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儒丐：承启旗人小说的文学传统(组图)

　　唐山

　　因《梅兰芳》被迫离开京城

　　用“国家不幸诗家幸，赋到沧桑句始工”来说穆儒丐，再贴切不过。

　　穆儒丐，本名穆都哩（穆笃哩），满语都哩意为“龙”，学名六田，字辰公，属正蓝旗，1885年生于香山健锐营。健锐营是清八旗中的一支特种部队，历史上曾屡立战功。

　　穆儒丐少年时遭遇八国联军攻占北京，他曾写道：“国破家亡，是很惨的事，不想我小小年纪，倒是亲眼看见。”“我们的摇篮、祖宗的都会、神灵式凭的所在，已被八国联军打破了。”

　　1905年，穆儒丐被官派留日，先在早稻田大学师范科学历史地理，3年后毕业，又继续学习了政治和财政。他后来曾写道：“仿佛维新事业、立宪政治都加在我们的双肩，便是我们的自负，也是这样，当时满腔热血都拥了上来，誓不负父老所期。”

　　1911年4月，穆儒丐学成归国，并通过了清朝归国留学生科举考试，正准备去当官，适逢辛亥革命，清廷灭亡。根据《优待皇室条件》规定：“八旗禁军归民国改编，饷如旧”，但事实上并未兑现，致使健锐营“营子里拆毁的不像了，一条巷没有几间房子存着，其余的都成了一片荒丘”。

　　据穆儒丐自称，当时有朋友要介绍他入某党，许以议员之职，但他说：“我实在不能与他们同流合污，自损清白，所以我一概拒绝，慨然以卖文为活。”后在《国华报》中任编辑，该报是安福系（段祺瑞主使）的传声筒，日出两张，社长为乌泽声，是穆儒丐留日同学，小说《北京》即以这段经历为底本。

　　1915年，穆儒丐开始在《国华报》上连载长篇小说《梅兰芳》，却意外遭祸，“为有力者所劫、勒令停刊”。

　　所谓“有力者”，即小说中的马幼伟，真名是冯耿光，人称“冯六爷”，在袁世凯手下领陆军少将衔，后成为大银行家，冯与梅家是旧交，文公达曾说：“兰芳虽是冯六爷一班人捧起来的，外间那些人，妒忌他尽说些脏话，那是不可轻信的。”

　　穆儒丐的小说得罪了冯与梅，报馆被封，失业下岗，只好离开北京，而这一去就是近30年。

　　跳出传统章节小说窠臼

　　1916年，穆儒丐来到沈阳，投身《盛京时报》。

　　《盛京时报》是日本人在沈阳办的一份汉语报纸，是当时日本政府对华文化侵略的工具，穆儒丐初期写过时评，后创副刊版并任主编，其间笔耕不辍，几乎每期都有他的文章，有时一期竟有好几篇，分别署名儒丐、丐、肥丐等，此外还创作、翻译长篇小说9部。作家金小天曾说穆儒丐：“短暂的二十年。这二十年间他连一年、一月、一天都没有休息过，不停地执笔创作。对于读者来说当然是捡了便宜。”

　　此时穆儒丐开始大量涉猎世界文学，还翻译了仙求为威（显克微支）、谷崎润一郎等人的作品，并重译了雨果的《哀史》（悲惨世界），此前苏曼殊曾与陈独秀合译过该书，但二人都不懂法语，只能依据日译本，而当时日本亦只有简写本，苏曼殊译了一部分，为迎合时局需要，干脆自己创作，仅几万字便匆匆结束。穆儒丐的译本有20多万字，但也只是原书很少的一部分，且属半创作。通过翻译与阅读，大大拓展了穆儒丐的视野。

　　写《梅兰芳》时，穆儒丐尚未脱离传统章回体小说的俗套，可到了《香粉夜叉》，风格一变，故事完全按西方小说架构，且使用白话，并取消了传统小说中“说书人”式的全能视角，还加入了心理描写，并使用倒叙、插叙等外国小说的写作手法，令人耳目一新。此外，穆儒丐还刻意模仿当时风靡日本的社会小说的写作技巧。

　　在东北，穆儒丐的这些尝试都是开创性的，时人称：“在满洲的各种报纸杂志上，少见有人创作过小说，尤其是少见有人翻译过外国名著，只有穆先生能创作，能翻译，更能在彼时纯文言势力之下，率直的以白话文来写作，而开语体文的风气之先。”

