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文节选自：《历史的慰藉》，作者：杜君立，出版社：华文出版社
虽然中国以礼教治天下，但娼妓在中国2000多年的历史中，始终只是和戏子、儒生、胥吏（公务员）相似的一种平常职业，只有在极少的时代才被妖魔化。甚至在一定程度上，娼妓始终是一种非常时髦和风雅高尚的职业。需要指出的是，娼妓原为“倡伎”，指表演歌舞的女艺人。“娼”源自“唱”，“妓”源自“技”，“娼”和“妓”本来都是意指具有歌舞技艺的妇人。 其实古代娼妓是以卖艺为主的，很多名妓都才华过人，如薛涛、关盼盼、苏小小。
古代的“青楼”并不是现代的所谓“红灯区”，古代妓女也不能等同于现代的“性工作者”。在古代官方认可的合法妓院中，往往根据姑娘们的才能高低来分不同等级：主要靠色相招客的通常是最下一等；能歌善舞和具有文学素养才能成为上等妓女。宋人笔记《醉翁谈录》中，东京的妓女分为三等：上等歌妓“居处皆堂宇宽静，各有三四厅事，前后多植花卉，或有怪石盆池，左经右史，小室垂帘，茵榻帷幌之类”；诸妓“多能文词，善谈吐，亦平衡人物，应对有度”；来访的新进士及膏粱子弟“仆马繁盛，宴游崇侈”。次等歌妓也是色艺双全，“丝竹管弦，艳歌妙舞，咸精其能”，常应邀到富贵人家的宴席上，或京城的高级勾栏中表演节目，“求欢之者，皆五陵年少及豪贵子弟，就中有妖艳入眼者，俟散，访其家而宴集焉”。下等歌妓则多散居在城北“循墙一曲”，色艺略差。
在娼妓官方化的背景下，妓女与官吏有着密不可分的历史渊源。按林语堂先生的说法：古代妓女甚至能在某种程度上掌握政治实权，官吏的任命，有时往往取决于她们的妆闺之中。官妓的来源大多为犯罪官员的家属，如上官仪及子庭芝被诛，庭芝妻郑氏及女婉儿配入掖庭；吴元济妻沈氏、李师道妻魏氏，在吴、李败诛后，皆没入官妓。《苏三起解》中的苏三也是官二代，她父亲被政府以贪污罪抄家，她就沦为官妓，后来又嫁给一个新科进士，重新成为官夫人。这样的案例不胜枚举。晚至100年前，中国首位“总统夫人”也是一位青楼女子。
官吏飞黄腾达日，可以“独占花魁”，可以妻妾成群；官吏东窗事发时，结发与千金俱进入国营妓院，继续享受官人待遇，而无风吹日晒之苦。官妓享受之余，饱读诗书，精通琴棋书画，能歌善舞，一朝邂逅官场新秀，随即重金转会，摇身又成为宝马香车的官太太。如此往复循环，这就是中国历史极为诡异的一幕。据说为吕蒙正所作的《破窑赋》中说：
深院宫娥，运退反为妓女；
风流妓女，时来配作夫人。
即使在礼教禁锢的宋明清时代，中国的娼妓与官吏之间依然保持着良好的互动关系。达官贵人无不以狎妓为荣，甚至有皇帝抛下后宫的三千佳丽，跑去拜访名妓，留下“艳史”无数。“官与妓，一个是社会上层，一个是社会底层，表面看相隔万里，实际上暗通款曲，像森林中的树与藤，紧密纠缠在一起，难舍难分。唐宋时期有种专门侍候官员的官妓，她们的拿手好戏就是官场应酬，官场中各种错综复杂的交际场面。对她们来说驾轻就熟。在官场，人与人的关系险恶叵测。官妓的存在成了最好的润滑剂，她们增进情谊，调和是非，缓解矛盾，一部官僚机构的大机器要正常运转，某种程度上还得依仗难登大雅之堂的官妓：那些风情万种的美人成了黏合剂，将官与妓牢牢地黏合在一起。”
唐代官吏狎娼，上自宰相节度使，下至庶僚牧守，无人不乐于此道，如“对舞青楼妓，双鬓白玉童”；“玳瑁宴中怀里醉，芙蓉帐里奈君何”；“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当时官方甚至将科举的第三名称为“探花”，与妓女选美皇后称为“花魁”相对。一些寺庙道观也成为风月无边的去处，涌现出不少女尼女道士身份的娼妓，以传授“房中术”闻名；唐代的诗人甚至将妓女比喻为超凡脱俗的“仙女”，将妓院比喻为远离尘世的“仙境”。从明到清，南京夫子庙前的秦淮河是最浪漫的去处，“地点选在孔子庙宇附近也是非常合适、非常符合逻辑的，因为这里是科举考试的地点”。 进士及第，必携妓游宴，这几乎成了一种习俗，“洞房花烛夜，金榜题名时”。
