考古队,这个是不行的,”齐东方表示,“考古,大学本科学四年,然后得在工地干很多年之后才能拿到一个领队资格。而田野发掘技术,在课堂都教不了。”

而丝绸之路不仅是商品的交换,器物的研究。从宏观上看,贸易给人的经验和教训是双向的馈赠,还有当中的文化交流研究。海上考古才刚刚开始,而这些研究都还没开头。


尤园园 本文来源:封面新闻-华西都市报 作者:何晞宇 责任编辑:彭惠智_NN60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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