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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封闭到开放,从自身到他者语言如此,翻译也是如此

2016-09-18 04:16:01 来源: 钱江晚报(杭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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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标题:从封闭到开放,从自身到他者语言如此,翻译也是如此)

对话从南京大学移师浙江大学的翻译家许钧教授

从封闭到开放,从自身到他者

语言如此,翻译也是如此

如果让许钧在诸多闪亮头衔中只能选择一项,他肯定毫不犹豫地在“翻译家”这一项上重重打钩。与美好的语言投契的思想相遇,然后把它转为另一种语言,在他看来简直是一场可遇而不可求的“浪漫艳遇”。

而关于身份,还有一个重要选项是许钧自己念兹在兹的:浙江龙游人的乡民身份。

出生在龙游塔石镇钱村普通农家的许钧,自16岁离开家乡,46年后终于心愿得偿,回归了故乡的浙江大学,任文科资深教授,成了院士级的文科学者。

未见许钧之前,见过他照片——气宇轩昂中有沉静笃实,给人感觉他是一个中西文化铸就的性情中人,及至见面,果真如此。

62岁的许钧不惧从南京大学转至浙大重起炉灶,说起手头计划中的翻译大业,滔滔不能绝口,根本不屑什么年纪做什么事的老派说辞。但说到家乡父老兄弟姐妹,语气转柔表情温和。“父亲85岁,母亲82岁,身体倒还不错。今年已经回家10次了,每次回去总是待不够。”

关于“不可译”与“无需译”

从自己文化角度出发会有不同的发现

问:对于当代翻译来说,有两种截然相反的说法都很有市场。

一种说翻译不可为,即“不可译”说,因为两种语言虽然在基础层面上可以完成交流,但在形而上的思想层面上却完全没有互通性,不可说,一说即是错;另一种说法是“无需译”,因为英语会成为通行语言,世界各个地方的人多少都会一些。请问您的看法?

许钧:从一种语言到另一种语言的转换存在三个层面的矛盾:可译不可译是哲学层面的;语言的异与同是文化层面的;形与神则是美学层面的。

比如法国作家纪德,翻译家李玉民说:“纪德是少有的最不容易捉摸的作家,他的世界就是一座现代人的迷宫。”

我们可以看到,翻译确实是有限度的,但正是种种的不可能召唤着翻译家的努力,在不可能中去追求翻译的可能性,在新的语言、文化语境中,《红楼梦》有可能产生别样的味道,在某种意义上说,正是这别样的味道,让《红楼梦》获得新的生命,味道更美了。我觉得,这是就文学翻译而言,哲学意义上的可译不可译与日常普通翻译关系不大,不同的语言当然不可能有完全对等的翻译,但还是可以找到对应的沟通交流方式,比如人家说吃饭,翻译过来要看对象,西方人是吃面包,我们中国的南方人是吃米饭,陕西人吃馍,这就是对应的关系,不能机械地去翻译,要作对应的理解。

反过来,假如设身处地让一个中国人去理解一个法国人,尤其一个有复杂思想与性格的法国人,那确实是有些难,有些“不可捉摸”。但关键是你有没有去了解他的愿望,有没有去理解他的愿望,如果有心,有尊重,你从自己文化角度出发去看,会有不同的发现。

至于英语的流行,那是由许多因素许多合力造成的。英语的大流行也造成了它自身不可避免地被“异化”。前法国总理就曾对我说过,法语是文化性语言,英语是工具性语言。工具很实用,人人都可用,但它也因此会失去自身的文化根基。所以现在那些“chinglish”“singlish”已完全被大家接受,无所谓正宗不正宗了。

所以在全球化文化交流相融的过程中,语言也会从封闭走向开放,从自身走向他者。翻译也是如此。

问:说到文化沟通与交流,刚才提到了《红楼梦》的翻译,目前最著名的是杨宪益、戴乃迭的译本以及英国人大卫·霍克斯的译本。通常公认杨戴译本更忠于原著,而霍克斯采用“归化”手法更顺应英语读者的接受。其中一些文化层面的分歧很有意思。比如第五回贾宝玉梦游太虚幻境,遇见警幻仙子,原著对其描述的句子有“美彼之态度兮,凤翥龙翔”。杨戴译本直接把“龙凤”翻译出来,而霍译本则译成西方人普遍认同的神鸟,因为在西方文化中,“龙”的意象并非如中国人所指的吉祥神物,而是邪恶丑陋的象征。所以有人提议用拼音译作“long”。您的看法如何?