　　继承“旗人小说”文脉

　　虽采用了新写法，但穆儒丐也未放弃旧小说的优点，正如他所说：“我不敢反对新文艺，而且很喜欢它；我也不敢辱骂旧文艺，因为我的洋楼还没盖成，旧房是我所住的，我们依旧保护、爱惜，而且也觉得它很有趣味。”

　　穆儒丐所继承的，就是从曹雪芹到文康延续下来的“旗人小说”的传统。

　　胡适先生曾说：“旗人最会说话，前有《红楼梦》，后有《儿女英雄传》，都是绝好的记录，都是绝好的京语教科书。”

　　清代京城旗人构成了一个独特的文化圈，以《红楼梦》为例，初期只在旗人圈中传播，目前找到的所有版本，均与旗人圈相关，包括“蒙古王府本”，亦出自蒙古八旗。《红楼梦》风行多年后，当时文坛领袖龚自珍仍对其不屑一顾，估计他并没读过，仅仅知道是“禁书”，便匆匆下了判断，圈内外信息落差之大，可见一斑。

　　正是这种悬隔，使“旗人小说”形成了独特的审美特色，如语言生动幽默、注重细节、故事曲折、擅长白描等。

　　在穆儒丐的代表作《北京》中，有许多幽默的句子，如“现在当议员的，有两件流行品，彼此夸耀，第一是马车，第二是姬妾”“什么税局呀、官公局所呀、县知事呀，自然是给一种费不着脑筋的人预备的”“好人是过去或未来的事，现在绝其没有好人。现在的好人除了一死，万也表显不出怎样才算好人”。

　　在《徐生自传》中，穆儒丐讽刺武备学堂考核学员时虚与应付，写道：学员只要能托起步枪就算合格，“每名学生每月津贴二两银子，假如没有庚子之乱，这个学堂颇可以养老”。堪称入木三分。

　　穆儒丐小说中大量使用北京方言，如气骨、鼻味、随活等，今天虽已不常见，却仍给人以亲切感。

　　写出一个时代的悲凉

　　除技术因素之外，穆儒丐的小说之所以感人，还在于它忠实地展现了大变动时代普通人的苦难与无奈。

　　清朝灭亡后，大量贫困旗人生计无着，据关纪新先生《风雨如晦书旗族》中所引材料：当时北京城常住人口120万，其中三分之一是旗人，在这四十万人中，只有很少人尚有生计，也只有很少人能够体面地谋生。在9000名警察中，至少有6000名是旗人，而穷旗人最流行的职业是拉洋车，当时京城有3000辆洋车，每辆洋车两个人拉（一个白天拉，一个晚上拉），因此有6000洋车夫，但这卖苦力的活不能再养活第三个人……许多非常漂亮非常年轻的姑娘在妓院里卖身。天坛附近的天桥大多数的女艺人、说书人、算命打卦者都是旗人。

　　老舍先生在《正红旗下》中也说：“就连开食品杂货铺的山东人和山西的贸易商也渐渐对旗人顾客很不客气。他们还把眼睛瞪得和包子一样大，嘲笑旗人吃了东西后不付钱。从此再也不肯赊账，一块冻豆腐也要以现金结算。”

　　受歧视之外，贫困是另一道枷锁，让好面子的旗人们备尝尘世辛酸，在小说《北京》中，男人不得不去当苦力拉洋车，年轻女子被逼良为娼，在街头，几名壮汉威逼一位衣衫褴褛的老人，竟公开骂道：“你别不言语呀，你当初借钱时说什么来着，恨不得管我叫祖宗，如今真个装起孙子来了？今天有钱还则罢了，如若没钱，我碎了你这老忘八蛋造的!你当是还在前清呢，大钱粮大米吃着，如今你们旗人不行了！还敢抬眼皮吗？你看你这赖样子，骂着都不出一口气！”

　　更凄凉的是，在贫困的压力下，人们道德沦丧，正所谓“土著人民一天比一天困苦，家里有女儿的除了学戏便是下窑子。仿佛这两行倒是一种正当营业了。”为逼外甥女当雏妓，姨妈黄氏竟说：“我问你，锅里能煮廉耻吗，身上能穿廉耻吗？什么都是假的，饿是真的。如今没有别的法子，先得治饿，别想再当旗人了！”

　　然而，当一个时代车轮滚滚向前时，又有多少人听到了这些底层人民的悲鸣呢？在《北京》中，穆儒丐借二奶奶之口讽刺道：你们管捣乱叫自由，管阴谋叫自由，管包办选举叫自由，管挑拨政潮叫自由，管贪赃受贿叫自由，管花天酒地、纵情恶煞叫自由，管自行己是叫自由。除了你们自己的私欲，你们还懂得什么叫自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