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航校70周年：“鬼子飞行员”在中国当教官

中国首个女子飞行队，资料图。

“鬼子飞行员”在中国当教官

在日本九州都城市的一家旅馆里，一位年过古稀、身子骨依然硬朗的日本老人，一边回忆一边慢条斯理地向我讲述了他在中国的一段不平凡的经历。

故障让他捡了一条命

他名叫宫田忠明，出身于小学教员的家庭。1941年4月太平洋战争发生前夕，他从高等小学校毕业后，先后进入东京陆军航空学校、宇都宫陆军飞行学校，接受有关飞行的基础教育和训练，学习驾驶飞机，其后又在位于歧阜县的“实施学校”深造毕业。

1944年3月，宫田被派往中国东北，在侵华日本空军服役，担任侦察机驾驶员。

1944年12月下旬的一天，天气非常寒冷，一架美国B－29重型轰炸机从四川成都飞来。宫田奉上级命令，作为“特攻机”起飞迎战，由于B－29重型轰炸机很大，仅用炮火无法打下来，因此只能使用“特攻机”豁出命去同它相撞，宫田驾驶的虽是侦察机，也装上了炸弹，以便与敌机同归于尽。然而，当宫田启动引擎准备起飞时，突然发现飞机的轮子有故障，无法起飞，于是紧急命令另一架特工机对美军轰炸机发动攻击。

飞机轮子的故障使宫田留下一条命。

稀里糊涂地当了俘虏 

1945年8月15日，日本战败。约65万日本侵略军在中国投降。在中国东北，投降后的日本关东军所属部队，顿时成了无头苍蝇，四处乱窜。

宫田所在的沈阳日本第2航空军第4教练飞行大队也乱成了一团，当时部队一无粮草，二无弹药，人人感到走投无路。第4教练飞行大队是日本关东军的王牌飞行部队，拥有一批资深飞行员和教官，兼作训练飞行员。队长林弥一郎是一位经验丰富的飞行员兼飞行驾驶教官。林弥一郎想带十几个部下从朝鲜逃回日本，在逃亡途中被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抓获，宫田也在其中。

“日本鬼子”当上了教练 

1945年的冬天，对于宫田来说，是一个迷茫的冬天。然而，当宫田感到只有认命，做一名“战俘”的时候，他的命运却发生了急遽的转折：他与同伴们一起居然参加了东北民主联军，成了联军的一名战士。

在世界上发生的很多战争当中，曾留下了多少有关“战俘”的悲惨、黑暗、地狱般的遭遇的故事！然而，宫田没想到自己竟如此迅速、顺利、甚至是无拘无束地实现了从“战俘”到“战士”的转变。

中国有句老话说，“身在曹营心在汉”。虽说是自愿参了军，宫田的心态却是“身在中国心在日”，参军的主要动机就是为了最终能与同伴一起回日本，只是因为回国希望仍渺茫，为了眼下能够活下去才不得已参了军，与此同时，作为一名与蓝天结下了不解之缘的飞行员，参军的动机也包含了一缕重上蓝天的希望。

从1945年年底到1946年春，作为联军战士的宫田，在辽阳一带进行双引擎高等练习机的试验，并利用双引擎高等练习机在奉集堡、通化、牡丹江之间担任空中运输的任务，当时宫田所在的飞行大队有20架飞机。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中央下决心要建立人民空军。为了培养人民空军的飞行员，在1946年1月1日成立了“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收编了林弥一郎的日本航空队，林弥一郎同延安来的航空技术人员刘风、黄乃一、起义的蔡云翔共同负责航空队的工作。同年3月1日东北民主联军航空总队改为“东北民主联军航空学校”（东北老航校），航校先后任命原日军飞行员、飞行教官林弥一郎、黑田正义、平信忠雄、系川正夫、长谷川正等为飞行主任教官。

林弥一郎没想到自己居然从一名“战俘”变成了共产党的飞行教官，他向航校的领导提出：“不要以战俘来对待我们，作为飞行教练应该有下达命令、执行纪律的权利。”与此同时，还要求航校关心原日本军人的个人生活与身心健康，甚至提出帮助未婚者成家等要求。对此，航校领导都表示“没有问题”，吴修权还把自己参加二万五千里长征时用的一支勃朗宁手枪送给了林弥一郎。