诗人白居易一生几乎与妓女声色相始终。他不仅多蓄家妓，而且四处游宦，结识了无数青楼女子。 《追欢偶作》一诗曰：“十载春啼变莺舌，三嫌老丑换蛾眉”。意思是说，家里养的家妓，才三年多就嫌她们又老又丑，所以换一批年轻的进来，十年间换了三次了。由此可见，官吏们虽然常常遭到君权的奴役，但同时又每以男权欺凌娼妓。这样也就不难理解身为官吏的白居易何以与琵琶女同病相怜，“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
根据荷兰史学家高罗佩研究，唐代的艺妓制度已经成为上流社会的主要组成部分。艺妓被认为是一种正当职业，在社会中得到认可，并没有什么不光彩。与下等娼妓相反，她们不受任何社会资格问题的限制。每个城市都以它的艺妓为荣。她们经常出现在一切公开的庆祝活动中。高罗佩指出，“艺妓制度是由于社会原因所造成，正是这些原因使这种制度在以后的几个世纪中经久不衰”——
官吏、文人、艺术家和商人的社会活动，主要是在家外的酒楼、寺庙、妓院或风景区进行。这类聚会不仅是在同伙中消愁解闷的主要手段，也是官方和商业事务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每个热衷于为了保住或晋升职位的官员，总要频繁不断地宴请他的同事、上司和下属；每个阔绰的商人也要在宴会上洽谈和议定重要的买卖。……一个官员只要能给他的上司或某个有势力的政客引见精心物色的艺妓，便可确保升迁；一个商人也可用同样的手段，获得急需的贷款和重要的订货。
从“商女不知亡国恨，隔江犹唱后庭花”到“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娼妓业之繁荣几乎不受任何政权更迭的影响。《东京梦华录》说，东京城中“别有幽坊小巷，燕馆歌楼，举之万数”。宋徽宗和周邦彦同狎名妓李师师，如今日之三角恋，在当时竟是美谈。一日徽宗幸李师师家，邦彦匿于床下，遂制《少年游》以记其事；徽宗知道后免去了他的监税官，邦彦又作《兰陵王》一词，师师就唱给徽宗听；徽宗大受感动，又召他回来，赐大晟乐正。想想道君以帝王之尊，与邦彦争风，竟也敌不过，堪为风月美谈。南宋理宗宠爱歌妓唐安安，常常把安安招进内宫。清人史梦兰写《宋艳》诗曰：
宋史高标道学名，
风流天子却多情。
安安唐与师师李，
尽得承恩入禁城。
宋代对妓女比较宽容，政府机构开业也要请妓女来捧场，“临安府点检所，管城内外诸酒库，每岁清明前开煮，中前卖新迎年，诸库呈覆本所，择日开沽呈样，各库预颁告示，官私妓女，新丽妆着，差雇社队鼓乐，以荣迎引。”甚至结婚等喜事也要请妓女迎客助兴，“及顾借官私妓女乘马，及和倩乐官鼓吹，引迎花檐子或粽檐子藤轿，前往女家，迎取新人。迎至男家门首，时辰将正，乐官妓女及茶酒等人互念诗词，拦门求利市钱红。方请新人下车，一妓女倒朝车行捧镜，又以数妓女执莲炬花烛，导前迎引。”
林语堂先生说，“妓女在中国的爱情、文学、音乐、政治等方面的重要性是怎么强调都不会过分的。”
“杨柳岸，晓风残月”，词曲本来就是文人学士为歌妓舞女写的歌词。从某种意义上，唐诗宋词之所以达到前所未有的高峰，与色情业的发达有着密切的关系。“多情却似总无情，唯觉樽前笑不成；蜡烛有心还惜别，替人垂泪到天明。”这首赠别诗就是杜牧写给一位妓女的。苏东坡在杭州倚翠偎红，喜新厌旧，艳史尤多，直追200年前杜牧白居易。东坡诗云：“休惊岁岁年年邈，且对朝朝暮暮人。”“风花竞入长春院，灯烛交辉不夜城。”清人赵翼曾感叹白居易之艳福——
风流太守爱魂销，
到处春翘有旧游。
想见当时疏禁网，
尚无官吏宿娼条。
宋以后，士大夫蓄养家妓之风不衰，直至明代依然盛行，官妓和妓院大行其道。“骑马依斜桥，满楼红袖招。”作为最著名的红灯区，十里秦淮河诞生了苏小小、董小宛、李香君、陈圆圆、柳如是、马香兰、顾眉生、卞玉京、寇白门等数不尽的名妓，她们甚至颠覆了杜牧“商女不知亡国恨”的著名论断。作为历史惊艳的一幕，“名妓便是晚明文化的象征：她们的审美意趣、她们的才华、他们的美貌、她们的坚忍、她们的自裁——这些都迎合了王朝自身悲剧性的命运。” 李香君头撞墙壁而血溅扇面，成为《桃花扇》中献出政治贞操的著名隐喻；柳如是因史学家陈寅恪立传而身价倍增；董小宛则因金庸的武侠小说而名噪一时。冯梦龙在《情史》中评价名妓梁红玉：她若不为娼，便不可能有才；不为娼，则不可能遇上蕲王韩世忠；不遇韩世忠，则不能成大器。
