布客榜八月书单：城与记忆

（原标题：布客榜八月书单：城与记忆）

布客榜八月书单评选的是今年五月出版的新书。内容一如既往的丰富：

社科研究类首推社科院学者许宏的《大都无城》，从考古材料解读中国古都的动态以及台湾学者郭静云的《天神与天地之道》，深入研究神秘的古代巫觋文化。

历史类继续好书不断，三位美国学者沙培德、艾尔曼、托尼·朱特分别有《战争与革命交织的近代中国（1895—1949）》、《科学在中国（1550—1900）》、《未竟的往昔》，各自从新的视角去回顾中国近现代史、近代科学史以及上世纪四五十年代的法国知识分子心灵史。此外还有一本非常特别的“传记”，即英国作家阿克罗伊德的《伦敦传》，书写了这个伟大城市的历史。

说到传记，本期榜单中还有一部属于西班牙武士女王伊莎贝拉，她曾经赞助哥伦布航行，在欧洲历史上影响赫赫。有两部回忆录也值得关注，分别由俄国诗人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和多年从事北京城市建设工作的孔庆普老先生撰写，回顾各自走过的人生以及与他们相联系的重大历史。

文学和文学研究也是我们关注的重点，这一次，向您推荐加拿大布克奖得主翁达杰的小说《安尼尔的鬼魂》，他书写的是一段对于故乡斯里兰卡的哀恸。还有一部作品是关于作家纳博科夫的，不过这回说的却不是他的文学成就，而是他的蝴蝶研究成就——其实他还是个不为人知的博物学家。

此外，因篇幅所限，还有几部美好的图书，没能在榜单中一一列出，为了不有遗珠之憾，也向读者在这里予以推荐：

《沉默的言语》（雅克·朗西埃，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风下之乡》（艾格尼斯·凯斯，三联书店）

《缤纷的生命》（爱德华·威尔逊，中信出版社）

《藩屏：明代中国的皇家艺术与权力》（柯律格，河南大学出版社）

《过剩：资本主义的系统性危机》（山村耕造，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都城形态里的古代史

黄帅

谈起中国古代都城的形态，很多人会自然想到高大坚固的城楼、绵长环抱的城郭，甚至是富丽堂皇的宫殿楼宇。的确，在古代政治与军事的变动中，拥有固若金汤的城池是国家政权稳固的象征，但是，并非所有古代都城形态一致，至于宫城之外何时开始有了城墙，我们过去对此似乎并不清楚。

许宏先生的新著《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便正面回答了这个问题。这是他继《何以中国》后又一本讨论古代史的作品，他在上一本书里谈到了早期中国文明的诞生，而此书则把视线扩大到整个古代中国，从古都城郭形态的变化来透视古代政治、文化的变迁。简单来说，所谓“大都无城”，指的是从中国最早的二里头文明诞生到汉代，绝大部分都城在宫城之外的外城是没有城墙的。至于我们一般认知的城墙样式，则是在汉代以后才逐渐形成的。

这个观点无疑是颠覆公众常识的，甚至在学术界也会引发争议。许宏先生为什么会得出这个结论呢？首先，我们需要厘清几个容易混淆的概念：内城、宫城、城郭。与王权掌控者聚居的宫城不同，都城往往还拥有面积更大的郭区。比如，在夏、商、西周时期，“都邑之布局已初具内城外郭这两大部分的雏形”，早期城市中有松散的郭区而无外郭城城垣，这是有考古学和古文献的证据支持的。

“大都无城”的形态就出现在这段时期，也是当时都城的主流形态。有趣的是，许宏先生没有开篇就讲先秦，而是略谈了魏晋以来的城郭形态，进而回溯汉代和汉代以前的都城形态。汉代以后，带有贯穿全城的大中轴线的礼仪性城郭越来越多，城郭还扮演了皇权威仪的象征角色，因此，城郭兼备的形态也就多了起来。但是，从二里头、夏朝到西周时期，王朝的首都虽多有变迁，但基本都是“大都无城”的样式。尤其是西周都城丰京和镐京，至今尚未发现夯土城垣或围壕等防御设施。究其原因，大致是与当时国力强盛、王畿地区有山川之险可依的优势有关。

进入春秋战国后，由于兼并战争频仍，列国都城的军事、防御功能凸显，就逐渐出现了宫城加郭城的“两城制”的形态，从“内城外郭”变为“城郭并立”。尤其是战国后期崛起的秦国都城咸阳，采用了一种“非城郭制”，并对汉代的城郭形态产生了深远影响。

