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咸炘 博学多才的学者(图)

　　刘咸炘（1896—1932），字鉴泉，四川双流人，是民国时期一位博学多才的巴蜀学者，主要从事教育、学术。从1916年20岁担任尚友书塾教师到1932年不幸因病去世，这16年期间，作为教师，他循循善诱，深受学生爱戴，育才无数；作为学者，他著书立说，深受同行敬重，是一位英年早逝，博学多才的巴蜀学者。

　　家学渊源 被张澜聘请任教

　　1896年11月29日，刘咸炘出生于成都纯化街一个书香门第之家——“儒林第”祖宅。刘家家学深厚，在这种熏陶里，刘咸炘自幼聪慧好学，在五六岁时，跟从父亲及兄长刘咸荥学习古代文献。他18岁时，其父病逝，在兄长刘咸荥的教导下，开始研究古代文献的著述体例并详细研读东汉班固的《汉书》，随后又研读清代章学诚的《文史通义》，初步掌握了学术研究的写作原则与方法。22岁时，他写成《汉书知意》四卷，后来，在刻苦研讨中国古代史籍的基础上，又相继写出《太史公书知意》、《后汉书知意》、《三国志知意》三部书，基本上形成了自己的学术思想和写作风格特点。

　　1916年后，刘咸炘担任成都尚友书塾塾师。该书塾是他的二哥刘咸焌于1915年创办的，最初叫明善书塾，地址在成都纯化街延庆寺内，是当时成都最有名的私立学校。该校的行政工作由刘咸焌负责，教学计划课程则由刘咸炘具体负责安排。1926年，张澜出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校长，广招社会贤达和有学之士到校任教。次年，刘咸炘被成都大学聘为教授，主讲中国古代经学、文献目录学等课程。

　　刘咸炘在30岁之前，基本上没有离开成都。1931至1932两年之中，他先游青城，再游峨眉，并在1932年夏天，登窦圌山，游剑门关，都有游记和诗歌之作。刘咸炘游剑门时，受了暑热，回成都后就染了重病，不到一个月，于1932年8月9日不幸咯血而逝，年仅36岁。

　　交友广泛 与蒙文通等人相从甚密

　　刘咸炘在自述中曾说：“余年三十，而足不出百里。间所与游者，惟姻党及父兄门下。丙寅出教国学，始得新交数人”。1926年，张澜出任成都大学（四川大学前身）校长，广招名师出任教师。次年，刘咸炘与蒙文通、彭云生、吴芳吉、唐迪风、卢冀野等人相继受聘为成都大学教授。至此，刘咸炘与上述几位同事结为学侣，学术交流范围大为扩展。

　　在学术交流中，刘咸炘与蒙文通来往最多。蒙文通（1894-1968）为四川盐亭人，名尓达，因与刘咸炘等同时受聘于成都大学而相识。

　　蒙文通最用心、最尽力推介刘咸炘之学。1935年，他在北京书市无意中发现刘咸炘的书后，随即做出书评，指出刘氏《唐学略》、《宋学别述》、《近世理学论》、《明末二教考》及《长洲彭氏家学考》五篇“搜计之勤，是固言中国学术史者一绝大贡献也”。蒙文通在不同的文章中，十分推崇刘咸炘对两宋史学、道教等领域的杰出贡献。

　　刘咸炘与吴芳吉的交往始受聘成都大学之时。吴芳吉（1896-1932），字碧枊，号白屋吴生，现代著名诗人。吴芳吉自称与刘咸炘“半友生半私淑之弟”，深信并笃行刘氏修德之说，他的生卒年岁也与其天然巧合，且二人志同道合，在不同领域都有非凡成就，萧萐父先生称他们为“近世蜀学史上的双子星座”。

　　刘 咸 炘 与 唐 迪 风 交 往 也 非 常 深 厚 。 唐 迪 风（1886-1931），四川宜宾人，名铁风。现存刘咸炘著《唐迪风别传》，以简练的笔调刻画了迪风其人其事，追述了他们之间的交往。《别传》记道：“迪风好谈尤甚，亦忙不暇谈。”二人时有论辩，“迪风与余高谈，则相争者一，而相应和者九。”唐迪风虽研究史学，也不排斥理学，曾对刘说：你的理学当今多流传，道理不可空讲，必须以史学为身体，当今非此不能正邪说。应以经史之间，相得益彰。

　　刘咸炘与彭云生交往甚多。彭云生（1887-1966），四川崇州人。1913年考入成都国学院，与蒙文通是同学。1927年受聘成都大学时，他与刘相识。后在成都敬业学院一起共事，彭在该院任教务长，蒙文通任史学系主任，刘咸炘任哲学系主任。彭先生深谙宋明理学，勤于著述，多以五言诗闻名国内学界，但多半未正式刊行。

