身在上海的打工者:我跟老家的人共同语言很少

（原标题：“我跟老家的人共同语言很少”）

阔别家乡多年，如今，每每回乡过年，霍艳红成了老家人眼中“从上海回来”的时髦女郎。“我跟老家的人共同语言很少，因为他们的思想跟我的思想不一样的，我看的世界很广。”

“我的人生，就不是待在这个小地方的”

“我的人生，就不是待在这个小地方的，我觉得没意思。以后靠自己的努力，我会过得更好。”霍艳红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是果决的。十年前，她拒绝了母亲给她在老家安排的工作，离开黑龙江七台河，奔向大城市，那年她17岁。

背井离乡的念头是很小时候就萌发的。“我看到很多别人家的孩子从外地回来，回来都会带好多非常好的东西，孝顺父母，我觉得我也要那样努力去做。”异乡的名字在回乡人们的话语中一闪而过，像种子一样牢牢地扎根在她的心里。

她本不爱学习，自知胆子大、心思活、肯拼搏，中学毕业对她而言意味着自由，她早就迫不及待要张开双臂拥抱外面的世界。

“启动资金”是离家前在棋牌室帮忙积攒的四千元。她只拿了几件衣服，拎着一个行李箱，只身飞去了青岛。先是投靠母亲在那里的熟人，做抛光钻石和黄金的活计。不出一个多月，她就断定自己不适合这份工作，随后应聘特步专卖店的店长职位。生意虽然做得不错，却苦于人事纠葛，想另谋出路。听闻母亲收养的、从小一起长大的女孩在上海，她也想去看一看。

如同是四处迁徙的小鸟，不曾筑巢安顿，也就可以随时转变轨迹。当这个扎着很长的马尾辫、穿着白衬衫牛仔裤、见生人会脸红的东北女孩出发前往这座国际大都市的时候，她不会想到，自己与异乡之间的隔阂将让她经历怎样的磨砺，她与家乡将如何渐行渐远。她也不会想到，她将做到奢侈品销售的全国第一，也将全面打开生活的局面，拥有自己的事业。

“明知道我听不懂，一直跟我讲上海话”

一个人的成长怎么可能不带着儿时的烙印呢？“为什么我会这么勤奋呢，因为我从小看我妈也是这么勤奋，所以我也不会好吃懒做。”霍艳红肯定母亲对自己的影响。

五岁时父亲去世，管理父亲的修理厂和抚养五个孩子的重担全落在母亲一个人的肩上，后来还加上收养三个孩子的负担。

“没办法，我妈一个字都不识，没文化，她雇了几个人，自己把厂子就撑了起来，很厉害的。”除此之外，母亲还学手艺，烤糕点，从早到晚自己出去卖，或往超市送。“我为什么这么懂生意？跟父母教育有关。”

尚在上海租房安顿之时，她来到Jack Jones（丹麦男装品牌）淮海路店询问职位空缺，把自己过去做销售的经历添油加醋介绍一番之后，她被录取为营业员，做一休一。新环境的抵触接踵而至。

“他们很排外的，明知道我听不懂上海话，一直跟我讲上海话，我都不好意思说我听不懂，我就很生气，又很委屈。”

语言的阻隔像一道墙把她孤立于人群之外，对工作的生疏也让她的融入困难重重。“前两个月，我生意做得很不好，我不懂服装嘛，天天被骂，我就特别要志气，我想我一定要做得很好。”

她下功夫仔细了解每一款衣服的面料、款式和工艺，适合什么样的人，怎么搭配好看。还整天在店里观察别人的说话方式，学习和顾客沟通。更关键的是，她试图笼络大客户，让他们每次下单只认准她一个人。

“有一个台湾客户，我接了他以后，我说留个电话号码。我说，很多新品，可能在你们还没来得及买的时候，就卖光了，我把你们要的尺寸每个都留起来一些，然后你来挑。他一听，也是，我在为他考虑。留了电话号码以后，过节了，我知道他们台湾人喜欢红酒，我就给他买了红酒，问到地址，给他送过去，他就很感动呗。然后他每次来，就给我打电话。最多的时候买了五万多。”

凭借这样的用心，两个月之后，她每个月都做到第一名。

出色的业绩引起同事妒忌，她一个人能接两三批客人，等到她的客人要买单时，同事就合伙把她的生意占为己有。“谁让你一个人接这么多客人，我们没生意了啊。”

在如此这般的打压之下，她申请调店。“别人都在欺负你，你就直接找老板，不要憋着一身气走了，这样永远没出息。”公司认可她的能力，把她调到港汇店，该店领导行事公允，霍艳红才感到扬眉吐气。

从此，她在上海找到了稳定的落脚点。她踩准了城市的节拍，每天从一早开门到晚上关门，接待一批又一批的客人，反应敏捷地回应每个客人的需求。每两个小时为一个阶段，任何一个阶段如果不开单，个人业绩就会被扣去五百元。“每天时间都很紧张，很累的，脑子一直绷着，没有时间想别的，就想着我要订单要做生意，你要想做得好，要速度，抓客率准，拿货也准，很讲究的。”她急促的语速似乎重现了当时紧锣密鼓的节奏。

