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M|上个世纪的男神冯喆(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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嘘……附耳过来，且听我说。《耳语者》是历史频道最新推出的音频栏目，讲述不为人知的历史点滴。本系列与新历史合作社“我的历史电台”共同推出。

上个世纪的男神冯喆（上）：中西合璧的家庭和教养

作者：冯琳，朗读：吴郁

推荐语

他是中国电影史上少有的性格演员，儒雅俊朗的银幕形象令几代影迷为之倾倒,今天的影迷称他为上个世纪的“男神”。《南征北战》《羊城暗哨》《铁道游击队》《桃花扇》……因有他的参演而经久不衰。1969年6月，这颗璀璨的明星不幸陨落。今天，让我们随着冯琳的遗作，寻找那些残破的记忆。

人物介绍

冯喆（1920年8月13日~1969年6月2日）著名演员。早年活跃于话剧舞台，后主演电影。戏路宽广，潇洒自如，能文能武，古今皆宜；“十年浩劫”期间遭受迫害关押，1969年6月突然离世，死因成谜。冯喆没有子女，他光彩照人的音容笑貌只在银幕上永久定格。

1995年，被国家文化部列为126名“中华影星”之一；2005年，被评选为“中国电影百年百星”之一。

冯琳（1925年1月27日~2010年3月11日），冯喆唯一的胞妹。青年时代活跃于上海话剧界，40年代后期到香港。曾任新华社香港分社地区事务顾问，香港特区政府第九、十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选举委员会成员等。2003年7月被特区政府授予“荣誉勋章”。

终生未婚；身后遗体捐献作医学研究。

我的二哥冯喆，又名冯贻喆，小名二毛，1920年出生于天津。大哥冯贻善，小名大毛，比二哥大五岁。我最小，原名冯贻美，小名小妹，比二哥小五岁。我们兄妹成长在一个中西文化交融的知识分子家庭。

我们的父亲冯建统是广东南海（今佛山）人。冯家是一个世代相传的官宦人家，曾被清朝皇帝赐予三代红顶花翎，出过战功赫赫的武将，也出过被光绪皇帝赐封的孝子，并被列入《孝子传》。父亲年幼时先就读于家馆，熟读四书五经、诗词歌赋、左传春秋，因他天资聪颖，智商过人，又勤奋好学，小小年纪就能写诗词，所以有渊博的古文基础，随着祖父弃官经商，定居于武汉，父亲便入读了教会办的博文中学，开始接触西式文化的影响，17岁高中毕业考入上海美国人办的上海圣约翰大学。21岁毕业后又考入北京清华大学，获得硕士学位后，考取清朝政府出洋留学的官费，赴美国普林斯顿大学读外交，适逢当时清朝政府对外签订丧权辱国的“二十一条”，他认为“弱国无外交”便退学转读哈佛大学商务管理和铁路管理学两个博士学位。他回国以后便以所学的先进铁路管理学识报效国家，一生从事中国铁路管理工作，直到退休。

我们的母亲韦瑶珊是武汉茶商韦捷成的女儿，从小受西方教育，就读于上海教会学校圣玛丽女校，是学校的女低音组歌者。这两个接受过西方新思想的青年男女，即在我父亲出洋留学前奉双方父母之命，按照传统的包办婚姻结为连理，双双出洋留学，母亲在美先学音乐，后因生了大哥改学家政，他们回国时，大哥已经五岁。

我的父母亲的性格迥然不同，父亲严肃，刚正，耿直，好学不倦；母亲则温柔，善良，和蔼热情。也许他们的性格相辅相成，使他们相敬相亲，我们得以有一个温暖和谐的幸福家庭。

由于父亲是做铁路管理工作的，决定了他工作的流动性。我们的家也跟着他的工作调动，沿着中国铁路主管线上的城市不断迁徙。每次搬家我印象最深的是父亲多个用铁皮包角的大木箱，母亲总是对下人千叮万嘱要重点保护，成为我们家贵重财物的这些有着各种版套的古籍书，大厚本洋装书，在书房只允许儿子们去翻动的。