　　在学术研究中，刘咸炘还十分关注和吸收当时著名学者梁漱溟的伦理本位、乡村建设思想。梁漱溟既是民国老辈，又是很有名气的学者，当时其影响远播四川。早在梁、刘未曾联系之前，刘著书中已多处引用梁氏之说。1930年，双流徐利君到北平拜访梁漱溟，二人相谈甚欢，因徐利君是刘咸炘得意门生，梁氏因此而了解了刘氏之学。抗战时期，著名学者梁漱溟来成都讲学时，对人曾说：“余至成都，唯欲至诸葛武侯祠堂及鉴泉先生读书处”，并把先生《外书·动与植》这篇文章转载入《中国民族自救运动最后觉悟》中，作为附录。

　　不喜入仕 婉拒吴佩孚

　　刘咸炘一生一边教学，一边研究学问，不喜欢为仕途奔走。北伐胜利后，直系军阀吴佩孚失败逃至四川成都，到处网罗人才，企图东山再起，曾致函刘咸炘到家门造访赐教。刘咸炘婉言推让，只约在草堂祠会面。在会谈中，刘咸炘只谈学术问题，不涉及政治。结果吴赠送刘咸炘对联一副，折扇一柄，双方始终未能就政治合作问题达成协议。1930年，四川督军刘湘曾约刘先生出任二十四军军部秘书长，他亦婉言谢绝。

　　在尚友书塾主持教务工作时，刘咸炘对读书的学生，凡家境贫寒，无力就学者，都免缴学费，并供给伙食，不使废学。刘咸炘还曾为使学生能深造有成，筹集经费，就书塾设研究班，按季发助学金，以赡膏火。在敬业学院主讲国学时，许多学生要求到塾内听课，刘咸炘特为这批人（当时称为“塾外生”）在星期天讲课。学生中凡有成绩的，不论大小，他都要加以奖励。资质下等的，更是尽心诱导，耐心扶持，希望得到长进。在任敬业学院哲学系主任时，他招考了12名学生，计划作为重修宋史的助手，并着手收集资料，组织班子，写了一些有关宋史的论文，收入《右书》中。

　　刘咸炘平时含默寡言，少与人争论，但遇学界至交，总是滔滔不绝于口。通过一些书信可以看出，刘咸炘经常以蜀学个案对传统学术（即影响蜀学的弊端）、传统学术与西学交流（即用西方学术的方法来研究中国传统学术理论）等问题与蒙文通、彭云生、吴芳吉、唐迪风等人进行学术交流。从与好友的交往来看，刘氏与蒙文通的学术交流最多。据蒙文通先生回忆，每逢月明风轻的夜晚，刘咸炘总要购买一些干果好酒在学院或室外休闲场所，与好友一边赏月，一边探讨学问，上下古今，畅谈畅饮，直到深夜。

　　刘咸炘的教育、学术生涯很短。作为学者，他才华卓越，渊博精深，笔耕不辍，著述刊行达231部、475卷，350册，总称为《推十书》。800多万字的皇皇巨著波及当时，影响至今。著名学者陈寅恪在抗战时期来成都华西大学讲学，到处收集购买刘咸炘的著作，认为刘咸炘是四川最有识见的学者。

　　刘咸炘没有受过正规的高等教育，是一位自学成材的著名学者。1924年他编写《蜀诵》定稿后，送请四川省通志馆馆长宋育仁阅读。宋育仁看到他的文稿之后，大为赞扬，即将稿本交给通志馆全体人员传阅，以此为楷模撰拟《四川通志》。新中国成立后我国学术界出版的文献版本学及目录学著作引用他的论点或书目很多。2005年，《推十书》（增补全本）20册被确定为教育部人文社科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后由上海科技文献出版社陆续出版发行），同时列入《巴蜀文献集成》，继《槐轩全书》之后，成为蜀学最重要的学术著作之一。

　　刘咸炘一生勤于著述，涉及内容广泛。据徐国光、王道相在1936年编成的《双流刘鉴泉先生遗书总目》统计：刘咸炘一生著述“凡二百三十一种，一千一百六十九篇，四百七十五卷，三百五十册”，总称《推十书》（“推十”是先生书斋的名称），其内容囊括哲学、史学、文学、方志学、经学、宗教学、书法等多学科领域，书中精妙圆融之语甚多，往往思前人所未思，发前人所未发。

　　文邓绍辉（作者系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