“我看的世界很广”

整整一天一夜，车窗外的风景不断倒退，霍艳红感慨自己望不到头的生活。在异乡待了近两年后的春节前夕，她第一次乘火车硬座回老家。

到了哈尔滨火车站，乘六、七个小时大巴到达七台河，再转车半小时，才抵达位于富强村中心的那座熟悉的四合院。母亲见到略施粉黛、衣着简朴的女儿，发现她憔悴了，皮肤不如以往。

回到这座气候酷寒的小城，被邻里街坊热热闹闹吃饭的气氛所包围，“终于回来了，觉得很亲，很放松的。”她这样描述当时的心情。

实际上，一年多来辛苦工作积累的疲乏感令她改变主意，放弃当初闯荡大城市的梦想。临行前，她收拾了所有东西，打算回去了便不再走。

没有想到，从大都市回到小城，她才意识到，自己已经嵌入上海的氛围中，让她感到不适应的，反而是故乡。

在这座以煤炭为主导的小城，凛冽而干燥的空气中总是弥漫着黑扑扑的灰尘。“你没看到东北那边的人都显老吗，上海人都（相对）年轻，因为上海养人嘛。”

“东北人都是，啊呀吃个饭，喝啥呀，一桌整个都能听得到，说话直来直去的，很吵，上海不一样，吃饭都轻声细语的，说话比较温柔。”

大都市里涌动着迅捷而有秩序的浩大人流，而在老家，一走出家门，迎面都是熟识的面孔，生活工作都不紧不慢，“就觉得没意思，还是上海好。”

“还是要回上海努力，去了大城市又回去，人家会笑话你。”她重新做了决定。

自此以后，她与过去的小圈子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

从Jack  　Jones到GUESS（美国品牌）、Paul  Smith（英国一线设计师品牌），她每每都是所在店冲业绩的主力，“他们一个月做十几万，我去了一个月做了四十几万，后来八十几万，一百多万。”随后的全国销售经理职位，又让她从无到有，学习应对新的任务和问题。

随着经手品牌更高端，职位更重要，客户群更替，她经历从内到外的改变。从言谈举止到饮食、生活习惯、化妆品和衣着品味，都可谓是脱胎换骨。

这些年来，每每回乡过年，她成了老家人眼中“从上海回来”的时髦女郎。

小城煤矿业衰落，越来越多的人跟她一样，选择离开，去外地打工。她听着越来越稀少的鞭炮声，看着平房陆续变成层楼，目睹留守在这里的老同学们波澜不惊的生活，明白自己应该属于哪里，“我跟老家的人共同语言很少，因为他们的思想跟我的思想不一样的，我看的世界很广。”

“每一年的生活都是不一样的”

每次见霍艳红是在她刚开业一个多月的理疗馆。一进门就听到一曲舒缓的佛教音乐，让人的节奏不觉慢了下来。入口处和客厅都设置了休憩小坐的空间，里面摆放着五颜六色的绣花软垫椅以及中西式桌子和柜子。这些家具都是她亲自挑选的，想给人“温馨、放松”的感觉。

她和在店里帮忙的朋友们清一色身穿长及脚踝的白色中国风棉麻连衣裙，或招待客人，或在做理疗。见我前来，她们为我倒上水果茶。霍艳红忙里偷闲坐过来跟我聊几句。

“现在为什么做养生呢，因为身体都已经透支了。”她说。

这是为拼搏而付出的代价。做营业员时，她常常趁休息天去工厂廉价购买尾单货，自己送到商场去转卖。“拿货的话，要几十斤重呢，这么搁在胳膊上，提着走。我一生病，肩周、颈椎都不好，就是累的。”

在服装业打拼近十年，眼看电商的冲击愈发明显，生意不好做，她萌生了去意。恰好一位熟识的饭店老板问她是否对养生感兴趣，她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应允了这个提议。

学习了一段时间并考取国家培训师资格证之后，她先尝试给朋友做理疗，得到许多正面的反馈。考虑到市场前景不错，她雇佣师傅，自立门户。这也是她多年来的夙愿。“我做营业员时候，我想以后我一定要自己做老板。帮别人打工的话，永远都要听人家指挥。”

对她来说，目前的工作状态在一定程度上，是对往日辛劳的一种补偿。“真的是有苦才有甜。现在开这家店很优越的，有客人来就做。”

正闲聊着，旁边的两位朋友打趣她，她嗔怪她们打断了自己的思路，却惹得对方嬉笑连连。

她告诉我，店里的这几个姐妹都是上海人，“我现在跟上海人还可以的，现在上海人好了，都接受外地人了。”有了朋友的扶持和信任，这个城市已然成为了一个让她倍感亲切的地方。

小店开张不久，一炮打响，吸引许多商家前来加盟。她打算明年扩张门面，开一家大店。还将培训加盟商，开出分店。

“我每年都在努力往上走，靠自己，每一年的生活都是不一样的。我不也在交公积金吗。不要想什么不可能，上海房子这么贵不可能买。”霍艳红觉得，等置备了房产，上海更将成为她名副其实的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