除了政治、军事上的因素，秦汉“大都无城”背后是一种日渐开放的“天下”意识，这个理念与上古时代的国人心理一脉相承，用许宏先生的话来说，这归根结底是一种文化上的自信。其实，解读古代都城形态的变迁，当然不只是古建筑学上的旨趣，还在于借此呈现的民族心理、精神的接续与演化。

回归历史的语境

蔡辉

“中国古代缺乏科学精神。”多年以来，这似乎已成定论，被认为是清末以来中国文明走向衰微的根本原因之一。

此论忽略了两个前提：

首先，在前现代社会，世界各国普遍缺乏科学精神，毋宁说，科学精神是偶然的产物，不能以此为尺度来衡量历史。

其次，这个结论建立于清末民初，当时东西方科技出现了巨大落差，给人们以紧迫感，故急于“拿来”，无暇具体去考察历史、审视本土资源。

问题在于：急于“拿来”的结果如何？

不否认，承认差距、虚心学习是重要的，清末以来，中国人整体科学素质大大提升，前贤们的努力取得了显著成果。

同样不能否认的是，因过度强调，“科学”一词竟一度被神话，成为判断一切的标准，甚至大大僭越了它本应有的范畴。我们很轻松就接受了地球是圆的、人是猴变的（其实应为猿）等结论，但与此同时，我们也同样轻松地接受了人种论、社会进化论，包括梁启超都曾主张黄种应联合白种去奴役黑种、红种，直到今天，仍有不少人将“优胜劣汰”“适者生存”视为优先于道德的“天演”。

由于“科学”拥有至高无上的地位，高于道德、传统和文化等，导致现实中各种“伪科学”横行，只要打上“科学”的商标，谬误便可以顺利流传，不是走向“科学教”，便是成为“新迷信”，这提醒着我们：挣脱了历史脉络的“拿来”，其代价也是惊人的。

艾尔曼这本书的价值在于，它将焦点放在1550年至1900年之间，这是以往中国科技史叙述的盲点。曾几何时，一提汉唐，必然是科技辉煌，一提近代，必然是科技落后，这就给人留下疑问：一个曾经长于发明的国家为何突然落后了？本书告诉人们：此时期中国科技仍在发展，特别是明末清初，在传教士的帮助下，中国科技与世界基本保持了同步。比如：在《四库全书》中，便收入了哥白尼、第谷等人的著作；西方发明望远镜仅20多年，中国人便已掌握了相关制作技术，甚至还出现了《运镜图说》等理论书籍；明末清初，中国领导了世界军事革命（从冷兵器为主转向热兵器为主）……

通过爬梳史料，艾尔曼展示出更活泼、更生动的中国近代科技史，从而推翻了以往“僵化、颟顸、愚昧、保守”的定论，事实证明，中国人对现代科技始终保持着开放的心态，文化也许不是阻挡中国走向近代化的关键原因。

既然如此，西方科技又是如何逐步超越中国的呢？

也许，我们更应该关注制度因素，毕竟古代中国始终没有出现“科学家”这样的职业，也没有建立“科学院”“大学”这样的机构，故新发现、新技术只能靠工匠来传播，一方面抑制了实用性不强的新发现，另一方面，工匠们互相保密，影响了新技术的传播。更重要的是，古代中国的市场化是不完全的，特别是缺乏资本市场，因此无法充分奖励新发现、新技术，抑制了人们的创造冲动。

历史是前后有序的，而不是断裂的，否则就会将我们带入“千禧年情结”中，总想创造历史、开辟新纪元，以为我们正在进入全新阶段，只有充分否定过去才算完成 “自新”，才能脱胎换骨成为现代人。这种无来由的折腾，曾给我们带来巨大伤害，而只有回归历史本然的语境，才能帮助我们对抗这种虚妄，从此角度看，这本书的价值就绝不只是告诉我们几个“先前阔”的故事，给我们的祖先脸上贴贴金那么简单。

沙培德 (Peter Zarrow)是美国康涅狄格大学历史系教授，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国近代思想文化史。在这本书里，他并不采取直线叙述，而是以专题章节的形式，每一部的各章都用一种聚焦的眼光去考察晚清至新中国成立这几十年中的特定方面，包括政治、社会关系、思想、外交、经济等等，去阐发近代中国转型这一中心主题，再将它们抟为一体，编织入整体的叙述，避免了单一的故事线索，从某种程度上说是一种反教科书的作品。通过检查不同颜色的丝线，我们就可以看到外衣是怎样织成的。

托尼·朱特是研究战后欧洲历史的重要学者，于2010年去世。二战之后，法国知识分子在欧洲文化及政治生活中扮演着独一无二的重要角色，在这部经典著作中，托尼·朱特关注了包括萨特、加缪、波伏娃等在内的重要人物，并分析了知识分子群体内部的最大冲突，即如何回应共产主义的许诺及其背叛，以及在面对斯大林领导下的前苏联、共产主义的新东欧及法国本身的伪善时，如何维系对激进理念的坚持。这是一份战后法国知识界道德状况的研究报告，也是朱特对知识分子角色和责任的表达。