妓女们教会了中国人浪漫的爱情，正如中国妻子们教会了他们更世俗，更真实的爱情。……她们比那些家庭妇女更有教养，更独立，更容易处理男人的社会；事实上，她们是中国古代解放了的女性。
传统时代，妇女地位低下，为娼虽苦，但相对于被困羁于深闺，则有更多机会进入社会，发挥自己的才干，这是中国古代礼法社会中，普通女子不多的出路之一。当年后蜀被灭，花蕊夫人成为赵匡胤的战利品，曾留下一首诗：“君王城头竖降旗，妾在深宫那得知？十四万人齐解甲，宁无一个是男儿！”明朝末年，因为名妓陈圆圆，吴三桂“冲冠一怒为红颜”，使偌大中国沦丧于异族之手。庚子年间，天朝对全世界宣战，八国联军攻入北京，慈禧挟持皇帝一路狂奔，高官大吏俱作鸟兽散，“四十万人齐俯首，北京无一是男儿！”偌大一个北京，竟然是八大胡同一个娼妓——赛金花挺身而出，游说八国联军总司令瓦希德，得以保全民众与城池。此事被传为千古佳话。十余年后，小凤仙又“美人救英雄”，成就了蔡锷一世英名。
纵观中国历史，妓女一直受到政府的宽容和保护，但对买良为娼、逼良为娼和强奸犯罪则严加打击。甚至“在中国历史上从未发现过有歧视和迫害同性恋的现象发生，对性爱方式也没有什么严酷的不合情理的限制”。 宋以后，官妓被取消，家妓依然盛行。从名义上来说，禁止官吏嫖娼，“官吏宿娼，罪亚杀人一等”；一旦出现嫖妓丑闻，就等于仕途结束，比如那位“奉旨填词”的柳永。但民间依然温柔荡漾，宋明清三代的春宫画和色情文学，达到空前绝后的繁荣。明太祖朱元璋虽设立“富乐院”，以增加政府收入，但却颁发圣旨：“禁文武官吏及舍人，不许入院。只容商贾出入院内。”清沿明制，律凡文武官吏，宿娼者杖八十。官吏狎娼有禁，而缙绅家居为例外。这一禁令声色俱厉，结果导致男风大起。
明代虽有教坊，而禁士大夫涉足，亦不得狎妓，然独未云禁招优。达官名士以规避禁令，每呼伶人侑酒，使歌舞谈笑；有文名者，又揄扬赞叹，往往如狂酲，其流行于是日盛。清初，伶人之焰始稍衰，后复炽，渐乃愈益猥劣，称为“像姑”（男妓）流品比乎娼女矣。
中国从汉初迄于光绪末叶，男色风靡数千年，经久不衰，比起西方同性恋之风来，有过之而无不及。 虽然男风自古就有，但只有到了天朝时代，男娼才与妓女比翼齐飞。“康熙年间，男子设立娼寮即以风行，至乾隆以后，男娼方面的规制更为完备。总管男娼优伶的地方叫‘大下处’，诸伶人聚处，被称为‘公中人’，生旦如另立‘下处’，则自称‘堂名中人’。”
男妓本质上仍是充当娼妓业的女性角度，甚至训练方法也完全相同。士大夫的审美讲究含蓄委婉，似像似不像，因以同性为雅，异性为俗；真的不美，假的才美；直接是女的不美，男的像女的才美。就像戏曲中的男旦，在男人眼中是女的，在女人眼中是男的，亦男亦女，亦真亦幻，这才是最美的。事实上，中国戏曲的兴起就与男风优倡有很大的关系。士大夫所狎男色，半为优伶。及至清中叶，官宦之家大半有断袖之癖，无不以娈童为荣。乾隆时代的重臣毕沅与京师昆曲旦角李桂官昵好无比，整日寻欢斗乐。当时官场风尚，达官显贵都喜欢蓄优童，“随侍左右的都是些十五六岁的雏儿，打扮得花枝招展。仨一望，定要错认做成群的莺燕。高兴起来，简直不分主仆，打情骂俏地搅做一团。”
道光以前，京师最重像姑，绝少妓寮。金鱼池等处舆隶群集之地耳。咸丰时妓风大炽，胭脂、石头虎头，家悬纱灯，间揭红贴。每过年，香车络绎，游客如云，呼酒送客之声，彻夜震耳。士大夫相习成风，恬不为怪，身败名裂，且有因此裭官者。
颇为讽刺的是，男伶们往往被达官显贵玩弄，然后自己又去妓院狎妓，这成为清代欢场一大风尚。
本文来源：网易历史
责任编辑：
安梁_NN206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