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人的“拜年帖”

（原标题：古人的“拜年帖”）

　　“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
　　过年，拜年，是为老习俗，却随着年代更迭，于千年的传承中百变而出新。今人拜年，或电话、或短信、或微信，仪式轻了，内容淡了，偶有的贺年卡也近乎远离人们的视线，纸上温情正逐年成为稀有的回味。
　　古时，每逢春节，官僚臣吏、社会名流、文人雅士、或是些许讲究的民众，大多会用类似今时贺年卡的“拜年帖”相互致贺，而且甚为看重送“拜年帖”的形式和内容。
　　在唐代时期，春节已成为中国人最重要的节日，拜年活动日益普及到民间，并显现出“程序化”和“仪式化”，“拜年帖”也相机出现。
　　清代学者赵翼所著《陔余丛考》载文：“古人通名，本用削木书字，汉初谓之谒，汉末谓之刺，汉以后虽用纸，而仍沿用刺。”可见，自东汉以后，造纸业发展为制作“拜年帖”提供了新材料，官僚臣吏、社会名流、文人雅士等人，开始将诸多象征吉祥的花卉、人物等图案绘制于纸片上，并署名送给亲朋好友，以此贺岁，一张张纸质“拜年帖”得以流行开来。
　　据现有文字记载，“拜年帖”盛行于宋朝时的“国际性大都市”东京汴梁，即现今河南开封。彼时，汴梁文人云集，达官贵人多聚于此地。逢年节，相互走动拜年颇为烦累，但联络感情又是必须的，加之为了显示身份，看似简单，却不失讲究的“拜年帖”因而被广泛使用。
　　宋代人周辉在《清波杂志》中著文：“宋元祐年间，新年贺节，往往使用佣仆持名刺代往。”文中名刺是用梅花笺纸裁成的纸片，二寸宽，三寸长，在其上写好受贺人姓名、住址、恭贺新年的吉利语言，再派仆人送往受贺人家，以“拜年帖”代自己拜年，示意对亲朋好友过年的恭贺。
　　北宋年间，一些有心的收藏家开始收藏名家“拜年帖”，并将所藏选刊刻石。如《游宦纪闻》记载的《元祐十六家墨迹》即为最古老的一部名帖集，其中著名词人秦观所写《贺正旦》帖可能是现存最古老的名人“贺年片”，也即“拜年帖”。
　　古时，“拜年帖”用语极为讲究，表明身份的词语尤其不可用错。
　　“拜年帖”因由家仆送达，故而有时人称其“飞帖”拜年。送“拜年帖”的家仆不适宜随意进入别人家门，接受“拜年帖”的家仆也不可能时时站在家门口相迎。为此，便有人家在门壁上预留一个红纸袋，上写大字“接福”，送“拜年帖”的家仆见此不用敲门，将“拜年帖”插入“接福”的红纸袋即可离去。当然，对于送达的“拜年帖”，讲究的大户人家都要专设“门簿”，详细记录送达“拜年帖”的主人辈分、官职、居住地址等，以便回帖，而不至于失礼。
　　在新春大喜之日，古人历来比今人更为讲究，专设“门簿”以图接祥纳福。其首页多虚拟“亲到者”四人：一是寿百龄老太爷，住百岁街长寿巷；二是富有余老爷，住元宝街金银库胡同；三是贵无极大人，住魁星阁大学士牌楼；四是福照临老爷，住五福街幸福巷。
　　此外，古人还多依据自家实情及所盼之事虚拟其他人物，如家有体弱多病之人，就虚拟一个健无病老爷，住踢山街托鼎巷，以图吉利讨口彩。正所谓“新年接福纳吉祥，虚拟吉人进门堂；只盼来年日子火，福寿全到乐无疆”。
　　明代时期，著名文人文征明在一首《拜年》诗中写道：“不求见面惟通谒，名纸朝来满敝庐；我亦随人投数纸，世情嫌简不嫌虚。”足见当时，投谒拜年已为普遍的人情交往方式，其中礼仪成分更多于情感内容。
　　随着年代更迭，“拜年帖”的形式也逐年趋于华美。宋明时期，“拜年帖”的制作随着越来越多的投递讲究而愈见复杂。有人在红绫制成的帖子上撒赤金为字；有人用整幅织锦做成帖子，并预先织出吉祥用语；还有人给帖子配上不同颜色的底壳加以区分，如下级送给上级用青色底壳，门生初见老师用红绫制成底壳等。
　　清时有人写《燕台月令》形容北京年节景象：“是月也，片子飞，空车走。”活现了当时过年时节，街头传送“拜年帖”的繁忙情景。当然，其时也不乏变味的“拜年帖”，达官贵人相互间专用一种拜匣盛放“拜年帖”。拜匣用料名贵、工艺考究、配饰金银等，匣内除了放置一张署名用印的帖子，通常还有古玩玉器、珠宝金银、或是银票等等，使得过年时节的正常酬酢，更多地沾染上了权钱交易的色彩，“拜年帖”原本的礼仪程式则由此而淡化了。

周 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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