郭静云是台湾中正大学历史系教授，2013年曾著《夏商周：从神话到史实》一书，引起学界极大的关注和讨论。三年后她再推出《天神与天地之道》，在自己建构的学术理论和认知体系上，结合大量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对上古思想的缘起和真相进行了多方面的探索研究。三代青铜器和玉器的神秘造型及纹饰隐含了古人什么样的秘密？《周易》和道家思想的源头又在哪里？丰富的人类学、艺术学、宗教学知识背景，为这本文化研究著作注入更加丰赡的内涵。

彼得·阿克罗伊德于1949年生于伦敦东阿克顿，是著名英国传记作家、小说家和评论家。这是一部奇特的“传记”，呈现的对象是伦敦上下两千年的历史。从正史和民间传说到饮食和消遣娱乐，从黑衣修士会和查令十字街到帕丁顿和疯人院，从威斯敏斯特教堂和圣保罗大教堂到伦敦佬和流浪者，从移民、农民和妓女到大瘟疫、大火和二战空袭，阿克罗伊德用恢宏的城市历史、敏锐的观察、无数市民和访客的话语，揭示了伦敦如何在从远古到现代的历史洪流中淬炼成形。《名利场》杂志称誉道：“倘若伦敦能够给自己选一位传记作家，它肯定会选彼得·阿克罗伊德。”

孔庆普老先生1950年被分配到北京市建设局工作，从事市政设施养护事业四十八年。当年，建设局开始了至今争议不休的浩大的城市古建拆除工作，而他正是其中一位见证人。他曾出版多部著作，包括《北京的城楼和牌楼结构考察》和《中国古桥结构考察》等。《城》则是他的回忆录，他追忆了老北京几十年的风风雨雨，尤其是从事工作数十年来调查、维修、拆除的古桥、城墙、城门、牌楼、门楼的技术状况及实施过程，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

西班牙女王伊莎贝拉（1451—1504）是一位才华横溢、精力充沛的统治者，也是史上最令人着迷也最有争议的女性之一，其一系列决策对西班牙和拉丁美洲后来的发展影响且深且巨，还曾经赞助哥伦布的美洲探险之旅。这本书是关于她的一部扣人心弦的革命性传记，克斯汀·唐尼成功地恢复了伊莎贝拉在历史中应有的地位，力求将这样一位非凡女性放在特定的历史脉络中去描绘和解读，在精彩纷呈的故事中去展示人物的灵魂。

出生于斯里兰卡的加拿大作家、诗人翁达杰曾以著名的《英国病人》获得布克奖。《安尼尔的鬼魂》是他唯一一本以斯里兰卡内乱为背景的小说。翁达杰怀揣着对故土悲剧的隐秘伤痛，花费多年进行历史资料收集，甚至涉猎了书中相关的考古、法医学的研究，让小说叙事达到精湛的完美和准确。作家延续了他的诗意风格和片断式叙事结构，在对主人公的记忆和运命的层层揭露中，寄托了对故土失序的正义和荒芜心灵图景的哀伤与慰藉。

本书是俄罗斯白银时代卓越诗人奥西普·曼德施塔姆的夫人娜杰日达的《回忆录》第二卷，在曼德施塔姆重新被发现、接受的过程中，娜杰日达及其回忆录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于上世纪七十年代在法国出版俄语版，之后推出的英文版一版再版。在《第二本书》中，曼德施塔姆夫人娜杰日达的笔触依旧聚焦于丈夫，似乎在和已经离世多年的爱人进行隔空交谈。同时她也探讨了诗歌观念，写下了自己在二十世纪20到50年代的遭遇。

纳博科夫是美国著名文学家，但鲜为人知的是，他还是一位自学成才的鳞翅目分类学家，一生投身于南美蓝灰蝶研究。这本书就展现了他作为博物学家的侧面。

作者之一的库尔特·约翰逊也是一位善于研究蝴蝶的美国昆虫学家，他在书中以生动的笔法讲述了纳博科夫的“双L人生”（文学Literature和鳞翅目昆虫学Lepidoptery），展现他的研究成果，并带领读者重新理解科学与文化、科学与艺术的关系。

评委名单（不分先后）

李峥嵘  北京晚报

张玉瑶  北京晚报

王洪波  中华读书报

丁杨    中华读书报

蔡辉    北京晨报

刘悠扬  深圳商报

李礼    东方历史评论

黄帅    中国青年报

张弘    凤凰文化

宋晨希  搜狐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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