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血荒不断,中国人为什么不愿意献血?

2016-04-28 05:25:04 来源: 网易 举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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靠血贩解决血荒,归根结底是无偿献血制度的落后。

血荒一直存在,在偏远贫困的农村地区,有偿献血的观念和庞大的卖血群体也从未消失。

自80年代后期,为完成“计划献血”的指标,地方政府官员鼓励农民卖血。早期的血贩曾在供血者与血液中心之间,光明正大地承担“中间商”的角色。

官方与血贩合谋的“血浆经济”,导致的大规模病毒感染,这是血库及血液中心形象在中国人心中崩塌的起点。

1992年,河南省卫生厅与省红十字血液中心签订承包经营合同,目标竟陡然超过历年最高水平两倍之多,试图超额完成计划献血的指标。其下辖各地疾控部门、卫生部门、医院,药厂,甚至血贩个人开办的非法的采血站大规模涌现,1993年时驻马店地区有33家商业血站,而信阳地区则上百家之多,采集来的血液再倒卖给医院和药厂。低成本的“血浆经济”使得农民“增收”,同时地方政府完成献血指标,还养活了一批血贩,被视为带领农民贫困人口脱贫的动力产业,从15岁到60多岁的农民纷纷加入这场“以血致富”的大运动。

在血液市场中,采血分为全血和成分血两种,而成分血中血浆供给主要就是来自计划时代农村的有偿献血“传统”。血浆从献血者的全血中分离提取,其他部分重新输回献血者体内。为了加快采血速度,往往会将前一位供血者分离出的不需要的成分血,直接输给下一位供血者。因此,血浆提取曾是血液市场病毒传播的重要载体。南京医科大学研究者高小飞等人的研究发现,在中国血浆捐献者感染乙肝病毒的概率是捐献全血的三倍。

在早期的血浆买卖中存在大量不卫生、不规范的医务操作,例如使用非一次性静脉输液器,甚至将多人的血液直接混合、降低提取血浆的成本等等。1994年河南省因输血爆发传染性病毒包括艾滋病毒、肝炎的扩散,致使成千上万人死亡,其中一部分活下来的病毒携带者背井离乡,结婚生子,形成了中国国内最大的一次人口迁徙。直到今天,美国的无偿献血中心依然会在献血前的调查问卷中,严格限制当年在河南、贵州等省份出生或生活过的中国人他们的献血资格。

河南省艾滋病毒爆发后,政府关闭了省内的个人商业血站,并在1998年颁布《献血法》,禁止血液买卖。政府为填补血液供应缺口,要求国企员工、学生以及军人义务献血。

直到2004年,中国才开始真正实行自愿的无偿献血制度。同年,河南省因血浆捐献感染HIV的人数超过25万,加上吸毒感染者占到HIV感染总人数的三分之二以上。

艾滋重灾区的河南血站被关闭后,血贩前往更偏远、贫穷的广西、贵州等地,开辟了新的供血源。2004年贵州有23个血浆站,到2006年增加到25个,提供了全国40%的血浆供给,俨然成为中国最大的血浆供给源。然而,商业血站的不卫生操作无法遏制悲剧的再次发生。2006年1月,贵州省公开卫生数据显示,乙类传染病(HIV、乙肝等)的发病率、死亡人数和致死率分别增长了21.36%、65.38%、36.28%。同年,贵州当地政府因肝炎扩散,关闭了所有商业血站。随后政府敦促商业血站改善卫生环境,2007年又重新开张,所有权合法转移到了制药公司手中。

重新整顿后的商业血站,降低了病毒感染的风险,同时也培养了一批职业卖血者。他们在《献血法》所规定的最低时间间隔——每半个月献一次血浆。耶鲁大学研究者陈曦(音译)选取了贵州省2006年尚未参与卖血、2009年参与卖血后的2507个样本,研究发现,一方面职业卖血者靠血液买卖的收入养活家庭,2007年为了稳定浆源,贵州省制药公司所属的商业血站营养费提高到每人140元,一月两次,一年月约3000元收入,比当年贵州省农民人均纯收入还略高一些。另一方面陈曦通过对比发现,长期为商业血站供血,对职业卖血者的健康造成了一定负面影响,包括体力衰退和更高的肝炎感染率。频繁地献血,让这批职业卖血者很难再回到体力劳动中。

2012年卫计委的《血站管理办法》禁止制药公司从公益性卫生机构买血、提取血浆,表面看似阻断了血浆的主要供应来源,商业驱动下的血浆买卖依然在血液黑市悄然流行。

短短几年间试图建立可以满足供血需求的无偿献血制度,无益于痴人说梦。

时至今日,占多数人口的农村无偿献血率远低于城市,据于2010年合肥市《无偿献血登记表》的统计结果,在拥有31.8%农村人口的合肥市,仅有1.6%的无偿献血来自农民。另一非省会城市南昌市占总人口 54%的农村居民献血比例只有3%。除了在农村流通的采血车相对城市较少的客观条件,更重要的原因是有偿献血的意识和大规模卖血者一直存在。

