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士陵临 《杨淮表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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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士陵节临《杨淮表纪》

　　薛元明

　　《杨淮表纪》在汉隶体系中属豪放奇险、不守故常一路，风格介于《大开通》和《石门颂》之间。

　　黄士陵的这件临作非常奔放，与他的篆书乃至篆刻作品相对比，风格差异很大，甚至判若两人。尽管两种不同书体或两个不同门类，存在外在差异，但就气息和气质而言，有相通之处：其篆书多见短笔画，结构内敛，工稳古雅，气息醇厚；印风给人的印象多是中正平和、含蓄内敛，其实在很大程度上是从印刷品中获取的信息，精华被过滤了。看原蜕才能感受到锋芒的一面，刀痕锐利，笔画劲挺有力，极具视觉冲击力；若再将临作与其工笔画相比照，无疑存在着极其潇洒和极端工稳的巨大反差。然而不能不说，黄士陵的书画印风格是统一的，就像一个人存在喜怒哀乐的不同变化。只有从作品中读出不同的情态变化，才能说写出了真性情。理解一个大师，必须要从多个角度、多个方面去了解，否则就会流于一知半解，甚至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工稳中见流动，平整光洁配合内在的劲挺，才有艺术活力，没有这个前提，只能是死板的。

　　如果换一个角度来思考，就能够理解黄士陵作品中工稳和灵活的辩证统一：工稳、精确无疑是技法功力积累的需要，临作的“自由”则是在书写中注重自然发挥。精确的秩序感和自由发挥的灵活度，是一个大家不可缺少的两面。如果没有精到，自由可能变成“无度”。如果陷于工稳的程式中不能自拔，则沦为匠人。

　　赏读此件临作，不妨与黄士陵篆刻边款联系起来。不仅有幅式上视觉效果的原因，更主要是利用刀法的功力来表现笔法，运笔速度极快，犹如单刀侧锋，结体磊落跌宕，大小不一，夸张随意，不拘一格，如“左”字“工”部的处理，“令、举”二字笔画的拉长，有汉简意味，“邳、相”的偏旁部首反差对比，“弟、功、归、故、纪”等字皆见稚拙之味，不假雕饰，信手天成。杨淮表记》蕴藏多元特质，亦篆、亦隶、亦简、亦楷，自然融合，天衣无缝。书写过程中的自由和自然依托于个人的功力、才情、阅历等，缺一不可。作为一个书画印兼善的大师级人物，谙熟各种手法，得心应手、妙笔生花，但不能忽视最基本的法则——熟能生巧。

　　古人在临摹和创作之间，存在一个“日常书写”的状态，故而能够自然过渡。这个过程的本质就是“化”。临摹时，对“化”的理解和运用极为重要，但是知道“化”和真正做到“化”是两回事。“化”是中国文化中特有的发展观。《周易》中说：“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以化成天下”。上及宇宙，“大化流行”，下至人生，“教而化之”。“化”不强调突变而注重潜移默化，在临写和感悟的过程中，逐渐将不适宜、不协调的东西去除。书法意境的辩证性充分体现了“化”的核心内涵，包括动静相生、虚实相生、有无相生等三个层次，最终体现为对“气”的领悟和诠释。气在有形和无形之间，在虚实动静之中，必须做到融会贯通，才能生气勃勃。对于黄士陵这样的书画印兼善者而言，气息统一是更高意义上的统一。

　　黄士陵(1849-1908)，字牧甫，号倦叟，别号黟山人，安徽人。由于家学渊深，耳濡目染，黄士陵自幼读书、写字、制印、绘画并举，更对篆学发生兴趣，八九岁即操刀习印，年未弱冠已成名。后来成为篆刻“黟山派”的开宗大师，是晚清时期成就最高的书画篆刻大师之一。

　　《墨缘》小贴士

　　1、《杨淮表纪》这类东汉早期隶书的特点，在临摹之初，须细细琢磨：

　　一是篆意。笔画较细，体现出圆润高古的篆书意趣，所以，有意学习此碑者，最好具备一定的篆书基础；二是草意。草意是就技法而言，在书写时有一定的速度要求，体现出类似行草书的放浪意趣，表现在审美而言，就是率意，但率意不等于草率；再者，即便字形中蕴藏着行草书的意趣，在笔法上，仍然要严格按照篆隶书的笔法来临摹。

　　2、临摹时，既要注重篆意，做到笔笔中锋，又要在结体处理上体现出大小不拘、天真自然的趣味。把握好“度”。

　　3、宜用狼毫浓墨，狼毫有助于表现出笔画特有的劲道，浓墨有助于表现笔画的艰涩苍茫。

　　4、黄士陵是书画印兼善的大师，临作呈现出特殊的金石味，体现出书家的综合素养。有鉴于此，要想成为真正有实力的书家，笔墨之外的功夫不可缺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