父亲对子女的管教是严厉的，重礼仪讲规矩。比如要我们站有站相，坐有坐相。还教我们念：“立如松，坐似钟，卧如弓”。听到父母叫自己要立刻走过去问：“有什么吩咐？”分食物时给我们读孔融让梨的故事。所以“融能四岁让梨”早已印进我们的小脑瓜。饭桌上规矩也不少，不管吃中餐西餐，刀叉、筷子碗都得轻拿轻放，嘴里不能嚼出声音，桌上不准掉米粒，饭碗里更不允许有剩底。因为我们都背过“锄禾日当午，汗滴禾下土，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的诗句。日常生活也有洋礼：父亲每次出差离家一定会和母亲拥吻告别，也要拍拍我们的头，吻我们的额头。回来的时候也一样，还会给我一个小礼物。

虽然当时家里仆人不少，但父亲规定两个哥哥要自己铺床叠被，自己盛饭。他认为男孩子不能做“衣来伸手，饭来张口”的少爷。要养成独立生活的能力。

当我们最后定居武汉的时候，两个哥哥就被送进一家教会学校去住读了。

父亲也有随和的时候，有时休息日他也会在花园里教哥哥们打网球，有时会在书房指着地图给哥哥们一张张讲珍藏邮票的常识，引起哥哥们集邮的兴趣。后来母亲有时晚饭后安排全家听音乐唱片。父亲高兴起来会邀请母亲和他一起翩翩起舞，我们大家哈哈大笑，都跟着跳。

父亲喜欢我，妈妈偏疼大哥，因为他是长子且生在国外，又和她一块回来。相比之下，二哥就受到冷落。二哥老穿大哥的旧衣服，连过年都是，可二哥一点也不计较。三个孩子偶尔出点矛盾，挨说的总是二哥，“你为什么不听大哥的话！”“你为什么没让着小妹！”……二哥挨了说从不顶嘴，憨厚地一笑了事。 当时寄居在我们家由我们父亲供养读书的几位堂房姑姑常常夸二哥最乖最懂事。

二哥冯喆、冯琳、大哥、祖母和堂弟冯炳章 （右起）

我们的童年和青少年时代就是在这个温暖和睦，无忧无虑的家中自由自在地度过，完全不识人间疾苦，不知国难已当头。

及至“八·一三”事变，抗战开始了，我们的生活就全变了。为了能使我们有个相对安全的生活环境，父亲在上海法租界桃园村租了一幢房屋，把两个哥哥送到他的母校圣约翰大学附中分别读高、初中，把我送到教会办的启秀女中读书。 父亲应宋子良之邀去西南战区主管铁路运输线。记得临行前父亲除了要我们照顾好母亲，语长心重地对我们说了一番话：“你们现在都长大了，要有自己的志愿，自己想做什么就做什么，但是一定要做好！”

我 们一直住着铁路提供的大屋，一下子住进拥挤的弄堂里，处处都是人，孩子到处跑，很不习惯，但二哥很快就和弄堂里的孩子们混熟了。周末从学校回来他们一块儿在弄堂溜冰，我也跟着去。桃源村附近有辣斐溜冰场，二哥教会我花样溜冰，后来在一次上海市花样溜冰比赛中，我们俩还分别拿了男女冠军。二哥不仅和大孩子玩得来，还经常被许多小朋友跟着、围着要他讲故事，一块玩，当时弄堂里的人都叫他“孩子王”。

但是，好景不长，双重打击落到我家头上。先是大哥在学校体检时发现有肺病，一年后发展成骨痨，从此，大哥自胸部以下被打上了石膏，石膏壳架在一个特制的钢架床上，只在下面开个洞方便排泄。当时的肺病就像今天的癌症一样可怕，为避免传染，母亲禁止我们进大哥的房间，一切由她料理。

随着战事推进，战火连天，爸爸寄给我们的家用钱总是收不到，我们的生活陷入了困境。没钱交学费，二哥只好辍学在家，当时才18岁的二哥突然变成了大人，为母亲分忧。每天一早他戴上大口罩、手套要去给大哥搞卫生。母亲不允，他笑嘻嘻地着举起双手说：“嘿！这不注意着吗？”以后他常去大哥的房间陪伴他，还找来木板，给大哥做了个可以架在石膏壳上的小活动折叠桌，成了大哥的写字架、看书架。二哥还无师自通地学会了弹吉他，常去给大哥弹唱表演。要不就给他放唱片，或两人一起欣赏珍藏的邮票、火花。