许钧:我的看法是我们可以继续把“dragon”作为吉祥神物的象征,不必改动。中国文化正在越来越多地走向世界,假以时日,别人也会慢慢接受我们对“dragon”的意象,两种意象可以并存,这才是文化多元化丰富性的意义所在,而且这也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必然结果。

现在在中国,就翻译总量而言,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以前主要是外译中,而现在,据有关统计,中文译成外语的比例是64%,而外译中则降到36%。翻译的样式也在变化。现在拼音就越来越多地出现在英文中,而不是归化成英文的解释。比如美国CNN对于中国小吃的推介节目中,所有小吃几乎都以拼音标注。

问:那就不会再出“童子鸡”译成“没有性生活的鸡”笑话了?

许钧:不会了。中医的译出也按照拼音标注。比如“脉”、“刮痧”,这些名词在西医中本没有对应,所以就按拼音来翻。我认为,随着国际间交往的增多,会为翻译提供越来越多的可能性,相互了解多了,接受的可能性就多了,人们也越来越喜欢原汁原味的东西。

关于翻译的对与错

从《约翰·克里斯朵夫》的一句误译说起

问: 今年是傅雷逝世50周年,他最近正被广泛地追忆。傅雷译的《约翰·克里斯朵夫》第一句是这样的:“江声浩荡,自屋后上升。”

很多人和我有同样的感受,就是一打开书,看到“江声浩荡”这四个字,就感到一种震撼。但许渊冲说,“江声浩荡”其实是误译,英译本的“murmuring”(潺潺声、低语声)是正确的译法。而法语的grondement意思是“沉闷的声音”,考虑到小说中后一句是“雨水整天地打在窗上。一层水雾沿着玻璃的裂痕蜿蜒流下。昏黄的天色黑下来了。室内有股闷热之气。”在雨季闷热、潮湿的黄昏,多瑙河的声音更应该是“潺潺的”,而不是“浩荡的”。

但是,错得太精彩了,有人说这句“错译”忠实反映了克里斯朵夫澎湃的一生,都胜过原文了。这样的翻译在您看来是否成立?

许钧:咱们先撇开那些粗制滥造的翻译和语言都不过关就胡乱翻译的不说。在翻译的忠实与“叛逆”上我确实有话可说。

傅雷在长期的翻译实践中,深切地感受到翻译所面临的种种障碍:“两国文字词类的不同,句法构造的不同,文法与习惯的不同,修辞格律的不同,俗语的不同,即反映民族思想方式的不同,社会背景的不同,感觉深浅的不同,观点角度的不同,风俗传统的不同,表现方法的不同。”这11个不同,早已超出许多翻译家一再强调的“语言”层面的差距。

傅雷所指出的这些不同或差异,恰是构成翻译能有所创造的空间。无论在实践中还是在理论上,我们都会遭遇一个悖论:绝对地忠实于原文,对原文亦步亦趋,近乎盲目地跟着原文走,非但不能将原文的意义与神韵客观传达给目的语读者,反而会使译作与原文貌合神离了,造成对原文本质的不忠。但翻译绝对是有底线的,无论如何不能离开原文自己创造,承认翻译局限的客观存在,根据这些局限提供给译者的活动空间,以看似不忠的手段,即对原文语言的某种“背叛”,在新的文化语境和接受空间以另一种语言使原文的意义得以重生,达到另一层次的忠实,这正是翻译的魅力也是困惑所在。

所以我至今认为“信达雅”仍可作为评判一个翻译的标准,虽然现在像傅雷那样把翻译当作一门精致艺术的翻译家已很少见了。

(原标题:从封闭到开放,从自身到他者语言如此,翻译也是如此)

netease 本文来源:浙江在线-钱江晚报 责任编辑:王晓易_NE00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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