东北老航校的诞生地——通化位于长白山山麓，是著名的“通化葡萄酒”的故乡，也是中国共产党在东北创建的第一个根据地——南满根据地的首府。航校诞生不久，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大举进攻下沈阳失守，四平吃紧，东北形势日趋恶化。为了避敌锋芒，航校成立才一个多月，就被迫离开通化向牡丹江搬迁，1946年5月，由通化向牡丹江的搬迁工作尚未结束，航校为尽快展开教学工作，迅速成立了两个飞行教员训练班，其中一期甲班12人，一期乙班33人，此外还成立了一个机械班。5月中旬全部学员进入了理论学习阶段，飞行教员训练班则在6月初开始飞行训练。到1946年11月，航校又从牡丹江迁往密山的东安机场。就在这时，宫田忠明被调入航校担任飞行教员训练班一期甲班的飞行教官。

“共产党的飞行教官”

正值严冬季节，气温降到摄氏零下40多度，冰天雪地，寒风凛冽，手一接触金属，就被粘下一层皮来。宫田走进一期甲班上课的教室，那是一幢长长的土屋，屋顶很低，窗户上挂着一层冰凌。昔日在战场上兵戎相见的敌人，如今变成了朝夕相处的师生。

面对年龄比自己大，又多是“领导干部”的学员，宫田要对他们的学习情况进行讲评，时时感到十分为难。其他日籍教官也有类似的畏难情绪。

航校领导及时发现日籍教官感到为难的情绪和处境，一再教育学员要注意同日籍教官建立良好的师生关系，服从和尊重日籍教官的指导。对于教学训练中的问题，校领导经常征求和倾听日籍教官的意见，不把日籍教官当成外人。

渐渐地，宫田感到教学工作好做了，同时觉得自己也能从学员那里学到很多东西。不过，也有的日籍教官由于长期受日本军队法西斯作风的影响，有时对待学员态度粗暴，引起了学员的不满和反感，一时间教官与学员之间关系紧张。航校领导发现后，一方面耐心教育学员识大体顾大局，虚心向日籍教官学习，另一方面诚恳地批评日籍教官，使其认识到法西斯军队的管教方式与革命军队水火不相容，帮助他们端正教学态度。还组织学员与日籍教官谈心，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促使师生关系日趋融洽。

当时，航校的生活条件十分艰苦，不要说肉和油，连细粮和青菜也没有，吃的是苞米窝窝头，飞行员和机务人员还要开荒种地，冬天下河塘抓泥鳅，春夏挖野菜，秋天上山打猎。住的房子全是因陋就简，没有取暖设备，冬天夜里冻醒了，就裹着被子在屋里转圈子。

宫田回忆说，即使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航校领导仍在生活上对日籍教官和技术人员给予力所能及的优待（也许是考虑到日籍教官和技术人员过去的待遇和生活水平较高的实际情况），保证他们平时能经常吃到大米、白面等细粮。每当日籍教官生病时，学员就主动带上在野外捡来的野禽蛋和采集的鲜花前去慰问。每当日籍人员见到中方战士吃的是玉米面、高粱米，而他们吃的却是白面大米，都非常感动。

宫田至今还记得当年航校领导满怀深情地对日籍人员说，“你们为航校建设做出贡献，中国人民是不会忘记的。你们现在为中国人民服务，也就是为日本人民服务。”

作为一名教官，最重要的是能够得到信任。宫田深深感到，自己在航校是被当作“自己人”，而不是“外人”。他还说，“其实，我的学员同时也是我的老师，他们勤奋好学的精神使我十分感动，从他们身上我也学到了很多很多。”

宫田忘不了同他一起走进航校的日本同胞的种种事迹：

有一次，一架重型战斗机在哈尔滨机场起飞时起火燃烧，驾驶该机的大队长吴凯无法从机舱逃脱，同在机上的机械教员井上猛不顾生命危险，将吴大队长救出。

飞行教员田畼公在器材不足的情况下，用日军留下的降落伞进行降落研究，在牡丹江成功地进行了降落试验。

飞行教员和田保工作踏踏实实，对飞机场的建设倾注心血，对每个学员的飞行经历和特点如数家珍，牢记心中。

1948～1949年解放军与国民党军交战时被包围，飞行教员长谷川正驾驶双引擎高等练习机突破敌人的炮火封锁，向被围困的解放军投掷地图。

当上女子飞行队的教官

天空翱翔着年轻的练习机群，在急升，在俯冲，在盘旋。

驾驶飞机的是航校的女学员。1950年初宫田忠明与长谷川正、刘善本被委任为第一批14名女飞行员的主任教官之一。刘善本原是国民党空军的飞行员，于1946年驾机起义，飞抵延安，同年9月赴东北参加航校的建校工作。