大哥有二哥常相伴精神好多了，二哥对大哥的照顾可以说是无微不至，母亲也顾不了许多，就不再多加阻挡。

早年的冯家三兄妹，二哥冯喆、大哥冯贻善、小妹冯琳 （右起）

父亲的钱汇不过来，没钱给大哥买药。当时的上海物价飞涨，药品奇缺且贵。大哥的病要维持，我们也要生活，没办法，便将家里值钱的东西拿去变卖，典当。

二哥经常陪着母亲出入当铺或旧货店。那时还让我念书，二哥就成了我的家长，交学费，买书，检查功课一切都是二哥。大哥的病使母亲精神受到很大的刺激，没钱治病她便求助于神灵，开始迷信菩萨，老去城隍庙烧香许愿，祈求保佑大哥，还变得很唠叨，二哥听着总是耐心地按她的吩咐做，母亲说他什么从来不回嘴。

当时的话剧演员韩非是二哥的溜冰玩伴，见二哥失学在家，人长得很帅，又能讲标准的国语，就建议二哥去报考他所在的上海剧艺社当演员。二哥报考后立刻被录取，从此开始了演艺生涯。

二哥有了工作，我就去陪大哥，这时大哥教我英文拼音法，给我的英语打下了好基础。记得大哥一边教我，手上不停地给我织毛衣，后来由母亲消毒处理后让我穿上，是一件非常漂亮的花毛衣。二哥有了点收入，对家里不无小补，从此他负起了家庭的经济重担。

上海剧艺社是由当时上海中共地下党领导的进步剧社，坚持演出爱国的进步剧目。但是由于白色恐怖，一些知名的左派戏剧家，如夏衍、于伶等人不得不转移去香港或内地，上海剧艺社宣布解散。随后又由当时留在上海的一些进步的戏剧工作者重组了名为同茂的剧社，二哥也跟着去了，我因读不起书，便也进了同茂剧社，这时二哥已经在剧中担任主角，当时我们兄妹经常同台演戏。二哥的工资高一点，就由他养家，我的工资就做我俩的零用钱。当时演员的工资很低，生活清苦，深夜下戏都步行走很远的路回家，半路在路边吃点夜宵。记得经常在发工资前几天，二哥会提醒我：“明天给大哥交牛奶费。”二哥什么时候都先人后己，从小到大一贯如此。

男神的诞生

同茂剧社是一个严肃正派的剧社，演出的剧目有曹禺根据巴金的小说改编的《家》，杨绛的《皆大欢喜》，根据世界名著改编的《魂归离恨天》，吴祖光的《风雪夜归人》，夏衍的《上海屋檐下》。以及记不起编剧的《八仙外传》《甜姐儿》《镀金》《富贵浮云》《结婚进行曲》等等。剧社注重对演员的培养，不定期举行戏剧讲座，讲者记得有：李健吾、宋琪等。还为演员安排基本功训练。请当时上海苏联芭蕾舞老师上芭蕾课，请国立音乐老师教演员练声。当时我们后台的学习空气很浓，不急于候场的演员都是手上一本书，好几个人参加了俄语老师柯希乌洛夫组织的俄语学习班。柯准备培养一批能用俄语演出的班子去苏联演《雷雨》。有人读乐谱，如卫禹平和我二哥都在学大提琴，卫禹平是随俄国老师学，二哥则考进上海国立音专。

左起：冯喆、许欢子、朱绣琴、冯琳、卫禹平；前坐者为戴耘，后排左起为凌之浩，范平

一本《演员自我修养》被大家传阅得快散了，刚出版不久的《约翰·克里斯朵夫》更是传阅的热门书。大家比、看、背诵罗曼·罗兰名句，总之文学气氛极浓。除此，我们还有地下活动，有时戴耘、英郁等地下党员会组织一些演员去陈钟家的亭子间，学习从解放区带来的文章。同茂剧社俨然是一个灌输革命思想的根据地，二哥可能就是在这段时间里由戴耘介绍加入了地下党。