据世界卫生组织的报告,2011年中国无偿献血人数占总人口0.9%,远远低于同期美国(6%)、日本(7%)及欧美等其他国家平均水平(4.5%),而台湾在1974年就已达到5%。世卫组织认为,无偿献血人数占到国家总人口的1%-3%才能满足基本的供血需求。

边缘贫困地区的供血者被商业血站掏空,流向血液制药产业。只有在公益性卫生机构的无偿献血用于临床医疗,农村无偿献血率奇低,城市成为了无偿献血的主要来源。流动在城市角落的采血车,主要采的是全血,用于普通人的临床医疗。作为无偿献血的主力,城市献血者在无理的献血规则、落后的献血条件、恶劣的献血环境面前望而却步。

不仅求血者面临血荒靠血贩解决的残酷现实,献血者同样面对着落后别国几十年的无偿献血制度。

2012年之前,《献血健康检查要求》规定初次献血者的年龄不能超过50岁。为解决庞大的血液供应缺口,2012年卫计委通过新的《要求》,献血者年龄上限更改为60岁。国际通行的献血年龄上限是65岁,美国则没有上限。事实上,献血者的年龄限制并没有科学依据。美国红十字会研究者Eder等人的研究发现,30岁以上人群,献血后可能出现的不良反应与年龄增长没有相关关系。

即使提高献血者的年龄上限,也没能解决中国血荒的问题,因为中国74%的献血者在30岁以下,年龄越大的人越相信献血会破坏中医所说的“气”。真正筛选掉众多献血者的,反倒是一些无关痛痒健康指标。每位志愿者献血之前都需要进行健康测试,包括血型、体重、病史问卷调查、血红蛋白指标、HIV、乙肝等传染病携带检测,甚至包括心跳速率以及血压此类与献血反应没有科学相关性的项目。

与此同时,与献血后不良反应攸关的健康指标却低于国际标准。中国要求男性献血者的血红蛋白指标最低120g每升,女性最低115g每升,低于美国、加拿大通行的最低标准125g每升。设定血红蛋白最低标准的意义就在于保障献血者的健康,加拿大红十字会血液中心研究者Krikler等人的研究发现,在血红蛋白高于115g每升的重复献血的女性中,仍有67%实际患有缺铁性贫血。

如果说血红蛋白需要考虑不同种族群体的体质因素,传染性病毒携带情况的测试的重要性则是无国界的。中国血液中心主要采用的是乙肝病毒(HBsAg)和谷丙转氨酶(ALT)两个快速血样检测。其中ALT值是临床上进行肝功能测试的一个主要标准,2012年后开始实行的《血站操作技术流程》,规定ALT值大于40u每升的献血者不能献血。血液从采血车到正式进入血库之前,还会进行一次ALT检测,超过该标准的血液同样必须报废。

但靠“检测ALT值来预防HBV病毒传播感染”尚没有得到科学论证,甚至存在争议。ALT值升高并不止肝功能出现异常一个原因,两者之间并非充分必要关系。因转氨酶非常敏感,正常人在一天内的不同时间检查都可能出现波动。健康的人在剧烈运动、劳累过度或吃过油腻的食物后,转氨酶都会暂时升高;同时血液样本入库之前的处理、保存、检测等质量控制的操作,都可以影响检测值。仅靠ALT值无力说明献血者真实的健康状况。而在接受健康测试的献血志愿者中,有3.4%仅因ALT值升高被通知推迟献血、已捐献的血液产品被报废,占血液检测报废率原因的首位。实际操作中,献血中心不会严格区分“延迟献血”和永久性拒绝献血,直接拒绝给“延迟献血”的献血者无形中增加了精神压力。

北京红十字会血液中心研究者任芙蓉等人抽取了2008年1月至2009年2月间,五家血液中心(成都、洛阳、昆明、乌鲁木齐、绵阳)5521个合格采血样本,以及5034个因ALT值过高被归为不合格的献血者样本,重新进行乙肝病毒核酸筛检(NAT)。发现两种样本中分别出现5个(0.091%)和4个(0.079%)乙肝空窗期病毒携带者。这说明仅靠检测ALT值,也不足以降低血液捐献中乙肝病毒传播的风险,美国、日本、德国等国的血液检测中早已不再使用ALT检测,而广泛采用上述试验中的乙肝、HIV、丙肝核酸筛检。混合血样的核酸筛检可将乙肝、丙肝和HIV感染的平均“窗口期”缩短至 9、59 和 11天。核酸筛检还可检测出因病毒变异、免疫沉默性感染、人工操作错误等原因而漏检的污染血液。

除了被血液检测方法落后的健康测试拒绝,献血环境落后也是中国人献血积极性不高的主要原因。中国97.9%的无偿献血来源靠移动采血车或献血站,其中53.4%来自移动采血车。相比采血车,采血站的环境更好,重复献血率也更高,献血后出现不良反应的风险更低。恶劣的献血环境也很难留住重复献血者。根据广州、辽宁、南京、盐城四家血液中心2000年至2010年之间的无偿献血登记数据,63.3%的无偿献血来自初次献血者,仅有18.9%的志愿者会重复献血。55.7%选择不再献血是因为在采血点等待或采血时间过长,仅有15.2%是因为献血后存在不良反应。

于方 本文来源:网易 作者:于方 责任编辑:于方_NX2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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