宫田说，女学员们的刻苦学习的精神，给他留下了终身难忘的印象。

这些女学员都出生在南方，初来东北，生活非常不习惯。然而，她们和男学员一样津津有味地啃玉米饼子，吃高粱米。在寒冷的冬天，飞机起飞需要用手摇开车，姑娘们的双手冻出一道道血口子，她们硬是咬着牙挺了过来。为增强身体素质，她们练长跑，和男学员一起打球。有的人为了克服呕吐，甚至把汽油瓶带在身上。

就是这14位军中女杰，仅用7个月的时间，平均每人飞行77小时44分，就全部飞上了蓝天。同时学习的女空中领航员、空中通信员和空中机械员41人也先后毕业。55人个个学成，无一掉队。从此，中国广阔的蓝天上，有了“不爱红装爱武装”的女性的身影。1952年3月，新中国第一批女飞行员驾驶6架飞机组成梯形编队，飞过天安门上空，接受了毛主席的检阅。

成绩斐然的东北老航校

1949年底，东北老航校改称为“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七航空学校”。

从1946年3月到1949年12月的3年零9个月的时间里，东北老航校在艰苦恶劣的环境中，克服重重困难，组织飞行3280小时，起落了21788架次，为党和人民培养了第一批飞行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其中有飞行员126名，领航员24名，机械员322名，站场学员38名，通讯学员9人，仪表学员6人。正是这批学员后来成为创建人民空军的骨干。

3年零9个月，对于培养一名飞行员来说，时间不算太短。然而，东北老航校是在多么艰苦的条件下完成党和人民所交给的任务的啊！

因为条件所限，东北老航校的学员一般只飞行十几个小时就放单飞，这在世界航空史上也是罕有的奇迹。东北老航校不愧是有中国特色的、中国人民航空事业的摇篮。

老航校的学员能够在如此艰苦的条件下一批批地成长起来，是与日本教官的严谨的工作态度和科学精神分不开的。

宫田说，他在工作中总是以过去的“老上级”林弥一郎作为榜样。

就拿后来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一举击落了号称美国空军王牌飞行员戴维斯而闻名世界的战斗英雄张积慧来说吧，在最初放单飞时，由于出了一点小毛病，被以“严厉”著称的林弥一郎禁止放飞。张积慧看到别人都放飞了，只有自己被“卡”下来，心里还感到委屈、不服气。然而，林弥一郎说，身为教官如果对学员不严格要求，那就是对学员、对中国人民的“最大的不负责”。在林弥一郎的精心指导下，张积慧又刻苦练了起来。最后他的单飞放得非常成功。

在包括以林弥一郎为首的日籍教官的、中日双方的领导和教学与技术人员的努力之下，从东北老航校毕业的张积慧、王海、刘玉堤等一批飞行员，成为震惊世界航空界的战斗英雄。

1949年8月，开国大典前夕，时任中共中央军委航空局局长的常乾坤领受了一项光荣的任务：派空军战士参加开国大典阅兵式。经过挑选，参加空中阅兵的23名飞行人员全部来自东北老航校。

1949年10月1日，北京举行了开国大典的阅兵式。从东方而来，整齐而矫健地飞过天安门的机群吸引了全世界的目光。多少人感到惊讶：中国人民解放军竟然如此之快就建立了自己的空军！其后，在朝鲜战争中，年轻的新中国空军的英勇善战令华盛顿惊呼：中共驾驶员何以有此精良的战术？当时，很少有人知道，在这奇迹的背后有“日本鬼子”当上了飞行教练的动人故事。

转眼到了1954年。春天来了。山坡上的积雪融化了，跑道上长出青绿的小草。一群新学员站在跑道边上望着蓝天，每个人都在遐想着飞上蓝天的梦。

宫田深情地望着这批年轻的新学员，不禁热泪盈眶，因为他就要离开这些充满朝气的年轻人，就要告别他奋斗与生活了将近8个春秋的航校。当师生们依依不舍地相互告别的时候，有多少人的眼睛里噙着激动的泪花。

1958年，宫田终于从山西省太原回到久别的故土日本，回国后他靠耕种一小块农田维持生活。从1960年开始担任为百货店送货的汽车驾驶员，后来做建筑器材商店的店员。1996年3月退休。

宫田说，中国是自己的“第二故乡”，他回国后的人生之旅曾是、也将永远是同自己对东北老航校的怀念形影相随。

冯昭奎（中国社科院日本研究所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