1944年抗战即将胜利，家人团聚指日可待。可就在此时，与疾病相持了七年的大哥却不幸去世了。那些天，二哥心情悲痛、沉重，一句话也不说。大哥和二哥从小到大一直形影不离，手足之情极深。大哥患病后，二哥体贴入微地照顾他，帮助他。后来只是为了生活计不得已成天奔波，不能多陪伴他，我想二哥是为此而内疚。大哥去世对母亲打击最大，求神拜佛仍不断，样样消毒习惯仍不改。人则成了一位头发花白，身心憔悴神神叨叨的老太太，二哥对母亲更是百依百顺，嘘寒问暖，尽量宽慰。

1943年，冯喆、冯琳兄妹在上海桃园村

抗战胜利后，内地重庆的艺术工作者纷纷返回上海，使得上海的文艺事业得以复兴，同茂剧社解散，重组了新的上海剧艺社，又接收了敌伪的电影公司。二哥这时已颇有名气，成为三栖演员，搞话剧、搞电影、搞广播剧，就此开始了电影事业的征途。

这时我父亲由云南直接调去粤汉铁路局任铁路专员，工作在广州。多年离别念女心切，便把我接去广州。在此期间，从家信中知道二哥转至电影业为主，与上海的国泰电影公司签约为基本演员了，拍摄了与王丹凤合演的《鸾凤怨》、与顾兰君合演的《十步芳草》。由屠光啟导演与陈燕燕合演的《龙凤花烛》，由田汉编剧，应云卫导演与周璇合演的《忆江南》，由岳枫导演与王丹凤合演的《爱情，爱情》等影片。

1948年，二哥被党组织派去香港工作，他和母亲来到香港后，恰好父亲也退休来到香港定居，我们一家人总算是劫后重逢又得团聚，只是少了大哥。

二哥在香港左派电影圈里十分活跃，除了拍电影，有他和舒绣文、顾而已合演由欧阳予倩导演的《恋爱之道》，与王莘、戴耘合演由章泯导演的《结亲》，又与李丽华、王元龙合演由章泯导演的《冬去春来》。平时则组织参加“读书会”，广泛联系、团结各界群众。这时我们又常同出同入同工作。

1947年，在影片《忆江南》里扮演青年诗人黎稚云，与“金嗓子”周璇配戏，这是他从影后的成名作。

不过二哥在香港做了他一生中第一次违背父母意愿的决定，错误地和一个不被父母接受他并不十分了解的一位女演员结婚。结婚当天，父亲勉强的只是在主婚人必得出席的盖章仪式的一刹那到现场，旋即离去。

1950年，二哥又被召回上海，从此和家人天各一方，关山远隔，我只能从宣传中及他的家信知道一些点滴情况。但二哥家信中从来不吐露他的困难，只是报喜不报忧，怕给家人增添麻烦，甚至连拍《淮上人家》时，他在淮河农村被传染了血吸虫病险些丢掉性命一事，也瞒着家里。那时对血吸虫病医学还没找到有效的防治方法。我想二哥当时不会不知道跳进河水里的危险，但忠于艺术的他毫不犹豫地跳下河去拍摄。不幸的是他和另外两位解放军战士被传染上了，血吸虫对人体的杀伤力极大，在血液里游走滋生，急性的会水泻不止致死，慢性的则会腹部肿胀，面黄肌瘦如活死人。后来得知当时对他们的抢救方法是将水银注射进血管以杀死病菌，当然也对身体内脏造成损伤。不幸中的大幸是二哥被侥幸救活，而另外两名战士都不治身亡。这样生命攸关的大事，即便在疗养期间他对家里都只字不提。我是后来从其他途径知道。

冯喆张光茹结婚照

1962年我去上海开刀住院，见他第一面就责问他，他却欲做个潇洒动作轻松一笑说“我这不是好好的吗？你又不是医生，白让你为我担惊受怕，告诉你有什么用？” 他也没告诉我他已经被切除了部分内脏。同样的国内三年自然灾害期间，二哥也从不提起只字困难，我写信问他要不要寄点粮油之类的营养品给他，他却断然拒绝，说别人能过他就能过，还说树叶窝头还挺好吃呢。这，就是我的二哥。

我在上海住院三个月，二哥当时正好没拍戏在准备剧本，给电台播文学朗诵。他天天来医院陪我，每次来都像从前父亲出差回家时那样，给我带一件小玩意或我爱吃的小点心，一来就坐在我床头边，不许我起床，挨得近近地跟我聊天儿。

