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寿时代":19世纪以来各国人均寿命的增长

2016-11-07 10:34:03 来源: 历史研习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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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长寿时代”:19世纪以来各国人均寿命的增长)

麦迪森的人均收入分析在论证生活水平问题上的局限性,还体现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只需将他的统计册翻到关于人均预期寿命的章节,这一点便一目了然。亚洲相对于欧洲的“贫困”并没有通过人均寿命这一坐标得到明显反映,而人均寿命恰恰是衡量健康水平的一个可信赖的指标。


▲出人意料,日本人均寿命一直位居世界前列

从麦迪森的数据来看,亚洲人当中最健康的日本人并没有比高收入的西欧人寿命更短。换句话说,在近代早期,全世界大部分人几乎都一样短命。在1800年之前,只有少数精英阶层——如英国权贵或日内瓦资产阶级(Bourgeoisie von Genf)——当中男性人口的平均寿命才超过了40岁。在亚洲,这一数值略低,但差距并不严重。

在中国清朝的贵族中,出生于1800年前后的人的平均预期寿命为37岁,1830年之后出生的人的寿命预期则下降到32岁。这种负面变化,正是当时中国社会总体形势恶化的一个写照。


▲晚清人均寿命仅30岁左右

1820年前后,西欧地区——从长寿的瑞典人到短寿的西班牙人——的平均寿命是36岁,日本是34岁。1900年前后,西欧和美国的平均寿命分别提高到46岁和48岁,日本以44岁位居其后,但远远领先于亚洲其他国家。如果考虑到日本当时的经济发展水平比美国和西欧发达国家落后至少一代这一事实的话,那么由此可以说明,日本在工业化早期便已达到了在其他国家堪称高度工业化时代特征的国民健康水平。

无论我们对收入估测数字的说服力如何评判,可以肯定的是:在1800年前后,一个虚拟的日本“平均人”比同时代的“典型”西欧人生活得相对简朴,但寿命却没有太大差异。即使在100年之后,当这两个地区的社会财富都翻了几番时,人均寿命方面的差距也并没有明显变化。但是,日本的财富分配有可能更公平一些。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在目前人均寿命位居世界第一的日本,老百姓活得非常健康。早在17、18世纪,日本人便已研究出与饮食结构、房屋修造、穿衣讲究以及公共与个人卫生习惯有关的一整套方法,这些方法可以大大降低被疾病感染的风险,另外对节约资源也十分有利。当时的日本人虽然比西欧人“穷”,但这并不意味着他们的日子过得比西欧人“差”。


▲19世纪的美国黑人

1800年前后,全球人口的平均预期寿命最多只有30岁,只有在极为罕见的特殊情况下,才有可能达到或超过35岁。一半以上的人还没有进入成年,便已经夭折。最常见的死因是感染恶疾。当时,死亡拥有比今天“更锋利的武器”。只有在富裕社会,慢性病才有可能成为死亡的主要原因。

截至2000年,随着全球人口绝对数字的迅速增长,人均寿命预期也在不断提高,达到了67岁。这意味着在各社会之间以及每个社会内部,人类生物学意义上的生存概率与收入状况相比,更加趋向于公平。换言之,人类的衰老比物质生活的改善来得更快。从某种意义上讲,人的寿命预期已经实现了“民主化”。这是近代历史的一条重要经验。

但是,凡事皆有例外。今天,在艾滋病肆虐的撒哈拉以南最贫穷的非洲国家,20岁的年轻人(而非新生儿)的平均寿命预期还不及前工业化时代的英国,甚至石器时代的中国和日本。


▲艾滋病如今依然肆虐非洲大地

为什么人类寿命恰恰在19世纪呈现“爆炸式增长”的势头呢?对此,人们的说法莫衷一是。有的人将原因归结于医疗卫生条件的改善,有的人认为是因为膳食的进步,还有的人认为,关键因素是政府在公共卫生监督方面掌握了新的技术。另外还有一些专家则强调因素的多重性,认为是在各种因素的综合作用下,才最终导致这一结果的出现。

认清导致人类长寿革命的历史进程的具体年代,对确定19世纪的时代特征来说十分重要。1993年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罗伯特·W.福格尔(Robert W. Fogel)在今天人类知识水平的基础上得出结论:

人类进入长寿时代的决定性飞跃,是20世纪上半叶特别是1890~1920年在“西方”发生的。这里所说的西方,指的是西欧、北美和日本。在此之前,人类寿命并非始终呈直线式上升,并贯穿整个19世纪。


▲Robert W. Fogel

在英国早期工业化时代,大约从1780年到1850年,人均寿命预期曾一度下降,与英国在莎士比亚时期曾经达到的峰值相去甚远。总体来看,英国劳动人口的物质生活在1780~1850年期间并没有得到改善。这一时期过后,工资增长的速度明显超过了物价增幅,人均寿命预期也逐渐开始回升。

在1820年前后刚刚步入工业化的德国,短短几年过后,“贫困化”便成为人们热议的一个话题。它指的是一种新型的、灾荒式的群体性贫困,这种现象既发生在农村,同时也出现在城镇地区。它是此前英国所经历的进程的一个翻版,只是在时间上略有错后。


▲19世纪的俄罗斯民众

这场出现在鞍型期的“低潮”主要是由两方面原因造成的:首先,食物的数量特别是质量的改善,与早期工业化时代工厂劳动所带来的不断增长的热量需求未能同步。19世纪初,在所有“西方”社会中,只有美国一个国家有能力为其公民提供热量超过生存最低需求的食物保障。统计学家计算出的实际收入增长率事实上含有很大的水分,据福格尔判断,这些水分所占比例高达40%。

其次,迅速膨胀的城市成为健康风险的孕育地。来自各地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入城市,这一点本身便对健康构成了巨大的威胁。人们生活在狭小的空间里,城市居住环境越来越拥挤,而与之配套的卫生防疫体系却没有建立,有可能导致死亡的病源无处不在。


▲A busy day on Dearborn and Randolph Streets, Chicago.

威胁人类健康的最大杀手,并不是集中暴发的瘟疫,而是与生活环境有直接关联的“普通”疾病。这是欧洲国家在工业化时代所经历的普遍现象,而且这种现象仅仅局限于城市。当时,农村居民的生活相对更健康,在西北欧地区,这种城乡之间的差异直到1900年前后才逐渐消失。

假如说人均寿命延长的全球性潮流是1890年前后从欧洲、北美和日本开始的,那么这一潮流波及其他地区的时间则各有先后:

中国是在1949年之后;共产党政府实行的医疗卫生政策取得了巨大成效:1949年之前,中国人均预期寿命尚不足30岁;到1980年时,已提高到近70岁;

日本在1947~1980年期间经历了人均寿命延长的又一次高峰。

苏联是1945~1965年(在20世纪90年代,前独联体国家出现了人均寿命大幅下降的现象);

拉丁美洲经历的飞跃性变化是在1930~1960年期间发生的;

许多非洲国家是在独立后的20年期间,即大约1960~1980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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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梁 本文来源:历史研习社 作者:[德]于尔根·奥斯特海默 责任编辑:安梁_NN20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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