1952年拍摄的国产大片《南征北战》剧照：左图为冯喆饰演的高营长和张瑞芳扮演的游击队长赵玉敏。右图为高营长在部队出征前和乡亲们话别。

可惜，我们这种娓娓地亲切交谈维持了不久就被二哥的热情观众给冲散了。医院里传出了电影明星冯喆妹妹在某某病房，冯喆天天来看他妹妹的消息。上海人爱凑热闹看明星，于是我的病房就成了病员观众们的焦点。不时有人来打听冯喆什么时候来，甚至有人干脆站在门外走廊上等他。二哥一出现就受到包围。二哥平易近人地热情请他们进屋里来坐，耐心地回答他们的问题，时间长了，关系也熟了，更发展成二哥每次都要给大家讲故事、请他讲下去体验生活遇到的新鲜事；讲他看见深山里狗熊的形态；讲西双版纳的风俗习惯；讲大森林里猴子的趣事······都是些珍闻趣事，讲者津津有味，听者喜笑颜开。我从旁观的角度看看二哥身上真有一种魅力，看出他是多么热爱生活，多么爱他的观众，也看出他观察生活的细密和他的表演才华。

在这三个月里，每个月我都会在枕头底下摸出一个小信封，里面装着60元人民币。我退还给他，告诉他我在医院里用不着，他却风趣地说：“你留着买鞋吧，你不是还没找到一个做鞋的吗？”这又是一件往事，我刚进同茂剧社那几年，因为工资低，二哥不让我交家用，而我拿到工资后，总喜欢去鞋店转转，二哥见了也不埋怨，只是摇摇头说：“我看你将来嫁个做鞋的吧。”没想到事过将近20年，他还记得起来幽我一默。60元人民币在当时不是个小数目，不知二哥是怎么节省下来给我的，不管我在他身旁或远离他方，每当我有任何困难，他总是以最快的时间，默默关心支持，伸出手帮我解决。而他自己在病重、在六零年代国内自然灾害时多少人羡慕香港的物质，而他却从来没有向我要过一粒药、一罐油或一件衣服，从不给家人添麻烦。在记忆中我们兄妹之间的深情厚谊，是语言文字所无法表达的，令我铭记在心难忘记。

1957年在影片《羊城暗哨》中，冯喆扮演卧底侦察员王炼

自从这段每天短暂的相聚后，使我和二哥的感情又加深了一步。之后再没机会和二哥短聚。我回到香港就投入了紧张繁忙的工作，只知道二哥被调去四川成都筹建峨眉电影制片厂；1967年，又被借调广州珠影。这期间母亲突然生病，咳嗽吐血，经医院诊断说可能是肺炎，也可能是肺癌。当时我们正组团，准备一星期后就去马来西亚赈灾演出，我除了当演员，还搞服装兼行政，工作忙得不可开交，只好写信通报二哥，幸好二哥没再拍戏，正为珠影准备剧本，给纪录片写解说稿，配画外音。二哥见信立即回信说广州医疗条件好，他可以找到好医生，也可以照顾母亲的病。很快又收到他的电报，说他已办好了到深圳的边防证，叮嘱我在指定的时间送母亲去深圳。他只用了一天半时间就办好了边防证，可见对母亲的孝心！当我送母亲到深圳火车站时，二哥已在站台等候。 二哥只匆匆嘱咐我放心，工作别分心，火车就开了。

冯喆、冯琳和母亲在广州

一个月后我们巡回演出返港，做完总结，在二哥周详的安排下，好朋友陈静波把我叫去，拿出二哥写给我的信，二哥请他在不影响我工作和情绪的情况下交给我。然而这信却使我如坠冰窟，原来母亲经检查后确诊是肺癌晚期，已经无法化疗只有三个月性命，医院不收住院，开了最好的止疼药，在珠影招待所疗养。二哥在信上一再告诫我要正确对待，并提出他的计划，分析母亲如在香港治病，我的能力不够，如在广州治病，他有能力找最好的医生，请人服侍照顾好母亲，并保证他一定会照顾好母亲，还说要请我允许他负责母亲在去世前这几个月的一切，并让我尽快办理母亲的单程回国证。 读这封信时我潸然泪下，不单单为母亲的不治之症，也为二哥对母亲的厚重孝心和对我的体谅、体贴而感动。他的思维那么细密，方方面面都考虑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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